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强说:“我们现在不要复祖心切,不要老是说我老子是天下第一,你孔子是老二,通通不要讲,我们只要是海内外,不管你在哪儿有心发扬你中原文化的统统是根,把根做大。”
河南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化,涌现出无数圣贤,但近代却衰落了,近一百年,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不复古代的领先地位;最近这十多年,河南人又饱尝地域歧视之苦。河南人有着强烈的身份意识,或许是因为共同而鲜明的文化记忆以及刻骨铭心的苦难。他们为自己生在中国文明的发源地感到自豪,总是饱含依恋地谈论故乡,即便那里是穷乡僻壤。
我认识的在河南从事乡村建设的人士,多半是现代化的批判者,他们主张农民应该过一种道德、环保而又不失现代契约精神的生活,而中国传统文化能给这种生活提供精神养分。他们很像美国汉学家艾恺所说的“文化守成主义者”:“面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这一共同敌人(虽然他们自己的政治态度也可以被划归自由一类),都厌恶个人的物质私利。他们怀疑或者直率地敌视工业化的结果,特别是现代化的都市生活。这种态度强调社会在个人之上,有机的自然共同体在人工的法律关系和个人权利之上……”“文化守成主义者”不等于顽固不化的保守派,其中也不乏天才人物,例如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印度的泰戈尔以及中国的梁漱溟。
有人认为这种思潮是因为河南地处内陆,缺少欧风美雨的熏陶,人们意识不够现代所致。这种看法低估了河南人对本土文化的执着信念,以及这种信念背后的身份认同。中国自古以来以文化认同评判归属,华夷之辨 在于文化,而非地理或种族。你会看到,一个河南人尽管用苹果手机、吃肯德基、看好莱坞电影,从来没读过四书五经,但依然相信中原文化了不起。
如同《旧约》中的以色列人,不断重复祖先亚伯拉罕以及大卫王的德行和功绩,河南人一次次对文化源头的追问与祭拜,也成了对“我从哪里来”这一问题的探索。这种探索至少可以上溯到两千一百年前的司马迁。他不是河南人,但他在《史记》中断定黄帝为中华人文始祖,而且其出生地便在河南新郑。
河南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化,涌现出无数圣贤,但近代却衰落了,近一百年,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不复古代的领先地位;最近这十多年,河南人又饱尝地域歧视之苦。河南人有着强烈的身份意识,或许是因为共同而鲜明的文化记忆以及刻骨铭心的苦难。他们为自己生在中国文明的发源地感到自豪,总是饱含依恋地谈论故乡,即便那里是穷乡僻壤。
我认识的在河南从事乡村建设的人士,多半是现代化的批判者,他们主张农民应该过一种道德、环保而又不失现代契约精神的生活,而中国传统文化能给这种生活提供精神养分。他们很像美国汉学家艾恺所说的“文化守成主义者”:“面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这一共同敌人(虽然他们自己的政治态度也可以被划归自由一类),都厌恶个人的物质私利。他们怀疑或者直率地敌视工业化的结果,特别是现代化的都市生活。这种态度强调社会在个人之上,有机的自然共同体在人工的法律关系和个人权利之上……”“文化守成主义者”不等于顽固不化的保守派,其中也不乏天才人物,例如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印度的泰戈尔以及中国的梁漱溟。
有人认为这种思潮是因为河南地处内陆,缺少欧风美雨的熏陶,人们意识不够现代所致。这种看法低估了河南人对本土文化的执着信念,以及这种信念背后的身份认同。中国自古以来以文化认同评判归属,华夷之辨 在于文化,而非地理或种族。你会看到,一个河南人尽管用苹果手机、吃肯德基、看好莱坞电影,从来没读过四书五经,但依然相信中原文化了不起。
如同《旧约》中的以色列人,不断重复祖先亚伯拉罕以及大卫王的德行和功绩,河南人一次次对文化源头的追问与祭拜,也成了对“我从哪里来”这一问题的探索。这种探索至少可以上溯到两千一百年前的司马迁。他不是河南人,但他在《史记》中断定黄帝为中华人文始祖,而且其出生地便在河南新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