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生态思想任俊华
孟子提出的“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命题,从其性善论来分析包含着“有仁爱之心的民众才会去爱护万物”的思想。
大家知道,这一命题提出于如下文字之中——孟子曰:“君子之于万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孟子严格区分了“爱”“仁”“亲”三种美德,体现了孟子仁爱有差等的思想。“爱”“仁”“亲”三者皆是一种爱心,但爱及的对象是截然不同的,是有差等的。
“仁民而爱物”命题还揭示了“功至于百姓”(仁民)要与“恩足以及禽兽”(爱物)相统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一次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对齐宣王说:“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意即如今大王您的好心好意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言下之意,孟子是主张推恩爱物必须与仁爱百姓相统一,不能顾此失彼的。他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古代的圣贤(指尧舜汤文王周公等)之所以大大地超越了一般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善于推行其好的行为罢了。为了更好地做到“仁民而爱物”,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描绘出一幅天下老少和睦相处的美好景象。这种人间“仁民”的盛景再加之以推恩万物的“爱物”盛景就构成了孟子理想的儒家生态社会。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理想的儒家生态社会——“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中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这种儒家理想生态社会要怎样才能实现呢?孟子主张靠贤明的圣人实施仁政,推行以德治国,并且实行有效的社会分工,各司其职,这样全社会形成“仁民而爱物”的风尚,这种理想社会就可以实现了。
孟子分析了从尧到周公治国的历史,认为圣人治国就能使国兴,暴君治国就会使国衰,明确表示自己要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仁民”业绩,推行儒家仁义治国思想。他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后来舜帝又起用大禹治水,“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平”。终于使天下太平。这是圣人治国的结果,而暴君治国会怎么样呢?孟子指出:“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洿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乱。”暴君治国就出现“天下乱”的结果。直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才又天下太平。可是好景不长,周室衰微,“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土横议”。没有了圣王,又出现了天下混乱的景象。对此孟子感到深深的忧伤,他说:“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希望来日“圣人复起”实现自己推崇“先圣之道”的志向。如果统治者不仁就叫作“贼”,即“吾君不能谓之贼”,这样的独夫民贼,人人可起而诛之。他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与后来那些对封建君王效忠而毕恭毕敬的儒者相比,孟子的这种“人伦之至”思想的确是有进步意义的。
孟子主张实施仁政,以德治国,反对发动战争和靠武力征服别国来进行强权统治,这对保护生态资源是有积极生态伦理学意义的。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霸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予之服孔子也。”孟子将君王看作是“为民父母”即“仁民”的圣人,但是这种圣人在孟子时代是根本见不到的,但是孟子作为杰出的思想家,能够提出“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和儒家理想生态社会的蓝图,确是难能可贵的。
孟子提出的“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命题,从其性善论来分析包含着“有仁爱之心的民众才会去爱护万物”的思想。
大家知道,这一命题提出于如下文字之中——孟子曰:“君子之于万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孟子严格区分了“爱”“仁”“亲”三种美德,体现了孟子仁爱有差等的思想。“爱”“仁”“亲”三者皆是一种爱心,但爱及的对象是截然不同的,是有差等的。
“仁民而爱物”命题还揭示了“功至于百姓”(仁民)要与“恩足以及禽兽”(爱物)相统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一次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对齐宣王说:“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意即如今大王您的好心好意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言下之意,孟子是主张推恩爱物必须与仁爱百姓相统一,不能顾此失彼的。他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古代的圣贤(指尧舜汤文王周公等)之所以大大地超越了一般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善于推行其好的行为罢了。为了更好地做到“仁民而爱物”,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描绘出一幅天下老少和睦相处的美好景象。这种人间“仁民”的盛景再加之以推恩万物的“爱物”盛景就构成了孟子理想的儒家生态社会。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理想的儒家生态社会——“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中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这种儒家理想生态社会要怎样才能实现呢?孟子主张靠贤明的圣人实施仁政,推行以德治国,并且实行有效的社会分工,各司其职,这样全社会形成“仁民而爱物”的风尚,这种理想社会就可以实现了。
孟子分析了从尧到周公治国的历史,认为圣人治国就能使国兴,暴君治国就会使国衰,明确表示自己要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仁民”业绩,推行儒家仁义治国思想。他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后来舜帝又起用大禹治水,“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平”。终于使天下太平。这是圣人治国的结果,而暴君治国会怎么样呢?孟子指出:“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洿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乱。”暴君治国就出现“天下乱”的结果。直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才又天下太平。可是好景不长,周室衰微,“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土横议”。没有了圣王,又出现了天下混乱的景象。对此孟子感到深深的忧伤,他说:“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希望来日“圣人复起”实现自己推崇“先圣之道”的志向。如果统治者不仁就叫作“贼”,即“吾君不能谓之贼”,这样的独夫民贼,人人可起而诛之。他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与后来那些对封建君王效忠而毕恭毕敬的儒者相比,孟子的这种“人伦之至”思想的确是有进步意义的。
孟子主张实施仁政,以德治国,反对发动战争和靠武力征服别国来进行强权统治,这对保护生态资源是有积极生态伦理学意义的。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霸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予之服孔子也。”孟子将君王看作是“为民父母”即“仁民”的圣人,但是这种圣人在孟子时代是根本见不到的,但是孟子作为杰出的思想家,能够提出“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和儒家理想生态社会的蓝图,确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