一、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东北前做了哪些准备呢？
1、除了经济和文化的入侵以外，日本的军事人员及间谍（例如，1931年东京参谋本部长勇大尉、森纠大尉、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对东北的侦查，1929年开始的“参谋旅行”）就已经开始了解东北的方方面面了，自《田中奏折》开始从东北军政人员内部进行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杨宇霆就是亲日派，后续又有1931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1931年度形势之判断》、1931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1931年6月9日日本陆军省五课长会议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对策之大纲》，
石友三叛乱，1931年7月，日本关东军两广支持阎锡山、石友三、韩复渠结成同盟反张学良，由关东军参谋步兵少佐新井匡夫和日本航空大连分所长预备役大佐麦田平雄护送阎锡山从大连回山西，策动已投靠张学良的晋军商震部，从背后夹击张学良，牵制张学良于关内，广东方面也派出代表邹鲁去大连联络阎锡山，几方密谋调虎离山（《东北军史》181、186页），以便于日军在东北发动“9.18”事变。
918前夕文化社驻日神户记者鲍振青向张学良发电报，告知日本要出兵东北；另外就是告知两广军阀勾结日本，让石友三在华北反蒋牵制张学良主力部队，配合日本918行动。下面是两广陈友仁去日使命：
招请上校以上之军官七名为广东军事顾问；招请兵工厂二十名为广东石井兵工厂技工；向日本订购机关枪约一百万元；向日本海军省购旧巡洋舰四支；请日本援助北方石友三、阎锡山、孙殿英、张宗昌等消灭东北军实力；请求日本承认广东政府，及向日本借款等交换条件；广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利。。。。
在蒋介石获悉的情报称“阎确领粤款二百万，日人允借千万”，阎锡山旨在华北地区消灭张学良势力，能坐上梦寐以求的“华北王”宝座。
就在两广起兵之际改称为“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所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希望将他们缉拿抓捕，这些“委员们”知道自己勾结日寇出卖东北必将“身处险境”，只好像老鼠一样全都躲进了天津的日本租界内，并得到了日本人的庇护。
9月2日，邹鲁致电冯玉祥：“两广军队业经出动，半月之内可至湖南腹地，两湖并有相当办法。华北各军务请公力为催动。甘省之举，并可直举讨蒋之旗，以张声势。”
9月3日，李宗仁也向阎锡山致电：“两粤大军已动员入湘，请与焕公密饬各同志务须勉持数旬，并积极准备，南北同时动作。蒋迭请张（继）、吴（稚晖）求和，此间业已拒绝。”这个“南北同时行动”意义再明白不过了。
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日本人清水秀子《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日本外务省档案、辽宁档案馆等均对两广勾结日本出卖东北均有记录，当时陈友仁化名"外山友三郎"防日，答应日本内容很多，其中为了牵制张学良兵力，以利于发动918事变，让石友三在华北反蒋。还有好多出卖国家的汉奸内容。
另外关于两广勾结日本、发动宁粤事件的证据不仅仅以上文章，像《北京档案馆史料》《918事变前后日本的华北谋略》等许多书籍均有记载。
粤桂为了权利斗争，不惜勾结日寇，不惜以出卖国土出卖东北来换取日本支持，偌大的我中华，就是因为当时权利与派系争斗，东北沦为这些利欲熏心的军阀政客们手中可以与日本交易的筹码。
918事变后，这些出卖东北的历史罪人们，不是反思反省自己的罪孽，反而开动他们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采用断章取义、一叶障目的手段，以不抵抗的名义将脏水全部泼到了张学良将军的头上，用以掩盖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
时至今日，一说到918网络中就会有无数人侮辱诋毁爱国将军张学良，各种恶毒的言语比比皆是，什么“逃跑将军”“民族罪人”“虎父犬子”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当时在中国南北方有很多的反动军阀们，组织起来成立反蒋联盟，而面对蒋张的军事实力，他们自愧不如，只能是求助与日本支持，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不会平白无故支援他们，他们就以出卖东北来换取，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918事变后在中国激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应，这些反动军阀们害怕了，为了不让自己卖国行径被国人知道了解，他们就开动几乎所有媒体，采取断章取义一叶障目的手段，将一盆盆脏水泼到了张学良，用以掩盖他们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