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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vs帝
说起北京的天坛，相信大多数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三层圆亭式样的建筑。可若亲自来到天坛参观，我们会发现，天坛的主体建筑分为南北两区，各有墙垣。北区的核心，就是刚才提到的“圆亭子”——祈年殿。而南区的核心，则并非殿宇，而是一个圆形的石台——圜丘。人们不禁要纳闷：既然天坛是祭天的所在，头顶只有一个青天，天上只有一个老天爷，为何有祈年殿和圜丘两组建筑呢？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祈年殿用来祭祀“老天爷”；而圜丘则祭祀“天”。对于这样的回答，听众不免觉得荒唐可笑：天就是老天爷，怎么还能分成两个？要解释这个疑问可就说来话长了——要从当年周公制礼作乐谈起。
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所祭祀的众多神明之上，有一个至高的天神，被称为昊天或者上帝。三代对天的信仰虽然一致，但奉祀礼仪则大不相同。夏代之教尚忠，末季流於质野好乱。商代为救夏末之弊，其教尚敬，但矫枉过正的结果是沉溺于鬼神之事：商王举行的祭祀有三百六十多种，几乎日日有之，一年刚好够用，故而称一岁为一祀。武王讨独夫而安天下之后，周公鉴于前代政教的得失，制礼作乐，定下祭祀必须符合中道的原则：不欲数，不欲疏。也就是说，祭祀既不能太频繁，也不能太稀少。若太频繁，于神烦渎，于人疲惫，反而失敬。若太稀少，则会导致礼仪的生疏甚至忘忽，也会失敬。由于周公的制作，成就了郁郁乎文哉的宗周礼乐。
周德渐衰，天下经历了战国的乱世，秦代的酷法，楚汉的战争，待汉高祖定鼎之后，才又恢复平和。汉代的学问，先有师徒口传的今文经学，后有屋壁遗书的古文经学，诸儒皓首穷经，试图从秦火余烬中重建起昔日的礼乐文明。等到东汉末叶，有大儒郑康成（讳玄）出，以《周礼》规范礼学，以礼学齐整六经，融会今古，贯通各家，奠定了集汉学之大成的郑学。郑学体系中关于上天和郊祭的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天有六名，岁有九祭”。所谓天有六名，是指在至高无上的昊天上帝以外，又有作为辅佐的五帝，各司五行之一气。五气周遍，才能生发神人万物，维持宇宙秩序。昊天上帝和五帝各有其名号和在天穹对应的星宿：天皇大帝（昊天上帝）名为耀魄宝，其星为紫微北辰（也即北极星）；东方青帝名为灵威仰，主木德；南方赤帝名为赤熛怒，主火德；中央黄帝名为含枢纽，主土德；西方白帝名为白招拒，主金德；北方黑帝名为汁光计，主水德，他们的星宿分别是太微五帝座中相应方位之星。世间万物都依赖五行之气的流布而生，故凡黔首皆五帝子孙，王者之祖先也都感五帝之一的精气降世，并以此帝之德而受命（比如姬姓的祖先感青帝之精而生，周朝因木德而有天下），所以太微五帝也被称为“感生帝”。郑学在此神学理论的基础上安置一年的九次祭天：冬至郊天于圜丘，祭祀天皇大帝耀魄宝（昊天上帝），这是对至高天神的事奉，一年只有一次；孟春（正月）上辛日于南郊泰坛祭祀本朝天子家系所由之而出的感生帝，以皇始祖配享，为本岁祈祷年成；孟夏（四月）泛祭五帝于东南郊的雩坛，以五人帝（上古的五位君王）配享，为祈膏雨，使万物得以生长；季秋（九月）泛祭五天帝和五人帝于国阳之明堂，以皇祖（周朝为文王）配享五天帝，以皇宗（周朝为武王）配享五人帝；立春祭青帝于东郊；立夏祭赤帝于南郊；立秋前十八日祭黄帝于中兆（南郊偏西）；立秋祭白帝于西郊；立冬祭黑帝于北郊（此五祭也被统称为‘五时迎气’）。
汉失神器，曹氏篡夺，天下又陷入了三国六朝的分裂战乱。在这个时代，有学者王子雍（名肃）反对郑学，提出一套自己的学术体系。王学的天道观为：“天体不二，岁有两祀”。王子雍认为天六名说出自纬书，不足取信。故而他单依诗书本文，认为昊天、上帝是同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明，而五方感帝为五行精气之神，不可称之为天。九祭之中，他只承认冬至和孟春两者为祭天，且所祭对象是同一个上帝，没有大帝、感帝之别。
宋明理学基本同意王学不信纬书的观点，认为天体唯一。在宋儒看来，人们侧重天无私覆的广大浩瀚之德时，称之为天；侧重其如慈父般监临下土，降命人主的神格属性时，称之为帝。故而朱子以为，举祭于露天丘坛，名为祭天，致享于明堂室内，名为祀帝，天与帝本体为一，只是因为人们侧重其德性的不同方面，而给予两种名号。明朝接受王学-理学传统中较为质朴的天道观，甚至进一步予以简化：将天地合祀于南郊。等到嘉靖年间礼仪改革，恢复天地分祀之后，将原本合祭天地的大祀殿改为孟春祈谷之坛，也就是今天的祈年殿，又在其南增建冬至郊天的圜丘。前者有屋宇覆盖，后者露天，按照朱子的理论，正好一者祀帝，一者祭天，如果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屋里祭老天爷，屋外祭青天”。
天vs帝
说起北京的天坛，相信大多数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三层圆亭式样的建筑。可若亲自来到天坛参观，我们会发现，天坛的主体建筑分为南北两区，各有墙垣。北区的核心，就是刚才提到的“圆亭子”——祈年殿。而南区的核心，则并非殿宇，而是一个圆形的石台——圜丘。人们不禁要纳闷：既然天坛是祭天的所在，头顶只有一个青天，天上只有一个老天爷，为何有祈年殿和圜丘两组建筑呢？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祈年殿用来祭祀“老天爷”；而圜丘则祭祀“天”。对于这样的回答，听众不免觉得荒唐可笑：天就是老天爷，怎么还能分成两个？要解释这个疑问可就说来话长了——要从当年周公制礼作乐谈起。
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所祭祀的众多神明之上，有一个至高的天神，被称为昊天或者上帝。三代对天的信仰虽然一致，但奉祀礼仪则大不相同。夏代之教尚忠，末季流於质野好乱。商代为救夏末之弊，其教尚敬，但矫枉过正的结果是沉溺于鬼神之事：商王举行的祭祀有三百六十多种，几乎日日有之，一年刚好够用，故而称一岁为一祀。武王讨独夫而安天下之后，周公鉴于前代政教的得失，制礼作乐，定下祭祀必须符合中道的原则：不欲数，不欲疏。也就是说，祭祀既不能太频繁，也不能太稀少。若太频繁，于神烦渎，于人疲惫，反而失敬。若太稀少，则会导致礼仪的生疏甚至忘忽，也会失敬。由于周公的制作，成就了郁郁乎文哉的宗周礼乐。
周德渐衰，天下经历了战国的乱世，秦代的酷法，楚汉的战争，待汉高祖定鼎之后，才又恢复平和。汉代的学问，先有师徒口传的今文经学，后有屋壁遗书的古文经学，诸儒皓首穷经，试图从秦火余烬中重建起昔日的礼乐文明。等到东汉末叶，有大儒郑康成（讳玄）出，以《周礼》规范礼学，以礼学齐整六经，融会今古，贯通各家，奠定了集汉学之大成的郑学。郑学体系中关于上天和郊祭的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天有六名，岁有九祭”。所谓天有六名，是指在至高无上的昊天上帝以外，又有作为辅佐的五帝，各司五行之一气。五气周遍，才能生发神人万物，维持宇宙秩序。昊天上帝和五帝各有其名号和在天穹对应的星宿：天皇大帝（昊天上帝）名为耀魄宝，其星为紫微北辰（也即北极星）；东方青帝名为灵威仰，主木德；南方赤帝名为赤熛怒，主火德；中央黄帝名为含枢纽，主土德；西方白帝名为白招拒，主金德；北方黑帝名为汁光计，主水德，他们的星宿分别是太微五帝座中相应方位之星。世间万物都依赖五行之气的流布而生，故凡黔首皆五帝子孙，王者之祖先也都感五帝之一的精气降世，并以此帝之德而受命（比如姬姓的祖先感青帝之精而生，周朝因木德而有天下），所以太微五帝也被称为“感生帝”。郑学在此神学理论的基础上安置一年的九次祭天：冬至郊天于圜丘，祭祀天皇大帝耀魄宝（昊天上帝），这是对至高天神的事奉，一年只有一次；孟春（正月）上辛日于南郊泰坛祭祀本朝天子家系所由之而出的感生帝，以皇始祖配享，为本岁祈祷年成；孟夏（四月）泛祭五帝于东南郊的雩坛，以五人帝（上古的五位君王）配享，为祈膏雨，使万物得以生长；季秋（九月）泛祭五天帝和五人帝于国阳之明堂，以皇祖（周朝为文王）配享五天帝，以皇宗（周朝为武王）配享五人帝；立春祭青帝于东郊；立夏祭赤帝于南郊；立秋前十八日祭黄帝于中兆（南郊偏西）；立秋祭白帝于西郊；立冬祭黑帝于北郊（此五祭也被统称为‘五时迎气’）。
汉失神器，曹氏篡夺，天下又陷入了三国六朝的分裂战乱。在这个时代，有学者王子雍（名肃）反对郑学，提出一套自己的学术体系。王学的天道观为：“天体不二，岁有两祀”。王子雍认为天六名说出自纬书，不足取信。故而他单依诗书本文，认为昊天、上帝是同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明，而五方感帝为五行精气之神，不可称之为天。九祭之中，他只承认冬至和孟春两者为祭天，且所祭对象是同一个上帝，没有大帝、感帝之别。
宋明理学基本同意王学不信纬书的观点，认为天体唯一。在宋儒看来，人们侧重天无私覆的广大浩瀚之德时，称之为天；侧重其如慈父般监临下土，降命人主的神格属性时，称之为帝。故而朱子以为，举祭于露天丘坛，名为祭天，致享于明堂室内，名为祀帝，天与帝本体为一，只是因为人们侧重其德性的不同方面，而给予两种名号。明朝接受王学-理学传统中较为质朴的天道观，甚至进一步予以简化：将天地合祀于南郊。等到嘉靖年间礼仪改革，恢复天地分祀之后，将原本合祭天地的大祀殿改为孟春祈谷之坛，也就是今天的祈年殿，又在其南增建冬至郊天的圜丘。前者有屋宇覆盖，后者露天，按照朱子的理论，正好一者祀帝，一者祭天，如果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屋里祭老天爷，屋外祭青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