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是什么？一项运动？一个产业？一种文化？你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为篮球做种种定义，但很多时候，篮球也可以是球迷嘴里说出来的一些相关的人和事——
　　“郝桢”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山西男篮》还造就了两个流行词：“那一年”、“闹他哥”。
　　“那一年”里的辛酸、感慨，引来了“围观者”一片唏嘘，与太原城里那一年春节响起的鞭炮声交汇在一起，有意无意间为 CBA 史上首个“山西周”增添了声部，“郝桢”给力很及时。但若要论及那一年，哪位球迷对山西队贡献最大？去过太原滨河体育中心现场的，一定会想起那个身材矮壮、黄T恤上写着“闹他”的“闹他哥”。
　　他，“闹他哥”，被山西球迷奉为汾酒队的最佳第六人！事实上，比他呐喊声更厉害的是他的食指，因为，“闹他哥”的指尖所指能引来现场数千晋人齐声的“闹他”。“闹他”！让主队闹猛，客队闹心，更闹得三晋球迷们扬眉舒怀，“闹他哥”也因这“一阳指”而功成名就。
　　“闹他哥”与更多山西球迷的所作所为，是“篮球”词典里必不可少的一个注脚——篮球是热爱它的球迷们的共同节日，在此，篮球显然还可以被解读为一个造星的道具。在昨天，它造出了乔丹、姚明，今天又为山西造出了王兴江、杨学增、吕晓明、闹他哥……篮球，一个巴掌大小的玩意，被人们赋予了很多很多，进而产生出神奇的魔力…
民国早期，篮球运动其实已经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天津、上海、南京，包括太原展开了
　　1929年4月，太原举行了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篮球赛。该赛事由山西省政府承办，阎锡山又一次当上了运动会的会长(1917年的第七届华北运动会长)。
　　比赛地点定在太原小五台，“阎会长”非常重视，开幕仪式上，他亲率文武百官到场。只可惜那届比赛上山西有50余所大中专学校参加比赛，结果全部惨败。舆论哗然，山西朝野上下要求体育界励精图治的呼声高涨，“阎会长”坐不住了，遂以高薪邀请北师大、民国大学等学校毕业的优秀运动员及老师来太原的一些大中专任体育主任。此后，到了上世纪30年代，山西篮球界终于出了张联魁(曾是参加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篮球赛的主力队员)，填补了山西没有“篮球国手”的空白。
　　阎锡山曾和泰戈尔有过一次交谈，而且谈论的是东西方文化的比较。1924年5月21日，当时泰戈尔造访太原，阎锡山督军公署接见了他。泰戈尔问：“请问阎先生，什么是东方文化？”阎锡山想了想说：“东方文化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中’字。”与泰戈尔谈论思想，显然比与部下讨论篮球改革要舒心得多，但关于篮球的问题，对“阎会长”来说却是一个现实问题，没法一“中”了之。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篮球上其实也早已显现出来。比如，在西方，当时裁判被叫做：“球证”，每场比赛有正、副两个“球证”；在中国裁判则叫：“司令”，而且只有一个。阎会长用行政手段改变了山西篮球的面貌，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司令”，相信这一点奈史密斯是不会明白的。
　　自奈史密斯发明篮球直到1939年去世，他没有从中得到一分钱的额外好处。只在1936年，被应邀出席柏林奥运会，观看了第一次列入奥运项目的篮球比赛。据说，当时连回来的路费还是好心人帮着凑的。显然在奈史密斯这里，篮球只是个游戏，或者说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阎会长”操的心他操不了，也没法操。就像我们的球迷，要不去现场“闹他”，要不往桃筐里扔两块板砖，去享受篮球这玩意儿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