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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人的责任

------解读新闻纪录片《朱令的十二年》背后的新闻素养

来源: 北外英语学院学生刊物

 
背景资料：

    1、1994－1995年间，正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上大三的92级女生朱令两次突发怪病，被送进北京协和医院。因症状奇怪未能确诊，1994年底朱令高中同学贝志诚通过网络向世界求救。在国外专家的帮助下，朱令父母自行寻找到专业机构进行化验，其化验结果最终促使医院确定朱令系铊中毒。命是保住了，但朱令却落下终身重残。

　　1995年4月28日，在朱令被确诊铊中毒后，朱家立即报案。5月，警方介入进行调查。1997年，朱令同班同学、室友孙维被警方传讯8个小时，后释放。截止到2007年二月底，此案依然悬而未决。

    2、朱宁，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编导。

    2005年底，他开始采访并拍摄“朱令事件”。

    2006年底，他的纪录片《朱令的12年》在经过整整一年的拍摄，修改了四十多遍之后，终于得以审查通过。

    2007年1月22日18点13分，《朱令的12年》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首播。

    相信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都会为朱令的悲惨遭遇潸然泪下，更为其打抱不平。而作为一位就读新闻专业的普通观众，笔者感受到的则不仅仅是该片的感染力。站在专业一些的角度来看，这份报道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去理性地认识、分析和学习。

    选题

     事隔十二年，朱宁为什么还会选择这样一个并不具备很强时效性的事件作为报道对象？他又是以什么作为该片取材的甄选标准呢？这是笔者最初的疑问。

    “新闻价值是我们筛选选题的唯一标准。”这是《新民周刊》的记者贺莉丹的观点。（贺莉丹，现任《新民周刊》记者，目前报道领域集中在社会调查新闻与时政新闻。2006年1月18日她发表了有关“朱令案”的两篇报道，分别题为《朱令：十年一梦仍未醒》和《清华女生铊中毒事件调查》。其中《清华女生铊中毒事件调查》一文，采访了大量的当事者和知情人，内容客观详实，发人深省。——编者按）那么，十二年后该事件的新闻价值究竟何在呢？首先，该事件本身就充满了离奇性：早就已经确定是故意伤人案并且致毒药品十分特殊故极易缩小侦查范围，可是十二年后此案却依然毫无进展，这究竟是为什么？当时,传讯后即被释放的孙维没有得到清华颁发的毕业证书，这又是为什么？其近亲孙孚凌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与嫌疑人传讯八小时后被释放有无关联？其次，对受众而言该事件有较密切的相关性。事件发生于著名高校，这是否反映出高校药品管理工作还不够规范和完善？另外，从某种程度上，它是否也暗示了目前的高校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最后，从这个特例中还可以挖掘出十分丰富的内涵，包括亲情、友情、人性的光辉与阴暗。正因如此,这个事件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外，尽管经过了2005年底天涯网站“天妒红颜”的网络大讨论和2006年初多家媒体的相继采访和报道，在此后的大半年里，媒体对“朱令案件”本身却并没有太多的跟踪采访和深入报道。而这，实在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困惑和不解。

    告知民众“应知、欲知、未知”的一切是新闻人的责任，引领大众思考反思是媒体的更高职责。凭着敏感的新闻嗅觉，也出于新闻人应有的责任感，编导朱宁最终确定了该选题。

    采访

    在朱令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对于一个公正客观的媒体而言，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怎样才能在事隔多年以后挖掘出那些被遗忘的事实与细节。因此，朱宁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量和压力也就可想而知。“我一共采访了9位当事人，拍摄了四十多个小时的素材。这个拍摄量远远大于我们平时制作的片子。因为一般的片子，我们只拍摄5小时左右的素材就够了。对一个选题进行这么大量的拍摄，‘朱令案’也是绝无仅有的。”（引自帮助朱令志愿者对朱宁的访谈纪录——编者按）压力和阻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相当一部分被访者不愿合作，这曾使朱宁一度搁置该片的拍摄；二、可能存有潜在的高层压力。然而，压力之下的他们并未退缩，而是始终坚持理性和善意的原则。“首先，我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没有明确说法的案件。这些当事人，他们生活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中，需要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负责，他们担心自己会说错话，他们害怕会伤害到他人，所以，很多人宁愿隐藏身份，做些默默无闻的实际工作。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对于那些同学们，就更可以理解他们的犹豫或者沉默。另外，我对采访对象的底线就是不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所以，我也会尽量配合采访对象，对他们进行必要的保护。”面对不合作的采访对象，他表示理解。面对所谓的高层压力，他也毫不在意。什么叫职业化？“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和一个负责任的记者所保有的立场一定要冷静且客观。”朱宁用行动诠释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