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古已有之，商鞅之法就是秦国的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强调极端的国家主义，就是将国家与人民对立，国家与人民是难以调和的两极，国家强大建立在人民弱小的基础之上，所以，强国就必须弱民，《商君书·弱民》：“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而且，弱民还是对外扩张的起点措施，《商君书·画策》：“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弱民的能力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志，越是能够弱民越是说明国家强大，弱民就是要剥夺人民的财富为国家所用，于是，国家就可以重刑轻赏，为所欲为，《商君书·去强》：“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弱民还要践踏人民的尊严，因为没有尊严的人民容易被奴役，所以，国家就可以以刑赏发动人民对外战争，《商君书·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
强国弱民就必须奉行愚民政策。愚民就要瓦解民间已经形成的道德风气，统一人民的思想，这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商君书·农战》：“《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所以，对于能够启蒙人民的真正思想者要一律封杀，《商君书·垦令》：“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愚民还要严格禁止人民流动，让人民固守原地，《商君书·垦令》：“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所以，民间旅店就要废止，这样人民就难以流动，而只能安心务农，《商君书·垦令》：“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愚民还要严格限制娱乐，让人民只有单一的思想，《商君书·垦令》：“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
举国体制，农战至上。人民几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务农，要么战争，农战压倒一切，《商君书·农战》：“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总而言之，农战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是人民的人生主旋律，《商君书·农战》：“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战争是人民所厌恶的，那就要动员人民战争，同时，要将人民置于不得不战的背水境地，乡里和军队都有组织，这样一来，如果得不到敌人的首级，就难以回家，因为回家就会死，家人也会受到牵连，而且无处可逃，只有向前获取敌人的首级，这是能够生存下去的条件，《商君书·画策》：“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史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秦国因为举国体制而兴，也因为举国体制而亡。但是，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所以，举国体制还是没有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举国体制强调极端的国家主义，就是将国家与人民对立，国家与人民是难以调和的两极，国家强大建立在人民弱小的基础之上，所以，强国就必须弱民，《商君书·弱民》：“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而且，弱民还是对外扩张的起点措施，《商君书·画策》：“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弱民的能力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志，越是能够弱民越是说明国家强大，弱民就是要剥夺人民的财富为国家所用，于是，国家就可以重刑轻赏，为所欲为，《商君书·去强》：“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弱民还要践踏人民的尊严，因为没有尊严的人民容易被奴役，所以，国家就可以以刑赏发动人民对外战争，《商君书·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
强国弱民就必须奉行愚民政策。愚民就要瓦解民间已经形成的道德风气，统一人民的思想，这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商君书·农战》：“《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所以，对于能够启蒙人民的真正思想者要一律封杀，《商君书·垦令》：“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愚民还要严格禁止人民流动，让人民固守原地，《商君书·垦令》：“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所以，民间旅店就要废止，这样人民就难以流动，而只能安心务农，《商君书·垦令》：“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愚民还要严格限制娱乐，让人民只有单一的思想，《商君书·垦令》：“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
举国体制，农战至上。人民几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务农，要么战争，农战压倒一切，《商君书·农战》：“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总而言之，农战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是人民的人生主旋律，《商君书·农战》：“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战争是人民所厌恶的，那就要动员人民战争，同时，要将人民置于不得不战的背水境地，乡里和军队都有组织，这样一来，如果得不到敌人的首级，就难以回家，因为回家就会死，家人也会受到牵连，而且无处可逃，只有向前获取敌人的首级，这是能够生存下去的条件，《商君书·画策》：“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史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秦国因为举国体制而兴，也因为举国体制而亡。但是，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所以，举国体制还是没有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