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纣王帝辛，我们都知道他是谁？就是没看过史书的，也知道吧！毕竟封神榜里可是有他的。
　　帝辛重用非世官大族的人员，这一用人制度的变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可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从打破传统的世袭制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有利于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不仅仅局限于贵族阶层。
　　像飞廉、恶来等被提拔，这些人可能凭借自身的能力而非家族出身获得职位，为帝辛的政治改革提供支持。
　　这种变革如果成功，可能会使国家的政治结构更加多元化。
　　传统的奴隶主贵族世袭制往往会导致权力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产生腐败和僵化等问题。帝辛的举措或许是想打破这种局面，构建一个更具活力的政治体系，让更多有才能的人能够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来。
　　对所谓“罪行”的重新审视
　　对于帝辛“不敬神”被解读为“反对神权”和“改革旧俗”，这反映了他可能试图摆脱神权对政治的过度束缚。在当时的社会，神权与政权紧密相连，神权的过度强大可能会限制君主的权力，阻碍社会的发展。
　　帝辛的这种做法也许是想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以推行他的改革政策。
　　变更用人制度，重用“小臣”集团，提拔了一批非世官大族的人员，见于史籍的有飞廉、恶来、费中、左疆等
　　这段内容对帝辛的改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一、帝辛改革的积极方面
　　用人制度变革：重用“小臣”集团，提拔非世官大族人员如飞廉、恶来等。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用人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新的途径，有可能带来新的活力和创新思维。
　　加强对外服控制：任命西伯昌等三人担任三公并羁縻于朝廷，举行军事演习等举措，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法律改革：通过法律惩罚使各族人口脱离族组织纳入直接掌控，扩大直接控制人口数量，削弱贵族势力，同时镇压贵族反抗。这显示出帝辛试图强化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严格推行周祭制度：固定和缩小致祭神灵范围，疏远旧贵族，体现了帝辛在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意图，试图减少旧贵族在宗教领域的影响力，加强自身的权力。
　　二、帝辛改革的消极影响
　　人才局限性：在学术下移尚未发生的时代，帝辛提拔的人员对商王朝典章不熟，出身较低且缺乏政治经验，唯帝辛马首是瞻。这导致他们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可能出现失误，破坏了政治体系的稳定性。
　　内部离心离德：排挤世官大族的做法使商王朝内部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分崩离析。旧贵族的不满和反抗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
　　帝辛的活动场所相关记载
　　传世文献提到帝辛在沬邑（妹邑）或朝歌有琼室、鹿台、玉门、酒池肉林等场所。这些场所部分是帝辛营建或扩建的。这些设施从侧面反映了帝辛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和统治阶层的生活状态。不过，这些记载也可能带有一定的夸张和后人的主观色彩。
　　关于帝辛是否迁都朝歌的争议
　　“更不徙都”观点：一些学者依据辑本《古本竹书纪年》中盘庚迁殷后商王朝“更不徙都”的记载，认为没有帝辛迁都之事。
　　但有人怀疑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将张守节对《史记》的解释当作了《纪年》原文，而且也不排除朝歌是“别都”的可能。
　　帝乙徙都观点：一种说法是殷商在帝辛之父帝乙时徙都沬邑，或者帝乙把该地作为辅都，到帝辛时其都城地位更加显著，与安阳殷墟并立。
　　帝辛迁都观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帝辛自己可能迁都于朝歌。这些不同观点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史料记载的模糊性和解释的多样性。不同学者根据自己对文献的理解、考古发现等因素来判断都城变迁的情况，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完全公认的结论。
　　这种观点为帝辛徙都说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方面，如果帝辛对朝歌的营建早已开始，而迁都在其在位晚期，这可能是出于战略考量。周伯戡黎、伐邘后，对位于安阳的殷都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迁都朝歌可以规避这种危险局面，为商王朝争取喘息之机。而且再次对东夷用兵也可能是帝辛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巩固统治地位的一种策略。
　　另一方面，周消灭崇侯虎、占崇国，打开了沿渭水东进灭商的道路，这使得帝辛的计划落空。这显示出当时的政治局势极为复杂，各方势力相互角逐。帝辛的迁都决策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在周的强大攻势下最终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推测，关于帝辛是否迁都朝歌以及其背后的真正动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深入的文献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考古调查的影响
　　1998年的考古调查结果显示没有找到商代朝歌遗址及其切实存在的证据，这对帝辛徙都说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因为如果朝歌是帝辛的都城，按照常理应该能发现相应规模的都城遗址，比如城墙、宫殿建筑等遗迹。
　　没有找到这些关键证据，使得帝辛迁都朝歌的说法缺乏最直接的物质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