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语
　　沈彭年，曲艺作家评论家。天津人。燕京大学肄业。建国后，历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研究部主任，编辑部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中国广播说唱团曲艺顾问，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和第二届书记处书记。《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卷曲艺主编。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曲艺理论研究工作。著有《晴雯传》等。
　　五六岁的时候，家里的大人们就不时带着我去“杂耍园子”里听“杂耍”，接受说唱艺术的启蒙教育了。匆匆五十年过去，印象呢，自然片片段段，淡淡浓浓，稼轩词有云：“往事朦陇”了。记得有位比我年长了二十岁的堂兄，领着我去过一次座落在天津北大关桥东的义顺茶园。
　　那是个酿雪的夜晚，一掀开厚重的棉门帘，热气烟气水气扑面而来，台上正有人弹唱。那台又小又矮，灯火昏黄，却满满地坐了一屋子听客。我只好恳求退场。回想起来，有如梦境。前些年才知道大鼓名家张小轩和良小楼都在义顺茶园演唱过，还同过台，打过擂，初出茅庐的毛丫头良小楼在弦师韩德全的指点下，居然取胜。威名赫赫的张老将则一气出了榆关，奔了奉天。
　　有的情景，虽也年深日久，却是如在目前。一次，在天祥市场楼上的小广寒听杂耍，台上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说逗笑的话。说着说着，和我般般大的那个孩子，忽然跳起来拿手中摺扇的扇骨子打了大人一下脑袋，大人还要弯腰低头就他。哄堂的笑声中，我也觉得意趣盎然。大人告诉我，这个机灵的孩子叫小蘑菇，他和他的爸爸在说相声。
　　相濡以沫
　　老相声垫话儿《顺情说好话》有云：“九河下潲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水早码头，别搬家，住着好！”
　　七八岁以后，家住在天津西站红楼脚下的槐园以东，没几步路就可以登上红楼的平台。放眼西南就是“九河”之一的南运河，蜿蜒而来，南望，是“三道浮桥”之一的大半浮桥，横架运河之上。地道的“水旱码头”。
　　有码头必有搬运工人，那年月叫作扛大个儿的“脚行”。家中货栈墙外临街一排铺面房，是竹林村，赵家场等五处脚行的聚集地，“五村脚行”，即封建把头盘剥搬运工人血汗钱的“办事处”。夏天，五村脚行照常在房门前搭个大天棚。傍晚，管账先生在天棚下拨拉着算盘，给卖力气的算账开钱。遇到阴雨连天，或是铁路线中断，没多少活计的时候，黄昏前后常有人弹起大弦子，唱起悲切苍凉的小调。有时还有人敲着小磁碗击节打拍。歌声随着风声雨声飘来自家院落，常想到天棚下去真切地听听，却从未如愿。
　　小学课余，在家中给我们补习《大学》《中庸》的瘸三叔总是面孔一板：“窑调胶皮调，有什么听头！”自己却总是觉着有个听头。虽然什么是鸳鸯调、靠山调、拉哈调，毫无所知，听起来却是又痛快，又难过，又好听。“艺术效果”还挺复杂的。脚行把头们大把地攥着别人奔来的血汗钱吃喝玩乐去了；脚行们，无家可归的，在雨声中唱起了时调。仿佛庄子说过的“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情景。
　　一九六一年八月，津门诸友来京说唱。写了个《西江月十三辙》，在北京日报上为他们报幕，第七阕写天津时调本末：“京沽土产时调，风靡窄巷往昔，亏得几辈好歌师，造就音声郁郁。”我最初听到的就是“五村脚行”天棚下，雨声中，好歌师们的倾喉悲歌。后来，才知道有秦翠红、赵宝翠、钟香云一代歌师，也只能听听几张钻石针的唱片了。直接聆教的是三位艺人：高五姑、赵小福、姜二顺。这已是芦沟桥事变后，自己在天津师范读书时的事了。
　　姜二顺听得少，印象是常常唱靠山调、新老鸳鸯调，反正拉哈调等几个大调之外的时调小曲，唱得稳重深沉，韵味醇厚，却又似乎未尽符合天津时调“悲，媚、脆”的艺术特色。赵小福的唱，既“媚”又“脆”，比如唱《解狱》，配上卢成科师作金石响的弦索，听来淋漓痛快，可就是稍少生离死别的悲凉况味。
　　文如其人，歌如其人，马二先生写不出性灵文章，道理是一样的。高五姑引吭一歌则爽朗悲凉，沁人心脾，这有《喜荣归》、《七月七》的唱片为证。高五姑和母亲是好友，她潦倒之极的时候，往往来看看母亲。家里有架老式样的脚踏板的风琴，她有时高兴了就自抚自唱“苏武留胡节不辱”，这《苏武牧羊》歌，唱得更是悲壮感人。
　　我有一次下学回家，一进大门就听到她正在抚琴高唱岳武穆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是冒沦陷区之大不韪的！
　　高五姑的时调特色应该称为“悲，美、脆”，听不出什么妩媚的味道，加上咬字狠，行腔稳，俏头准的功夫，堪称一时绝唱。她由于嗜毒，终于冻饿死在街头。哀哉！她来我家茶饭之后，包上几个馒首，带上点儿“车钱”，同母亲凄然握别时的高高的，瘦瘦的，微显佝偻的身影，至今记忆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