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说的完全对，我记得万历34年的时候明神宗下令一半的矿税归内帑一半的矿税归户、工两部，使得国家财政好过了很多，才有能力赈灾和治水！之后朝臣沉默了，竖大拇指了！

大吧主，万历一朝历尽45年，是前期流民多还是后期？

农业税存在几千年了，2006年以前从来没有一天断过，国普条编前三年开始清丈，清丈过程中以考成法监督官吏，规范行政行为，这等于累进制征收，征矿税有累进制吗？税银放皇帝私人金库而非户部（国库）合乎祖制明律吗？

又扯祖制.大臣的改革就是好的,皇帝的想法就是违背祖制的.
内努就不出军费么. 除了三大征,每年国家有多少军费开支?
矿税就是万恶的.
我今天不想争论,总之,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恩 张的改革只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 作用夸大了

他的改革在当时毁誉参半 而在满清时被捧高了 赞他的全都是满清人
而真正为百姓着想,对百姓有利的改革大都不会得到大赞(万历,申时行)

而张死后 万历皇帝和申时行这班人要做的是少收农税 安置流民 减缓社会矛盾
他们做到了 考成法必须废 其他改革也需调整
而在东林和满清奴才嘴中又成"浪费张居正改革成果"

万历十年(1582)到十九年(1591)[申时行时期]是弘治以后的黄金时期 农税少 商税还没出台
言官也不猖獗 国家没战争 国库充盈

我只辩论，不争论（封印个人情感），自信源于实力，胜败乃兵家常事，真理越辩越清，立场观点不同，相关语言勿诉诸感情。预防针

老张全面推行条鞭法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减轻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农民干什么去都成，只要交上钱就可以了——而以前是要交东西的，无法离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这种情况下流民增加（其实是人口流动性骤然上升）是必然。而且老张把条鞭法和土地清丈结合，最大限度的保证了朝廷直接税收——同时也对豪强地主和商业阶层做出必要让步，虽然加重豪强集团的负担，但属于有限加重，也没有把丁役摊入工商税。总体上国家税收上升，而对底层农民来说负担几乎没变化还给了愿意走就走的便利。
万历征收矿税严格来说是属于拓展税源——即使入了内帑皇帝也是要拿出来救灾或者给饷的。征收矿税商税的表面起因是没钱修烧毁的宫殿。换个皇帝早就把这个费用摊在农民头上了。但此举损害了那帮当官的自身利益——所以反对声如潮，诋毁不已。东林党和新老三党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各个势力都反对矿税和商税>_<竟然没有哪个势力以支持矿税和商税来获取皇帝的信任。结果万历一死政策就被方从哲以遗诏取消了。
所以说万历最糟糕的一点就是对太子的教育，他不让那些朝廷官员教给光宗老一套，但也没把自己这新一套教给太子，结果人亡政息——其实这个下场是和张居正一样的，只不过万历是皇帝，当时对他客气点没彻底展开清算而已。而改朝换代之后的人不会客气，搞出个“实亡于万历”的结论——从政策传递方面来说还真是如此，但某些人又泼了些脏水。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些脏水，而忽略了税收政策的衍化和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万历派内监征税其实就相当于老张改革的后续步骤而已，工商这一块税收严管是迟早的事儿，这个是历史的必然。

对于万历皇帝来说，他如果下决心对税收进行改良，他的条件要比张居正好得多——毕竟万历是名正言顺的皇帝。
万历二十四年开始采矿，后来搞工商税，直到四十八年皇帝驾崩，万历也没有把工商税调整为系统的国家税收——现在评价只能是皇帝的个人行为，虽然符合历史的发展，但因为推行能力不足（也就是万历本人的施政能力不足）还是被利益阶层清算。
对比条鞭法，张居正死了，继续推行；万历死了，继续推行；大明亡了，继续推行；直到更完善的摊丁入亩和一体纳粮推行，条鞭法才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万历在工商税矿税方面的思路是正确的，方向也没错，但实行方法却是个完完全全的过渡法——内监收税无论如何也是个把柄，万历到死都没有调整，这也是工商税轻而易举就被废除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