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仍旧在使用过去老一套的标准、术语和政策。这些旧式的统计数字歪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给我们带来了扭曲的世界观和不可靠的政策依据。 在上一篇中已经分析过 ，像 GDP 这样的某个特定衡量标准，一旦被用作一个复杂系统（比如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性能指标，政府便可能会关注这个衡量的指标，以国家的其他方面为代价来提高 这个指标的增长。GDP 本身也许会上升，但在衡量更广义的经济和国家财政健康状况时，它变得不再那么有效。 失业率的错觉 GDP 并不是全球化经济统计中唯一的迷信对象。与就业相关的数字也是挥之不去的关注点。失业率应该能够体现出劳动人口中有多少人得到了雇佣，但是丝毫无法反映这 些岗位的质量或稳定性。如果不做进一步的研究，新闻头条里的那些数字几乎没什么用处，而决策者和外行都会用到这些数字。仅凭失业率数据，不可能知道一个社 会有没有真正的进步。 简单的失业率数字在过去或许还含有一定的信息量，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自动化与全球化已经消减了美国很多制造业岗位，就连中国的制造业岗位也正在输给孟加拉国和越南之类的低劳动力成本国家。但 是在过去 15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公布的失业率都低于 5%。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指出，美国在就业方面的 “成功” 实际上是把约 1000 万制造业和出口相关行业的岗位换成了低工资、低技能的服务业岗位，比如建筑工、室内装修工，或者油漆部门经理——都是些无法外包到低成本劳动力市场的国内 岗位。2008 年经济一受挫，它们成了第一批消失的岗位，因为它们并不位于消费需求的核心。 但是暂且抛开岗位质量问题不谈，我们对就业率的几项根本性问题的理解能力更是严重不足——在美国和海外都一样。美国真正的失业率很可能比官方数字高 很多。致使这一混乱局面的根源，是合格劳动力资源的定义总在不断变化。事实上，美国劳动统计局根据不同的定义竟能够算出 6 个不同的失业率数据，而大多数人在新闻头条上看到的是最低的一个。美国并非唯一有这种癖性的国家。尽管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OECD）都应该使用国际劳工 组织对 “失业” 的定义，大部分成员国还是创立了自己的版本。 表面上看，失业率的计算应该简单明了——用失业人数除以总劳动力人口即可。然而，定义 “失业人员” 和 “总劳动力人口” 却难免含混不清。美国新闻头条上的失业率其实是基于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英国与此类似。可一旦救济终止，那些仍然失业却不再享有领取救济资格的人便在统计 数字中蒸发了。他们不再被计入统计数字，那些心灰意冷放弃再就业的人也是如此。 比如说，有 100 名合适的工人，其中 5 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率便是 5%。一年之后，经济进入了困难时期，又有 5 个人失去了工作。现在的官方失业率为 10%。但是，假设最初的 5 名失业人员中，有 3 人不再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政府统计员便相应将总劳动力减 3，变成 97。官方统计便开始以 97 人的劳动力人口进行计算，在有 7 人失业的情况下，将 “失业率” 降到了 7.2%。 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如果今天正在找工作的美国人和 2007 年一样多，官方失业率将超过 11%，而不是 2012 年上半年公布的 8.3%。那些永远被官方数字排除在外的所谓 “灰心” 员工造成了劳动力人口的下降。逻辑告诉我们，“灰心员工” 的增加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是个糟糕的信号。然而，这样的统计方法事实上却令官方失业率更好看。在日本，公司的传统做法是把无所事事的雇员继续列入名册而非 直接解雇。人们相信这也极大地降低了失业率统计数字。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真实的失业率也许高达 12.2%，而不是当前 4.6% 的 “官方” 数字。 虽然新闻头条中列着 8.3% 的失业率（非官方数字还要更高），但大多数美国人会大吃一惊的是，美国如今正在面对劳工短缺。万宝盛华集团（Manpower Group）2011 

年的一项人力资源调查发现，1200 个关键雇主（key employers）中有 52% 难以填满任务关键型（mission-critical）职位，而 2010 年这一数字还是 14%。在官方和非官方的失业率都很高的情境下，美国为填满职位而苦苦挣扎的雇主数目却达到了历史新高。这使人对我们的劳动力有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了解，而 美国并非个例。在万宝盛华的调查中，出生率低而且几乎没有移民的日本有着高达 80% 的公司无法雇到需要的员工。印度和巴西紧随其后。美国在调查结果中名列第 7。
生产力一直在增长吗？ 国家的竞争力很难用政府传统的生产力计算结果推出，那些数字无非是统计员将 GDP 除以工作时间得来的。过去几十年，新闻头条上的生产力一直在增长，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里也有蹊跷。很多批评家指出，跨国公司为了享受低成本的好处， 重新规划了全球采购方案——这正是全球化的精髓——而这一变化并未被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官方统计正确体现，尤其是美国。不幸的是，对于作为 21 世纪经济特征的离岸或全球供应链，政府的统计团队处理起来力有不逮。 进步政策研究所的迈克尔•孟德尔（Michael Mandel）和麦肯锡的苏珊•豪斯曼（Susan Houseman）认为，生产力数据的增长也许要归因于国家劳动力效率提升之外的因素。比如说，福特汽车公司通常从美国某供应商那里以每件 10 美元的价格采购 100 万个汽车配件，或者说成本总共为 1000 万美元。一种可能是福特重新设计了它的生产流程，将这种配件的需求量减半，使其成本降到了 500 万美元——这在事实上提高了生产力。而另一种可能，如果福特可以从中国以 5 美元的价格采购这种原本 10 美元的配件，其成本也会降到 500 万美元。 在两种情况下，福特的生产力都上升了（销售额减去材料成本），同时上升的还有赢利（销售额减去人力和材料成本）以及单位生产力（员工平均附加价 值）。两种情形在生产力数据中实际上没有区别。但两种情形都无助于反映就业情况，在一种情形中国家在变好，另一种当中却没有。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统计员们 无法真实地记录下所有这些内在数据流，以使我们对劳动生产力或竞争力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一挑战困扰着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更多的曲解 经济健康状况的另一个试金石是国际贸易，然而全球供应链再一次严重扰乱了贸易统计数字，以及我们对于可贸易经济情况是在变好还是变差的看法。根据世 界银行的调查，现在大约 2/3 的国际贸易是在买卖所谓的中间商品——将成为另一种产品一部分的组件，比如将进入计算机里面的硬盘。全球供应链使生产流程被国界分割成一个个片断，使得衡 量并理解美国的经济和国际间的互相依存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制造和分配过程的每一步都可能发生数据的失真。首先，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计算越过边境的商品总价值，而不是净增值。这通常会造成重复统计问题，进出 口总额夸大了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如说，中国进口了价值 143 美元的 iPod 零件，组装之后再以 150 美元的价格把 iPod 成品出口到美国。中国会在出口中正式地记录下 150 美元，然而中国出口中的附加价值只有 7 美元。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出口价值中的 15% - 20% 来自进口，而像中国这样制造业密集的国家更是高达 50%。所以进口额越大，贸易越可能被曲解。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位于产业链下游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实际上不如更发达一些的国家更具贸易威胁。比如说，美 国人也许认为美国的对华贸易严重失衡，因为从新闻标题上来看，美国承受着巨额贸易逆差。但是中美之间真正的贸易增加值可能比政客们想要美国人相信的要低。 在这个例子中，真实情况要比统计数字显示的好，但在这个大选年，这种欺骗性的数字却为急赤白脸的反华宣传提供了素材。

填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