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长，一个楼不够用啊，中场休息

（4）
西北行
　　两次“北伐”的完成，基本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但蒋、冯、阎、桂各大军事集团之间却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了尖锐的矛盾。1929年5月，冯先生的西北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发生军事冲突，10月又演变为战争。
　　为安全起见，1929年5月冯先生命令军官眷属先从开封向西北撤退，并专门拨了一辆铁闷子火车供撤退之用。伯母多年来一直是随军辗转，所以没有什么大的家什，接到命令后，我们匆匆忙忙把锅碗瓢盆及几张行军床和简单的行李收拾好，装上火车。车向西北开，也不知往哪儿去。抵郑州后停了一昼夜，之后我们的车厢又挂在薛笃弼先生的专车后边向西北方向飞驰，经洛阳到陕州，我们就在这里下了车。当时，驻防陕州的是西北军驻陕军司令部参谋长李兴中部。
　　约摸1个月后的一天，伯父也奉命带领25师向西北撤退，伯母带着我们到车站迎接伯父的军车。只见好长的列车轰轰隆隆开过来，车上坐满了士兵，十分壮观，伯父坐在最后的守车上。停站后他下来看了看，就登车继续西行，到潼关去了。
　　我们在陕州借住了一个货栈的两间房。25师在陕州有一个办事处，处里的许、栾两位秘书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因为要打仗，三哥廉静所在的洛阳今是学校已解散。他打起小背包，持着学校发给免费乘车的“护照”，自己乘火车赶到陕州。一见面，他就顽皮地告诉我们说：“在火车上，他们查我的票，我说：“我没票，有个照！”这一年，三哥12岁。
　　在陕州住了没多久，我们接到伯父的通知，坐卡车到了潼关。他已在那里为我们借了一所房子，屋子很简陋，只能在地面上搭地铺睡觉。
　　这期间，有人拿伯父1926年被迫投晋一事作文章，在冯先生面前进谗言。不久伯父被免去25师师长职，专任潼关警备司令。25师扩编为第四军，由张凌云任军长。潼关警备司令是个虚职，由于没有什么实权，事也不多，那些天伯父常回家看看。我看得出，他心情不好，更加沉默寡言。但从未见过他发牢骚或辱骂、抱怨过谁。伯父为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话当面讲，从不背后议论人。
在男孩当中，伯父最喜欢三哥，有空常逗他唱几句京戏解解闷。可能是指望他成才的缘故，伯父喊三哥不是按惯例叫“三小”，而是像队伍上点名一样直呼其名，三哥也像士兵一样答应。记得有一天，伯父高喊：
　　“张廉静!”
　　三哥答：“有!”
　　“过来给我唱一段《南阳关》！”
　　“是!”三哥赶紧跑过来端坐在伯父跟前，小腿一盘，开口就唱：
　　“恨杨广斩忠良，谗臣当道！……”
　　这出京戏讲的是隋炀帝杀父篡位的故事，头一句是西皮倒板。伯父让三哥唱这出戏，显然是以抒发自己愤懑的心情。
　　我们在潼关住了没几天，又乘大卡车到西安。在我们撤离开封时，二哥廉珍已从开封军事学校毕业，分配到西安的省财政厅工作，住在机关里。财政厅长是过家芳的父亲过之翰老伯。抵西安后，我们住二府街二府园22号，房子不好，只有南北房和西房，不足10间。
　　住下来不几天，伯父从潼关回来了。他着便服，赋闲在家，不怎么出去。有时与来家里的朋友打打牌，有时带着三哥、云妹和我出去看看戏。西安有个很老的剧院叫“易俗社”，伯父有时带我们去看名角王天民、康顿易主演的秦腔，剧目有《蝴蝶怀》、《柜中缘》等等。那时正值伏天，又没有风扇，所以有专人从前台到二层对接之间来回拉大布帘，为下面的观众解热，十分有趣。当时西安的交通工具只有马拉的轿车，坐一次块把钱，看完了戏，伯父就雇辆轿车回去，他让我们坐里头，自己却坐在跨辕上，与车把式拉呱。尽管伯父这段时间心情不怎么好，但仍很关心我们的成长。他给我们聘请了一位姓石的女教师，湖北人，每天来给我和三哥、云妹补习功课。


三哥之死
　　探亲归来之后，伯父的38师由晋南移驻察哈尔宣化。这年冬天，他把伯母和我们都接到张家口。当时，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省会，分上堡、下堡，上堡是行政区，下堡是商业区。我们在上堡租了一个小院临时住下了。张家口地势高，冬天很冷，我们屋里有一铺火炕，炕前头的底部有个地炕，生着炉子。我们在这里与伯父一起过了春节。伯父很喜欢孩子，春节那几天，他没事了就盘腿往大炕上一坐，同三哥、云妹和我一起掷骰子玩。
　　春节过后，伯父带着29军的一批干部南下赴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伯母带着我们回到北平。这已是1934年的三四月。这一年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三哥病殁。
　　1933年冬在张家口时，三哥患了伤寒。回北平后仍不见好，无法上学，就住在家里，找中医吃吃药。父亲见三哥久病不愈，便提出让他回山东老家养病，于是把他接回临清。伯父在庐山得知三哥病重，打电报让家里赶紧把三哥送协和医院，但此刻为时已晚，三哥已经回到临清。在唐园，由于医疗条件差，三哥的病越发加重了。父亲看看不行了，便把伯母叫回老家，伯母到后没几天，三哥就病逝了。这一年他还不满18岁。
　　三哥生前深受伯父钟爱。他长得一表人才，性格倔强，为人处事酷似伯父。伯父对他也寄予厚望。
　　1932年，三哥与过之翰老伯的二子过家斌一起考入黄埔军校第十期。不料，分管他们的连长竟是中原大战时曾与伯父的部队打过仗的一个家伙。此人衔恨在心，乘机报复，常变着法惩罚三哥，白天让他在酷日下持久立正，晚上则命令他目不转睛地看电灯泡。三哥无法正常学习，一气之下跑到29军驻南京办事处，向处长戈定远要了点路费，与过家斌一起回到北平。这是1933年春夏间的事。
　　伯父和过老伯在军部听说三哥和过二哥从军校跑回来，都很生气，两人说好要各自回家把儿子打一顿。回到家中，伯父一见三哥就厉声喝斥：“你开小差，做了逃兵，你孬啦!”说着就要动手教训他，三哥不服气，反驳说：“我没孬，我没给你丢脸！”接着他又把事情的原委诉说了一遍，伯父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也就不再责备三哥了。实际上，三哥越是这样倔，伯父反而越喜欢他。
　　1934年7月，伯父从庐山受训归来，我与云妹带着二哥的两个孩子庆宜、庆安到前门西火车站接站。伯父下车后，我们接他上了汽车。当时，我和云妹还以为伯父不知道三哥的事，就没告诉他，只是抱着庆宜、庆安让他逗。但伯父一言不发，脸色蜡黄，面容憔悴。其实伯父在路经郑州时已经知道了。
　　到了家，伯父与伯母见面后，都强忍悲痛，什么也没说。伯父在屋里呆了一会儿，就出了屋到后院武先生那儿。后来就不停地从后院走到前院，又从前院走到后院，眼里噙满了泪水。晚上，他又在伯母和我们住的两个屋之间踱来踱去，大家谁也不说话，空气十分沉闷。当他看到云妹床上支着帐子而我床上没有时，便关心问我为什么不支帐子。我回答说有帐子，还没支。他不放心，又问了伯母才放下了心。伯父处处为别人着想，即使在那样悲痛的情况下，还惦记着我，唯恐家里待我不好。
　　1934年冬，伯父又把伯母、云妹和我接到张家口小住，为的是让伯母散散心。我们住在章嘉活佛行辕，这是个很大的院子。章嘉是内蒙活佛，不常来张家口，所以行辕经常闲着。伯父把我们安顿好，就回到宣化，忙于训练部队。春节前我们离开张家口回北平，路经宣化车站时，伯父带着两个随从，骑马到车站送行。

（6）
家事琐忆
　　伯父不大过问家事，家里的事务都是由我父亲同伯母协商办理。1934年29军进驻平津后，高级将领纷纷在北平购置房产。我们家也在椅子胡同买下一处房子，旧主是北洋时期曾任过总统侍卫长的徐邦杰。院落很大，房屋约百余间，还有花园、亭台，占地十几亩。但由于徐家已破落，房屋破败不堪，伯母和父亲操持修缮数月才告竣工。1935年初我家正式迁入。新房有3个客厅，东客厅是请客吃饭的地方，西客厅供伯父接待客人和开会议事用，新客厅则是我们跟老先生念书的场所。那时，凡是29军将领，谁家搬进新居，朋友们都要送礼，同时主人也要宴请亲朋，以庆乔迁之喜。请客那天，萧振瀛夫人看了房子后说：“你们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修得太不讲究，地板也不好。”但伯父母很知足。
　　居住椅子胡同时，二哥廉珍一家从郑州回来，我的父母、哥嫂、妹妹也都从临清来京，跟伯父一块生活。这个时期是我家最旺盛的时期。家里居住的环境也比较宽敞安静。搬进椅子胡同后，伯父自己买了一辆旧的黑色雪佛莱牌卧车，雇了个姓杨的老师傅开车。他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用的是一辆绿色卧车，不过只有公出时才用公车，平常办私事、从天津来平及家里人办事都用家里的旧车。
　　我们的家庭可以说是个封建大家庭。伯父母都很重视旧礼教，伯母思想比较守旧，家中长幼有序，规矩很严。我和云妹出去都是伯母带着，自己不能单独外出，不能烫头，穿着也不能太时新。平常不能随便接触外人，除伯父的贴身警卫朱增源、贾恩华以外，一般不熟的男客人，从不到我们住的里院来。伯母只带我们看京戏，而不让看电影。在兵马司住时，有一次伯父带回几张麦克唐纳演的《旋宫艳史》的电影票，让全家去看。当看到银幕上接吻的镜头时，伯母赶紧让我们捂眼睛。伯父母在思想风格上都属于守旧的一类，但伯父还有所不同，他在许多事情上乐于接受新事物、新观点。他在—外地给伯母写信，有时称“贤妻”，有时则称“敏慧同志”。当时用这种称呼的还不多见。在穿戴上，伯父也是不拘一格，长袍马褂、中式裤褂、西装他都穿过。在西北军时，我见他戴过土耳其皮帽。1930年，伯父在山西和顺县避暑时，穿一身纺绸中式裤褂，戴法国式头盔，站在山上丛林中照一张像，上写“我是张廉云的爸爸”，捎回家来。伯父伯母都不迷信，从不上供烧香、祭鬼神。家中从不大做生日，无论大人小孩，谁过生日都只是吃顿面条。
　　伯父有时在家吃饭。吃的都是些家常饭，没什么山珍海味，偶尔去“**春”也不过买个熬黄花鱼。伯父早晨喜欢喝生鸡蛋，我给他用开水烫一烫，然后他自己打开喝。伯父还喜欢喝炼乳，吃家乡做的臭鸡蛋，喝棒子面粥，还爱吃芦笋罐头。
　　伯母在许多方面像祖母，她没念过书，但识大体，顾大局，有涵养。家中许多具体事务由我父亲办理，有时父亲处理不当，伯母也不计较，总是和睦相处。她持家勤俭，待人宽厚，对子女和侄子女都一样看待，不厚此薄彼。我比云妹大5岁，伯母像长女一样对我，家务事和我商议，知心话和我说。伯母伯父都沉默寡言，思想也都比较守旧，因此相处不很随便，但他们彼此尊重，感情深挚，没有吵过架。伯父虽然比较严肃，但高兴起来也是有说有笑，十分风趣。住进椅子胡同的时候，伯母已40多岁。一次，伯父来了兴致，把伯母的上衣拿来披在身上，对伯母说：“都有孙子了，还穿花衣裳!”逗得伯母也乐了。
　　伯父很喜欢孩子，常给我和云妹买些衣料和首饰。但他并不溺爱孩子，对我们要求很严。有一次，伯父对我说：“将来我死了，遗产不留给你哥哥们，要捐出去办点社会事业。”伯父从外面回来，总爱抱抱孙子。一次，他刚进门，看见两岁的庆宜调皮地穿着伯母的旧棉袄，摇摇晃晃地嚷嚷：“打你王八蛋！打你王八蛋！”伯父一听，沉着脸说：“胖小，骂人不给饭吃!”说来也怪，打那儿以后，庆宜再也没骂过人。
　　

发完了，呼~窃以为这是对了解张将军个人弥足珍贵的资料，故发此贴

佃户们知道伯父待人好，就让孩子们给自家捡麦穗，有的顽皮孩子竟明目张胆地从他坐着的麦捆里抽麦穗。伯父深知穷人日子不好过，也就听任孩子们胡来，直到被抽得坐不住了，这才站起来，再坐到另一捆上。有人回来告了他的状，祖母就不再叫他下田了。在济南读法政专科时，他用许多钱来帮助贫困同学，连衣服都借给人家穿。后来在军队里当了排、连长，人家都是往家里寄钱，他反倒跟家里要，钱都用来帮助部属解决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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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的守望者。
啃老族

伯父对待乡亲们也同先前在家时一样。村里有个老乡王长法，70多岁，年轻时在我们本族张家当过佃农，家中很苦。有一天，伯父从家中出来，看见他正背着粪筐从粪坑里往上爬，因年龄大、粪筐满，爬着十分吃力。伯父见状，急忙跳到坑里把他架了上来，并对他说：“王二哥，到底年龄大了。今后有困难可以找老七(即我父亲自明)。”老人很感激。唐园的邻村前幞头有个剃头的周玉祥，也有70多岁，孤身一人，生计窘迫，眼睛也不好。他曾给我家几代人剃过头。有一次他来村里剃头被伯父遇见，伯父同情地对老人说：“周大叔，您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剃头，我小的时候您给我剃过头，动不了不要再剃啦，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去找老七，我告诉他，决不让您挨饿。”大伯父有个孙女，婚后死了丈夫，带着两个幼子度日，家境困难，伯父便给她一些周济。嫁到外村的八姑，是我们本族的一个远亲，家境也很艰难，得知伯父回来为祖母“成主”，她挎上个小篮子，装上几个馍馍前来探望，大家都不把她当回事，伯父却热情地把她让到上座，关切地问家事，也给了她一些帮助。村里有一个姓谢的老人，绰号“谢吹”，不大爱劳动，爱夸海口，还有一个韩三大爷，是个大粪经纪人，在村里也没有地位。伯父对他们也并未看不起，在街上见到他们总是主动打招呼，或蹲下来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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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很有意思，现在这样的人也很少见。

“啃老族”这词可不太好听吧?

在济南读法政专科时，他用许多钱来帮助贫困同学，连衣服都借给人家穿。后来在军队里当了排、连长，人家都是往家里寄钱，他反倒跟家里要，钱都用来帮助部属解决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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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特殊，加引号。

嫁到外村的八姑，是我们本族的一个远亲，家境也很艰难，得知伯父回来为祖母“成主”，她挎上个小篮子，装上几个馍馍前来探望，大家都不把她当回事，伯父却热情地把她让到上座，关切地问家事，也给了她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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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是个热心肠。

性质的确很特殊

雷锋也要想将军学习啊，雷锋的幼年有悲伤的经历，从心理学上来讲，其做好人好事，行为补偿的动机，而张上将幼年和青年的经历，完全是原生态的。

多好的人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