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老照片现身南宋村, 成为日军侵略上党地区又一铁证
历史背景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国27年（1938）2月，日军第一次侵占长治（县）城。川军李家钰部英勇反击，终日弹尽粮绝，县城失守，千余居民惨遭日军屠杀。4月，八路军344旅和决死一纵队在长治等县军民的配合下，歼灭日军400余人，收复了长治（县）城。民国28年（1939）7月，日军第二次侵占长治（县）城，直至民国34年（1945）共侵占长治（县）城6年。日军两次侵占长治（县）城，所犯罪行不胜枚举，据民国35年（1946）4月的调查，长治（县）城原有人口24139人，日军侵占期间，共减少3648人，占总人口的15%……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4年春天，我们下乡搜集抗日资料。3月27日来到了南宋村，听老百姓说，王文明家里保存着几张日本军人的照片。我们就去了他家。不想王文明去福建打工去了。一直等到2014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才在南宋村拿到了这几张照片。 其实这不是照片，而是七块玻璃底片，是最原始的底版。在一些反映清朝或民国生活的电影里，每当照相时，银幕上总有一股烟雾“腾”地升起。这靠烟雾闪光定出的就是这种玻璃底片。 从南宋回到县城后，我们赶忙拿上去洗，但跑了好几家照相馆，都说冲这种底片用的是最落后的技术，就是搭起“暗房”来舀上水去洗。这种方法早就淘汰了，现在都换成数码摄像了，谁还有“暗房”?崔振川同志几经周折，才在一家照相馆里冲洗出来。 这是七张侵华日军的生活照。尽管历时七十多年，洗得晚了些，但照片依然清晰可见。
图一是位日本军人一身戎装，拄刀站立在院中。底片的边沿还用蓝笔写有汉字。因年代长久，有些字迹已漫漶不清，有的依稀可辨。这张底片上写的是“内野军曹”、“X陈民队”几个字。说明拄刀的这个日本军人叫内野，职务是军曹（一种下级军官）。内野的身后是雕刻精美的窗棂，好像还安有玻璃。表明这是一处有钱人家的院落。
图二站立着两个日本军人。这二人胸佩奖章，腰系皮带。两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样子，相貌相同，佩戴的胸章也相同，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照片的边沿写有“山东队十八、三、三十”的字样。可能注明的是拍摄日期。如果它用的是日本纪年的话，昭和十八年，应该是1943年。要用的是民国年号的话，应该是1929年。可这一年日本尚未进犯中国。显然这张照片是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三月三十日拍摄的。
图三是四位表情肃穆的军人并排坐在一起。其中一个拄刀的双手还抱着一个骨灰盒样的东西，这盒子上还竖写有一行小字,好像是日文。很可能是五个好朋友一起来中国打仗，不幸死了一个，四个活的和一个死的就在一块做个留念吧！
这些士兵占用的是民房。从后面的背景看，屋子的根基是用砖砌，上面是用结（土坯）垒。这是那时候晋东南老百姓家常住的房屋。
图四也是四位军人，前头一个人坐，后面三个人站。他们都穿着厚军服，站立的两个军人头上还戴着大毛皮帽子，说明这时候天气很冷。他们是在一个砖碹大门前照的相（肯定占用的也是民房），这碹门的顶上还挂着一面“太阳旗”，很可能是大队日军的驻地。
图五左边站着一军人，右边坐着一军人。底片的边沿上写着“×队高桥七、一○”，“七、一○”很可能也是拍摄日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七张照片就不是在同一天、同一个村镇拍照的。而右边坐着的这位军人肯定就是高桥。据档案记载，日伪时期长治县水道管理处处长由伪县长谢芳声兼任，副处长就是一个叫高桥的日本人。1952年在调查日本战犯的罪行时，有个叫陈宝根的农民说，他就在水道公司伺候过高桥。后来因为高桥丢了50000元钱，怀疑是他偷的。就被日本人打了一顿，赶回了家。陈宝根还说，高桥是个文人，不很厉害。不知县水道管理处的那位副处长和照片上的这位高桥是不是同一个人。
图六是一个中年妇女穿着和服蹲在雪地里。那几天肯定下的很大，连前面的斗盆里，后面的墙壁上、院墙上都落满了雪。
图七是一个三四岁的日本小闺女穿着和服坐在椅子上。小闺女稚气十足，童真可爱，和服上绣的樱花图案色彩鲜艳。照片上的这些日本人肯定都已经做古，唯一有可能在世的就是这个小闺女。她肯定不知道，在遥远的中国，在太行山深处的长治县，会留下她童年的倩影。
历史背景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国27年（1938）2月，日军第一次侵占长治（县）城。川军李家钰部英勇反击，终日弹尽粮绝，县城失守，千余居民惨遭日军屠杀。4月，八路军344旅和决死一纵队在长治等县军民的配合下，歼灭日军400余人，收复了长治（县）城。民国28年（1939）7月，日军第二次侵占长治（县）城，直至民国34年（1945）共侵占长治（县）城6年。日军两次侵占长治（县）城，所犯罪行不胜枚举，据民国35年（1946）4月的调查，长治（县）城原有人口24139人，日军侵占期间，共减少3648人，占总人口的15%……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4年春天，我们下乡搜集抗日资料。3月27日来到了南宋村，听老百姓说，王文明家里保存着几张日本军人的照片。我们就去了他家。不想王文明去福建打工去了。一直等到2014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才在南宋村拿到了这几张照片。 其实这不是照片，而是七块玻璃底片，是最原始的底版。在一些反映清朝或民国生活的电影里，每当照相时，银幕上总有一股烟雾“腾”地升起。这靠烟雾闪光定出的就是这种玻璃底片。 从南宋回到县城后，我们赶忙拿上去洗，但跑了好几家照相馆，都说冲这种底片用的是最落后的技术，就是搭起“暗房”来舀上水去洗。这种方法早就淘汰了，现在都换成数码摄像了，谁还有“暗房”?崔振川同志几经周折，才在一家照相馆里冲洗出来。 这是七张侵华日军的生活照。尽管历时七十多年，洗得晚了些，但照片依然清晰可见。
图一是位日本军人一身戎装，拄刀站立在院中。底片的边沿还用蓝笔写有汉字。因年代长久，有些字迹已漫漶不清，有的依稀可辨。这张底片上写的是“内野军曹”、“X陈民队”几个字。说明拄刀的这个日本军人叫内野，职务是军曹（一种下级军官）。内野的身后是雕刻精美的窗棂，好像还安有玻璃。表明这是一处有钱人家的院落。
图二站立着两个日本军人。这二人胸佩奖章，腰系皮带。两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样子，相貌相同，佩戴的胸章也相同，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照片的边沿写有“山东队十八、三、三十”的字样。可能注明的是拍摄日期。如果它用的是日本纪年的话，昭和十八年，应该是1943年。要用的是民国年号的话，应该是1929年。可这一年日本尚未进犯中国。显然这张照片是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三月三十日拍摄的。
图三是四位表情肃穆的军人并排坐在一起。其中一个拄刀的双手还抱着一个骨灰盒样的东西，这盒子上还竖写有一行小字,好像是日文。很可能是五个好朋友一起来中国打仗，不幸死了一个，四个活的和一个死的就在一块做个留念吧！
这些士兵占用的是民房。从后面的背景看，屋子的根基是用砖砌，上面是用结（土坯）垒。这是那时候晋东南老百姓家常住的房屋。
图四也是四位军人，前头一个人坐，后面三个人站。他们都穿着厚军服，站立的两个军人头上还戴着大毛皮帽子，说明这时候天气很冷。他们是在一个砖碹大门前照的相（肯定占用的也是民房），这碹门的顶上还挂着一面“太阳旗”，很可能是大队日军的驻地。
图五左边站着一军人，右边坐着一军人。底片的边沿上写着“×队高桥七、一○”，“七、一○”很可能也是拍摄日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七张照片就不是在同一天、同一个村镇拍照的。而右边坐着的这位军人肯定就是高桥。据档案记载，日伪时期长治县水道管理处处长由伪县长谢芳声兼任，副处长就是一个叫高桥的日本人。1952年在调查日本战犯的罪行时，有个叫陈宝根的农民说，他就在水道公司伺候过高桥。后来因为高桥丢了50000元钱，怀疑是他偷的。就被日本人打了一顿，赶回了家。陈宝根还说，高桥是个文人，不很厉害。不知县水道管理处的那位副处长和照片上的这位高桥是不是同一个人。
图六是一个中年妇女穿着和服蹲在雪地里。那几天肯定下的很大，连前面的斗盆里，后面的墙壁上、院墙上都落满了雪。
图七是一个三四岁的日本小闺女穿着和服坐在椅子上。小闺女稚气十足，童真可爱，和服上绣的樱花图案色彩鲜艳。照片上的这些日本人肯定都已经做古，唯一有可能在世的就是这个小闺女。她肯定不知道，在遥远的中国，在太行山深处的长治县，会留下她童年的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