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继承”是中国画论上的一对矛盾，更是当前中国画创作中值得注意研究的问题。很多老画家以为不重视继承就说不上中国画创新。也有不少人学习了西画，特别是接触了日新月异的西方现代诸艺术流派后，以为中国画已经衰老过时，应彻底更新，另起炉灶。对于这一大问题必须另作专题讨论，现仅从我国古代画论中有关创造与继承的角度来探讨相关的论点也不为无益。
　　 深受中国哲学影响的古代画家和理论家，从来就很重视创造精神，并在历史长河中产生了许许多多富有创造精神的杰出画家，他们都反映了这种要求革新和独创的思想。我们试看：
“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来独往，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战国·《庄子·在宥第十一》）
“夫丹青妙极，未易言尽，虽质沿古意，而文变今情。”（南北朝陈·姚最《续画品·序》）
“述而不作，非画所先。”（南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序》）
我们看来，在商汤时代铜器上的铭文就十分坚决地表现了对新（或创新）的态度：有一天“新”不能满足，要继续“新”，永远“新”。真是开创者的精神；老庄思想对我国后世画家（特别是山水画家）影响是巨大的，他以“人”与“自然”为一体，更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要做“独有之人”，“独来独往”于天地之间。试问古今中外鼓吹创新的艺术家，有几个人能有此思想境界？他们在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又能体现多少？
　　到南北朝画家们的画论中，有宗炳的“畅神”论、王微的“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虽未明说“独创”或“独有”，其超脱不羁的精神和庄子的思想是一致的。至于谢赫和姚最对绘画创作的要求倒很简单明了。谢的《六法》中虽有“传移模写”一法，但又指出首先要“作”（就是要有新意），不能仅仅是“述”（指重复前人的创作）。姚最的“文变今情”，也是要把画的文采，变得适合于当前的新鲜感受。
　　 宋代的画家对于创造和继承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阐述。至清初的石涛，则更把独创精神的重要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
　　“人之学画，无异学书。今取锺、王、虞、柳，久必入其仿佛。至于大人达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并览，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后为得。”（宋·郭熙《林泉高致》）
郭熙以为学画和学书法相同，一般人学一家也能大体相似。但有更高要求的人，就要“兼收并览”，广泛吸收别人的长处，才能达到自成一家，才能算成功。刘道醇的思想要更解放一些，他以为绘画在古代没有一定的法则，可自己创意，求表现宇宙的规律。也含有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意味。
　　到了石涛的强调独创精神和个性的表现，不仅在中国古代，直至近代的画坛也算是绝无仅有，即在西方近代主张表现个性画家的言论中，亦未见有如此警辟动人的语言。他不仅鄙视仅仅模仿前人，称之为“食某家残羹”，并认为古人的须眉、肺腑，不能长在自己的身上。要“立定精神”、“换去毛骨”，可以不顾一切，只要“自有我在”！这个“我”可以代替山川发言，已经分不清是谁“脱胎”为谁。这儿又体现了“忘我”的精神，正是庄子的天地与我为一的境界。“唯我”又“忘我”，这是许多富有独创精神的画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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