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重建历史事实。
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
在过去的冷战史研究中存在不同学派（如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等），其区别主要是观点不同，而对基本史实的认定则没有根本的分歧。冷战结束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即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缺失，过去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往往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被歪曲的。现在，双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到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对立也淡漠了，人们才发现，原来冷战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以往理解的那样。例如，过去研究者以为斯大林、毛丄泽东和金日成1950年1-2月曾在莫斯科秘密会面，从而产生了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共谋论”解释。现在我们知道了，金日成4月10日到达莫斯科，而毛丄泽东在2月 17日已经离开了那里。没有这种对史实的重新认定，研究者就无法了解朝鲜战争爆发的复杂过程和真正原因。还有，过去人们都认为，在波兰十月危机初期，是毛丄泽东的反对立场迫使赫鲁晓夫做出了从华沙周围撤兵的决定。现在我们知道了，在10月19日和20日苏共中央决定放弃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丄泽东还不知道在华沙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新的史实认定并不否定中国后来在促成苏波关系缓和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却很可能导致对中、苏、波三角关系的简单化理解。类似的案例在新冷战史研究中比比皆是，整个冷战历史的过程正在重建，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然，在史实认定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解释，也不排除会发生分歧，甚至激烈的争论，但其总体目标是澄清史实，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也是对历史过程做出正确的和准确的判断，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观点方面的辩论，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派。由于新的档案文献大量地、成系统地涌现，冷战史研究不得不着力于重构历史，但也正是由于这些档案正在不断地、陆续地被披露或挖掘出来，根据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准则，在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不可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等待和努力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会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理论的升华。
4、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中盛行的国际合作。
冷战国际史研究国际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广泛的国际合作。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内涵决定的。
冷战史学者的国际合作首先表现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利用和交流方面。凡是参加冷战国际史的学术会议，各国学者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谁带来了什么新的档案，会议组织者也经常要求各国学者带来相关的档案或信息。休会和茶歇时，会场内外见到的都是学者们在交流档案资料。这种景象在1993年1月莫斯科的“苏联与冷战”、1997年10月北丄京的“冷战与中苏关系”、2000年1月香港的“亚洲、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等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均可见到。有些会议的主旨就在于介绍和推荐最新解密的档案，如2006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亚洲冷战”，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刚刚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在国际学界亮相。还有的会议则是专门为了促进某一国家的档案开放，如2000年1月在河内、2003年在乌兰巴托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以及2009年6月在威尔逊中心召开的国际会议“印度与冷战”，都体现了这样的功能。


3、对于中美关系的考察经久不衰。
中美关系是冷战国际史最早吸引研究者的领域之一，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到期解密的档案逐渐增多，人们的关注点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冷战结束后不久，在中美关系研究中，学者们最初比较感兴趣的还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中美关系是否有可能实现正常化的问题，即以往美国冷战史各学派有关“失去的机会”的争论。研究者根据新的史料再次进行了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失去机会”。他们强调中丄共与莫斯科之间已经建立的良好关系使毛丄泽东在1949年不愿意去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有限的外交及贸易联系不足以构成中美和解的契机。[17]随后，人们较多研究的是50年代的中美冲突问题。学者们对中美冲突的起源、朝鲜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台丄海危机等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很多有分量的专著。在约翰逊和尼克松政丄府档案解密后，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开始转向中美和解的进程。吴翠玲的专著讨论从1961年到1974年美国关于中美和解政策的实施过程，认为美国官场在60年代就开始提出并讨论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想法。[18]朗巴斯的新著则考察约翰逊政丄府为改善对华关系所采取的一些新举措，并指出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的思想是建立在约翰逊政丄府对华新尝试的基础上的。[19] 伯尔、詹姆斯曼、唐奈心、夏亚峰以及麦克米伦等学者的著作，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对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进程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20]
4、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迈上新台阶。
由于以往难以见到的中国和俄国档案的大量披露，冷战国际史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在西方出版的论著中，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对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进行了详尽讨论[21]，旅美华人学者张曙光、在加拿大教书的瑞士籍学者吕德量和在英国工作的俄国学者拉琴科从不同的角度和时段集中研究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22]；美国学者陈兼讲述毛丄泽东的对外政策，魏丽莎分析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政策，但主要落脚点都是中苏关系。[23]此外，笔者还看到一部英文的博士论文，作者利用了大量俄国档案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材料，讨论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发展教育事业，其内容和观点都十分吸引人。[24]在俄国，综合性专著的作者大体上都是负责对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或党内干部，他们的论述还带有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政策进行辩护。不过，其史料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25][25]在专题性著作中，比较集中讨论的是关于中苏边界问题。[26]涉及的其他领域还有新丄疆问题、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等。[27]这些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学术性较强，很有参考价值。
5、朝鲜战争仍然是研究者最感兴趣的课题。
朝鲜战争不仅在东亚各国脍炙人口，在美国也是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各有关国家的档案大量解密，为新的研究注入了活力。除了比较全面地讲述战争过程的专著[28]，学者们还充分利用新档案、新史料考察了美国以外的国家参与这场战争的情况。关于苏联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学者们不仅讨论了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及苏联在战争起源和停战谈判中的作用，还描述了苏联空军参战的情景。[29]至于中国与朝鲜战争，讨论比较集中在中国出兵及其在战争中的形象等问题上。[30]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美国的盟国与战争的关系，如日本、英国、土耳其等。[31]即使在朝鲜战争研究中最为敏丄感和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战俘、细菌战等问题，也有不少学者涉猎。[32]
6、关于越南战争研究开辟出许多新领域。
越南战争曾经是美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冷战结束后同样成为国际学界的重新考察的对象。除了依据新的美国档案继续讨论美国与越战的关系[33]外，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铁幕的另一边。俄国学者盖杜克关于苏联与越战的论述颇为精彩[34]，旅美中国学者翟强、香港大学教授罗伯茨等人关于中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讨论更为这项研究增添了不可缺少的内容。[35]还有学者开辟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他们考察了以往很少被人关注的波兰、匈牙利等国与越战的关系，以及越南人本身对这场战争的看法。[36]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还有很多，如核武器的研制与核政策问题、马歇尔计划、苏南冲突、共丄产党情报局、柏林封锁危机、东柏林骚动、北越与华约的对抗、台湾海峡危机、柏林墙的建立、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阿富汗战争、波兰团结工会等等，无论是老题目，还是新领域，由于这些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冷战结束后各国解密的档案文件，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冷战国际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冷战国际史在其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某些新的发展趋势。
1、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
过去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属于两极结构，所谓冷战就是以美苏各自为首两大意识形态阵营（集团）的对抗，所以冷战国际史研究始终笼罩在大国关系的光环下，学者们很自然地也把主要目标锁定在考察美苏两国关系或两大阵营在危机中的决策及其结果。9/11事丄件以后，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西方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人们突然发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大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对于西方集团中弱小或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加拿大、西班牙、丹麦、芬兰、冰岛等——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现，对于第三世界众多处于冷战边缘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升温。目前，这些研究多数是从大国对边缘地区和国家的政策的角度从事考察，希望通过追溯冷战时期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介入，来找到当前这些地区动荡的根源。或者说，是研究冷战在第三世界的作用和结果。不久前文安立出版的专著《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作者研究了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越南、南非、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以及其他地区的干涉，并探讨了这种干涉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文安立认为，在欧洲由于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峙，冷战对抗陷入僵局，取得新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很少。而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则代表了冷战中最主要、最核心问题，第三世界是美苏两家推广和验证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场所。他们在这里的争夺，不仅是为了获取军事优势（盟友、基地等），更主要是希望通过干涉第三世界的内部事务、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来显示各自代表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合法性，来证明自己所信仰的价值观所具有的全球适用性。[37]
对于第三世界或冷战边缘地区和国家的研究还有一种“本末倒置”的趋向，即从研究这些地区或国家本身的历史出发，考察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特征和趋势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对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如果说前者倾向于讨论边缘地区和国家是如何在两极世界格局的影响下被动地卷入冷战的，那么后者的出发点在则在于考察边缘地区和国家是如何向两极世界挑战，从而影响了美苏两国的政策。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教授刘丄晓原在其新著《解放的制约 ——蒙古独立、中国领土属性和大国霸权的历史纠葛》的导言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小国、边缘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卷入冷战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选择和驱动力迫使美苏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政策。惟其如此，才会出现在美苏争夺的中心始终保持“冷战”的状态，而在边缘地区则“热战”连绵不断。[38]另一部受到关注的著作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康纳利教授的《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后冷战时代的起源》。作者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置于东西方和南北方的双重矛盾中考察，指出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既包含东西方（美苏）之间对抗的因素，又包含南北方（殖民地人民与殖民丄主义国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矛盾的因素，仅用传统的冷战眼光来看待1945年后的历史是不够的和不全面的。[39]


其实，正是这种对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互动关系的研究，才会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
2、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经济、文化、社会纳入观察视野。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另一个发展趋向就是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从事跨学科的研究。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雷纳兹在其所著《一个被分割的世界：1945年以来的全球史》一书中提出，战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是“无法全部装在冷战这个盒子里的”，美苏冷战“分割”了世界，但冷战只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此外还有经济、民族、文化、宗教、南北差别、性别差异等问题，冷战的出现无疑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但同时又反过来深受这些社会问题的影响。他在书中系统地描述了一些与冷战根本不相关的事情，如非殖民化进程、科技发展、文化趋向、社会变革以及所有这一切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最后强调：“冷战只是这个时代的中心，而非时代本身”。[40]作者是要提醒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研究，不能仅仅研究冷战本身，不能把研究的对象限制在传统的国际关系史范畴，还必须全面考察在这一时代发生的其他事丄件和问题。
当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无法取代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社会史等各类专门史研究，但重要的是，关于战后以来这些问题的考察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冷战这个核心问题，因为它们都在“一个被分割的世界”的框架下发生和发展的；同样重要的是，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溶合在一起，才构成了这个时代本身。在这方面，目前已有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成果中比较多的是关于“经济冷战”、“文化冷战”以及“宣传战-心理战”的研究。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较早使用了“经济冷战”的概念，并以此为书名，讲述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及其对中苏同盟造成的经济压力。[41]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西蒙诺夫的研究对象是苏联的军工综合体组织，论证了苏联制度下的这一特殊经济部门如何担负着国家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职能，决定着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同时又成为国家安全系统最重要的环节，决定着武装力量军事技术组织的性质。[42]“文化冷战”的研究涉及美国文化的对外传播[43]，美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其结果[44]，以及冷战中的文化政治[45] 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宣传战-心理战”的研究出现得比较早，其中既有对苏联在国内宣传鼓动和对外开展“舌战”的介绍，也有对西方冷战广播及内部舆论导向的描述。[46]在所有这些领域的研究及其拓展，不仅丰富了冷战史研究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将加深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认识。
3、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冷战国际史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
如果说冷战的结束为国际关系史学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开拓空间，那么这一结果的突然来临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专家而言，遇到的则是严峻的挑战。人们还发现，在旧冷战史研究中曾广泛应用过的某些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因其对冷战的结束缺乏预见而受到学者的质疑，而且面对大量的和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新史实似乎也正在失去其阐释价值。[47]正像文安立所言，冷战国际史（新冷战史）“是一个让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迎头冲撞的领域”，现实主义固然因为国际体系的变化而正在失去其原有的解释能力，结构主义也由于受到某些固有模式的束缚而很难对冷战进程中复杂的现象做出更好的说明。[48]
其实，在冷战后的冷战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同样面临着某种困境，当他们面对兴高采烈地找到的大量盼望已久的档案时，当他们在新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兢兢业业地重建历史时，才突然发现原有的概念、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似乎还不足以让他们理解、解释和阐述新显露的历史现象。例如在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中情况就是如此。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其数量多的惊人，不仅大量有关中苏两党高层内部的讨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已经为人所知，甚至像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苏联在克里姆林宫为毛丄泽东的卧室专门改建厕所、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北丄京机场发表讲演时扩音器突然中断这样的细节都可以得到确实的考证。面对越来越清楚的史实，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使用以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同盟利益说来解释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了。正是依据同盟是共同利益的体现这一框架，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在1950年代初认为既然中苏已经结盟，那么就是铁板一块了——殊不知恰恰此时，斯大林因在中苏条约谈判中被迫向毛丄泽东让步而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和怀疑；在1960年代初他们又认为中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的同盟是不会破裂的——殊不知时隔不久，中苏两国便分道扬镳了，而导致他们分裂的并非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49]显然，维系中苏关系的不仅仅是利益，甚至主要不是利益，那么应该如何来解释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呢？于是，冷战史研究者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有学者提出了国内政治需要说，如陈兼就认为，中国革命的国内使命决定了其国际使命，外交政策是“国内动员的源泉”，为此，“毛丄泽东在国际关系方面故意制造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