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面目,使一部分有志之士逐渐对改良道路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宣传的革命主张开始逐步地影响和深入到新的知识分子当中。唐才常及其自立军起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唐才常,字伯平,号绂丞,浏阳县人。贡生出身。先后肄业于长沙校经、岳麓及武昌两湖书院。在武昌求学期间,时值中国惨败于东邻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兵挫地削,国势益危”;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维新变法思潮发展为变法救亡的政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富于强烈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唐才常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回到长沙,积极参与湖南的维新活动,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
1898年9月,唐才常应挚友谭嗣同之邀去北京帮助办理新政事宜。谁知才到武汉,就传来了戊戌政变、谭嗣同遇害的消息。唐才常悲愤不已,忍不住失声痛哭,“满朝旧党仇新党,几辈清流付浊流”,对顽固派切齿痛恨,决心“剩好头颅酬死友”,“拔刀誓斩佞臣头”,发誓报仇雪恨。
此后,唐才常由上海辗转香港、南洋到达日本东京。在此,他一方面仍继续追随坚持改良道路的康有为,另一方面又和孙中山等兴中会人士频繁接触。受孙中山的启发,唐才常产生了“树大节,倡太难,行大改革”的政治主张。
1899年,唐才常得到康有为的2万元捐款,准备回国利用会党在长江流域起事,得到兴中会和保皇会的共同支持。是年深秋时节,唐才常离开日本启程回国,孙中山、梁启超都来送别。钱别宴会上,唐才常慷慨激昂,表示回去要“冒死发难,推行大改革”,听者无不动容。
唐才常肩负着革命与改良的双重期望回到国内,广泛联络各方面有彭响的知名人士,于1899年冬在上海荚租界成立了正气会,准备“纠合爱国正气之仁人君子”,共图救国方略。号召人们抵御侵略,奋起救国;同时,又拥戴光绪皇帝,主张忠君。这种矛盾的主张折射出世纪之交革命与改良思想相互擅替交叉的时代特征。
次年春,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印发“富有票”,广泛联络会党。自立会的会员称作“会友”,每人持有“富有票”一张,作为会员凭证。会中设军事、政治两部。其中坚人物以湖南人为多,长沙地区的有不少。自立会声称:“变1日中国为新中国,我辈之责任也,我辈宜函谋皇帝复辟,而创立立宪帝国。”宗旨依然矛盾模糊。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为辞,又在上海英租界张园邀集沪上“名流”召开国会(又名中国议会),准备起义成功后,以此作为议政的基础。“国会”推容阂、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并以湘阴县人林圭、善化县人沈草为干事。国会宣布以“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纯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请光绪帝复辟”为宗旨。
在此前后,自立会人士在长江流域奔走布置,以长江流域各省哥老会会员为基础,组织自立军,图谋武装勤王。组建了前、后、左、右、中及总会亲军和先锋军,共计10万余人。唐才常为诸军督办,总机关设于汉口。原定于1900中8月9日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同时发动。但因等待康有为汇款接脐,起义日期一再延误。而驻大通的前军负责人长沙人秦力山,因未得到通知仍于原定日期起事。当天,秦力山率前军以“讨贼勤艾”的名义占领大通县城,因得不到响应,孤军奋战,于11日失败。
秦力山领导的大通起义失败后,驻新堤右军统领沈尊率领部分自立军于8月16日进入湖南临湘滩头一带。湖南巡抚俞廉三闻讯,急带大军前往镇压,自立军寡不敌众,最后败散。沈草脱险后,辗转至北京被捕,死于刑狱。
8月下旬,张之洞破获自立军设在汉口的总机关。唐才常当时不在总部,跟随他多年的战友李荣盛劝他走避,但他却坚定表示:“我决心为国捐躯,你自己快走吧。”李荣盛感动得大声痛哭,说“先生舍生忘死,我怎么能做怕死鬼!”也留下不走。旋而清兵赶到,唐才常神态自若,笑着昂首受缚。张之洞不敢白日公然加害,竟于夜半将他们押至武昌天府庙杀害。临刑前,唐才常大呼:“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然后从容就义,将一腔热血洒在荒丘之上,时年才33岁。
唐才常弟唐才中、望城靖港人谭翥等其他长沙义士均被俞廉三先后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自立军申明要废除“所有清朝专制法律”,“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已印有新时代的烙印,而且又采取了武装起义的形式,因而自立军起义是历史新旧转折点上产生的事件:既是19世纪末改良运动的继续,又是20世纪革命运动行将高涨的征兆。
唐才常、秦力山、沈尊等志士殉难,给人们以巨大的震动。鲜血,使许多原先徘徊于改良、革命之间的人士播然领悟到,想通过清廷来拯救中国,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们转而大声疾呼,唤醒世人毋为奴隶,抛弃改良的幻想,毅然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唐才常,字伯平,号绂丞,浏阳县人。贡生出身。先后肄业于长沙校经、岳麓及武昌两湖书院。在武昌求学期间,时值中国惨败于东邻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兵挫地削,国势益危”;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维新变法思潮发展为变法救亡的政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富于强烈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唐才常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回到长沙,积极参与湖南的维新活动,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
1898年9月,唐才常应挚友谭嗣同之邀去北京帮助办理新政事宜。谁知才到武汉,就传来了戊戌政变、谭嗣同遇害的消息。唐才常悲愤不已,忍不住失声痛哭,“满朝旧党仇新党,几辈清流付浊流”,对顽固派切齿痛恨,决心“剩好头颅酬死友”,“拔刀誓斩佞臣头”,发誓报仇雪恨。
此后,唐才常由上海辗转香港、南洋到达日本东京。在此,他一方面仍继续追随坚持改良道路的康有为,另一方面又和孙中山等兴中会人士频繁接触。受孙中山的启发,唐才常产生了“树大节,倡太难,行大改革”的政治主张。
1899年,唐才常得到康有为的2万元捐款,准备回国利用会党在长江流域起事,得到兴中会和保皇会的共同支持。是年深秋时节,唐才常离开日本启程回国,孙中山、梁启超都来送别。钱别宴会上,唐才常慷慨激昂,表示回去要“冒死发难,推行大改革”,听者无不动容。
唐才常肩负着革命与改良的双重期望回到国内,广泛联络各方面有彭响的知名人士,于1899年冬在上海荚租界成立了正气会,准备“纠合爱国正气之仁人君子”,共图救国方略。号召人们抵御侵略,奋起救国;同时,又拥戴光绪皇帝,主张忠君。这种矛盾的主张折射出世纪之交革命与改良思想相互擅替交叉的时代特征。
次年春,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印发“富有票”,广泛联络会党。自立会的会员称作“会友”,每人持有“富有票”一张,作为会员凭证。会中设军事、政治两部。其中坚人物以湖南人为多,长沙地区的有不少。自立会声称:“变1日中国为新中国,我辈之责任也,我辈宜函谋皇帝复辟,而创立立宪帝国。”宗旨依然矛盾模糊。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为辞,又在上海英租界张园邀集沪上“名流”召开国会(又名中国议会),准备起义成功后,以此作为议政的基础。“国会”推容阂、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并以湘阴县人林圭、善化县人沈草为干事。国会宣布以“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纯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请光绪帝复辟”为宗旨。
在此前后,自立会人士在长江流域奔走布置,以长江流域各省哥老会会员为基础,组织自立军,图谋武装勤王。组建了前、后、左、右、中及总会亲军和先锋军,共计10万余人。唐才常为诸军督办,总机关设于汉口。原定于1900中8月9日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同时发动。但因等待康有为汇款接脐,起义日期一再延误。而驻大通的前军负责人长沙人秦力山,因未得到通知仍于原定日期起事。当天,秦力山率前军以“讨贼勤艾”的名义占领大通县城,因得不到响应,孤军奋战,于11日失败。
秦力山领导的大通起义失败后,驻新堤右军统领沈尊率领部分自立军于8月16日进入湖南临湘滩头一带。湖南巡抚俞廉三闻讯,急带大军前往镇压,自立军寡不敌众,最后败散。沈草脱险后,辗转至北京被捕,死于刑狱。
8月下旬,张之洞破获自立军设在汉口的总机关。唐才常当时不在总部,跟随他多年的战友李荣盛劝他走避,但他却坚定表示:“我决心为国捐躯,你自己快走吧。”李荣盛感动得大声痛哭,说“先生舍生忘死,我怎么能做怕死鬼!”也留下不走。旋而清兵赶到,唐才常神态自若,笑着昂首受缚。张之洞不敢白日公然加害,竟于夜半将他们押至武昌天府庙杀害。临刑前,唐才常大呼:“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然后从容就义,将一腔热血洒在荒丘之上,时年才33岁。
唐才常弟唐才中、望城靖港人谭翥等其他长沙义士均被俞廉三先后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自立军申明要废除“所有清朝专制法律”,“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已印有新时代的烙印,而且又采取了武装起义的形式,因而自立军起义是历史新旧转折点上产生的事件:既是19世纪末改良运动的继续,又是20世纪革命运动行将高涨的征兆。
唐才常、秦力山、沈尊等志士殉难,给人们以巨大的震动。鲜血,使许多原先徘徊于改良、革命之间的人士播然领悟到,想通过清廷来拯救中国,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们转而大声疾呼,唤醒世人毋为奴隶,抛弃改良的幻想,毅然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