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有人问我，在这个操蛋的社会，面对越来越任性的权力以及与此相伴的诸多恶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倘若是随波逐流，甚至从恶如流，自己的良知不允许；倘若是起身反抗，又发觉个体的力量实在太小，实在无济于事。如此，内心便总是充满了矛盾、痛苦，甚至绝望。
是的。这实在是我们这个社会下许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当正义和真理在一个社会无法得到昭彰时，生活于这个社会下的一部分有良知和政治判断力的成员便会陷入这种矛盾之中，甚至因此开始逃避，继而变得冷漠。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来抵抗这样的社会呢？
我的朋友羽戈先生（微信号：yuge20040712）常说：大道不行，各尽本分。多年来，我一直将其视为圭臬。因为它满足了一个尚有良知的人在这个恶权横行的社会中最低限度的生存方式。大道不张，在我们无力反抗时，便只好退而求之，做好自身。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价值选择。
然而，是不是我们只要做好本分就可以了呢？显然不是。且不说权力是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特点的，尤其是专制体制下，权力更是诸多恶行的源头，倘若只是固守本分，怕也是难逃被权力裹挟下的恶行的侵害。这样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就单从社会层面来说，在互害型社会中，单纯地做好自身，怕也是难以过上稍有尊严的生活的，你不害人，但难保自己不被他人害。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仅满足于此。曼德拉曾说过：人们不能对正义无所作为、无所表示、无所反应，不能不抗议压迫，不能不为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生活而作出努力。为此，他放弃了原本优越的生活，投入南非的反种族隔离人斗争，付出了在牢中服刑27年的巨大牺牲。
有人说，像曼德拉这样的都是伟人，他们的行为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高不可攀。事实上，平凡人也自有平凡人的抵抗姿态，比如阿伦特就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就对德国纳粹时期的一名普通军官给与了非常高的评价。
这位名叫安东·施密德的中士，在二战期间，他率领一个巡逻队，在波兰负责寻找散落在各地、同部队失去了联系的德军士兵。搜寻过程中他们遇到了犹太地下组织成员。但他并没有捕杀这些犹太人，而是为这些犹太游击队队员办理了假护照，并用军车把他们送到安全地带。给获救的犹太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对此他分文不取。这个行动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3月持续了五个多月时间，直到安东·施密德被捕，遭到处决。
施密特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普通人，但在那黑暗的年月里，正因为有了像施密德这样的“寻常人”挺身而出，为捍卫最低限度的人类文明而战，才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虽然只有少数人能鼓起这种勇气，但这个少数仍能给人以激励和鼓舞。
中士安东·施密德的故事，为我们在抵抗遭受破坏的极端社会中树立了榜样。阿伦特非常赞赏这种“寻常人”的抵抗行为，她希望并梦想，这样的故事越多越好，他是对人类生活有别样视角的典范，与只以业绩为导向的政权追寻者大相径庭。
或许有人说政治与我无关，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这实在是最无知且愚蠢的话，作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政治不仅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高度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政治包涵两层含义，“政”指的是领导，“治”指的是管理。“政”是方向和主体，“治”是手段和方法，治是围绕着政进行的。所以，政治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后宫争斗”，它的好坏与否，从大的方面说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前途。
比如，我们熟悉的晚清政局，正是因为政治的无能，才招致外不能抗辱，内不能平乱。又比如，我们近现代以来很多的政治灾难，也都与当时的政治的混乱有莫大的关系。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有一点点做人的尊严，在起码的物质上有所发展，也跟政治的风向转移直接相关。
从小的方面說，政治也影响着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个人的权利如何保障，征不征房产税，如何断绝毒奶粉、毒疫苗的流行等；小到一条马路走向的设计，一座公园的选址等，都与政治有关。而我们社会的诸多恶行之所以屡禁不止，从根本上说，也与我们现在的政治生态有关的。试想，倘若是在一个政治民主的国家，上面的问题还会一而再，再二三的出现吗？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政治与已无关呢？我以为，大约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我们是个集体受过政治创伤的民族，在过去那个一切泛政治化的极权时代，政治就仿佛是一条脱缰的猛兽，将每个人都撕咬得遍体鳞伤，以至于这政治的创伤通过先辈的记忆传递让我们对政治产生恐惧，本能得避开政治。
二是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实在是还算不上一个民主的政治，许多的事情都与我们普通人无关，许多的问题，我们也无从努力，就算努力了也无法改变，甚至连法律规定的一些权利也无从保障，久而久之，对政治的态度自然就变成了冷漠。但这是一种被迫的被动远离，而并非政治真得就与我们无关，更不是我们逃避政治的理由。
恰恰相反，面对如此的政治，我们更需要积极地抵抗，否则，这个社会只会更加的沉沦。也许有人还会认为，自己是比中士安东·施密德更为平凡的人，根本无法像他一样去完成那样的壮举。没关系，我在这里也并不提倡大家去作激烈的抵抗，更不提倡流血，甚至付出生命的抵抗。事实上，在我们的身边，如同我们般的平凡人正在采用各式各样的姿态进行着抵抗。
有人用散步的方式抵制不合理的要求；有人用法律来守护社会的正义；有人以公民行动来捍卫自身的权利；也有人用教育来续存我们民族的智慧。
不管怎样，重要的不是抵抗的结果，而是抵抗的意愿和姿态，哪怕是你在看到标有污水治理的河段里依旧污水四溢时，打一个监督电话去发出你的质疑，这也是一种有姿态的抵抗。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内格特所说：一个社会的体制的命运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要看民众对“共同生活会受损害”有怎样的担忧；其二，要看民众是否愿意对整个社会福祉承担政治责任，以及这个意愿的强烈程度的如何。
是的。这实在是我们这个社会下许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当正义和真理在一个社会无法得到昭彰时，生活于这个社会下的一部分有良知和政治判断力的成员便会陷入这种矛盾之中，甚至因此开始逃避，继而变得冷漠。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来抵抗这样的社会呢？
我的朋友羽戈先生（微信号：yuge20040712）常说：大道不行，各尽本分。多年来，我一直将其视为圭臬。因为它满足了一个尚有良知的人在这个恶权横行的社会中最低限度的生存方式。大道不张，在我们无力反抗时，便只好退而求之，做好自身。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价值选择。
然而，是不是我们只要做好本分就可以了呢？显然不是。且不说权力是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特点的，尤其是专制体制下，权力更是诸多恶行的源头，倘若只是固守本分，怕也是难逃被权力裹挟下的恶行的侵害。这样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就单从社会层面来说，在互害型社会中，单纯地做好自身，怕也是难以过上稍有尊严的生活的，你不害人，但难保自己不被他人害。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仅满足于此。曼德拉曾说过：人们不能对正义无所作为、无所表示、无所反应，不能不抗议压迫，不能不为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生活而作出努力。为此，他放弃了原本优越的生活，投入南非的反种族隔离人斗争，付出了在牢中服刑27年的巨大牺牲。
有人说，像曼德拉这样的都是伟人，他们的行为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高不可攀。事实上，平凡人也自有平凡人的抵抗姿态，比如阿伦特就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就对德国纳粹时期的一名普通军官给与了非常高的评价。
这位名叫安东·施密德的中士，在二战期间，他率领一个巡逻队，在波兰负责寻找散落在各地、同部队失去了联系的德军士兵。搜寻过程中他们遇到了犹太地下组织成员。但他并没有捕杀这些犹太人，而是为这些犹太游击队队员办理了假护照，并用军车把他们送到安全地带。给获救的犹太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对此他分文不取。这个行动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3月持续了五个多月时间，直到安东·施密德被捕，遭到处决。
施密特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普通人，但在那黑暗的年月里，正因为有了像施密德这样的“寻常人”挺身而出，为捍卫最低限度的人类文明而战，才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虽然只有少数人能鼓起这种勇气，但这个少数仍能给人以激励和鼓舞。
中士安东·施密德的故事，为我们在抵抗遭受破坏的极端社会中树立了榜样。阿伦特非常赞赏这种“寻常人”的抵抗行为，她希望并梦想，这样的故事越多越好，他是对人类生活有别样视角的典范，与只以业绩为导向的政权追寻者大相径庭。
或许有人说政治与我无关，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这实在是最无知且愚蠢的话，作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政治不仅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高度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政治包涵两层含义，“政”指的是领导，“治”指的是管理。“政”是方向和主体，“治”是手段和方法，治是围绕着政进行的。所以，政治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后宫争斗”，它的好坏与否，从大的方面说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前途。
比如，我们熟悉的晚清政局，正是因为政治的无能，才招致外不能抗辱，内不能平乱。又比如，我们近现代以来很多的政治灾难，也都与当时的政治的混乱有莫大的关系。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有一点点做人的尊严，在起码的物质上有所发展，也跟政治的风向转移直接相关。
从小的方面說，政治也影响着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个人的权利如何保障，征不征房产税，如何断绝毒奶粉、毒疫苗的流行等；小到一条马路走向的设计，一座公园的选址等，都与政治有关。而我们社会的诸多恶行之所以屡禁不止，从根本上说，也与我们现在的政治生态有关的。试想，倘若是在一个政治民主的国家，上面的问题还会一而再，再二三的出现吗？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政治与已无关呢？我以为，大约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我们是个集体受过政治创伤的民族，在过去那个一切泛政治化的极权时代，政治就仿佛是一条脱缰的猛兽，将每个人都撕咬得遍体鳞伤，以至于这政治的创伤通过先辈的记忆传递让我们对政治产生恐惧，本能得避开政治。
二是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实在是还算不上一个民主的政治，许多的事情都与我们普通人无关，许多的问题，我们也无从努力，就算努力了也无法改变，甚至连法律规定的一些权利也无从保障，久而久之，对政治的态度自然就变成了冷漠。但这是一种被迫的被动远离，而并非政治真得就与我们无关，更不是我们逃避政治的理由。
恰恰相反，面对如此的政治，我们更需要积极地抵抗，否则，这个社会只会更加的沉沦。也许有人还会认为，自己是比中士安东·施密德更为平凡的人，根本无法像他一样去完成那样的壮举。没关系，我在这里也并不提倡大家去作激烈的抵抗，更不提倡流血，甚至付出生命的抵抗。事实上，在我们的身边，如同我们般的平凡人正在采用各式各样的姿态进行着抵抗。
有人用散步的方式抵制不合理的要求；有人用法律来守护社会的正义；有人以公民行动来捍卫自身的权利；也有人用教育来续存我们民族的智慧。
不管怎样，重要的不是抵抗的结果，而是抵抗的意愿和姿态，哪怕是你在看到标有污水治理的河段里依旧污水四溢时，打一个监督电话去发出你的质疑，这也是一种有姿态的抵抗。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内格特所说：一个社会的体制的命运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要看民众对“共同生活会受损害”有怎样的担忧；其二，要看民众是否愿意对整个社会福祉承担政治责任，以及这个意愿的强烈程度的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