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王商
《益州耆旧传》：商字文表，广汉人，以才学称，声问著於州里。刘璋辟为治中从事。是时王涂隔绝，州之牧伯犹七国之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党信大臣。商奏记谏璋，璋颇感悟。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商谓璋曰：“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璋从其言，乃拒绝之。】荆州牧刘表及儒者宋忠咸闻其名，遗书与商叙致殷勤。许靖号为臧否，至蜀，见商而称之曰：“设使商生於华夏，虽王景兴无以加也。”璋以商为蜀郡太守。成都禽坚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赠孝廉。又与严君平、李弘立祠作铭，以旌先贤。脩学广农，百姓便之。在郡十载，卒於官，许靖代之。建安十六年，转在蜀郡。
《三国志刘焉传》：兴平元年，痈疽发背而卒。【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韪为征东中郎将，率众击刘表。
《华阳国志》：帝遣璋晓谕焉。焉留璋不遣。【四年，征西将军马腾，自郿与焉、范通谋袭长安。治中从事广汉王商亟谏，不从】。谋泄，范、诞受诛。议郎河南庞羲，以通家，将范、诞诸子入蜀。而天火烧焉车乘荡尽，延及民家。兴平元年，焉徙治成都。既痛二子，又感祅灾，疽发背卒。【州帐下司马赵韪、治中从事王商等贪璋温仁，共表代父】。京师大乱，不能更遣，天子除璋监军使者，领益州牧。

对比一下《益州耆旧记》、《华阳国志》，能发现记载蜀中名士王商的事迹不尽相同。
废话不多说，直接引对比内容：
1、王商谏主事件：
《益州耆旧记》记载起因是【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因此王商劝谏刘璋不要与马超联合，并云马超为人勇猛无仁，见利忘义，同时也不能引马超自近，否则会养虎自患。
而《华阳国志》记载起因是【（初平）四年，征西将军马腾，自郿与焉、范通谋袭长安。治中从事广汉王商亟谏，不从】。
《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三月，韩遂、马腾与郭汜、樊稠战于长平观，遂、腾败绩，【左中郎将刘范】、前益州刺史种劭战殁。
《袁宏纪》曰：“是时马腾以李傕等专乱，【以益州刺史刘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共诛傕。焉遣子范将兵就腾】。故凉州刺史种劭，太常拂之子也。拂为傕所害，劭欲报仇，遂为此战。”
《后汉书》：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范及诞并见杀。
不知为何《华阳国志》记载此事为初平四年，此外还有《太平御览》引《汉书》：【献帝初平四年】有流星八九丈，西北行，有声如雷，望如火照地，是曰天狗。【金门之山有赤犬，其声下者，有兵也】。不知道这两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暂且不管此事。
总而言之，《华阳国志》记载当时为治中从事的王商劝刘焉不要派儿子刘范率军去支援马腾攻打李傕等人，刘焉不从，结果刘范、刘诞并死，刘焉十分痛心。
因此《益州耆旧记》只记载了王商劝刘璋不要联合马超，而《华阳国志》只记载了王商劝刘焉不要联合马腾。
按照常理分析，大概是王商分别地劝谏了刘焉、刘璋父子，一人一次，似乎没什么矛盾。然而本人认为《益州耆旧记》记载王商劝谏刘璋之事诚为可疑。

首先，明确记载了马超当时有【连蜀之意】，这里用得是联合，也就是马超、刘璋是作为平等的两个诸侯之间的地位，说明这个时间点大概是潼关之战前，亦或是马超复起兵陇上之际，而绝不是马超从陇右败亡逃入汉中的时候。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时凉州马超和益州刘璋之间隔着一个汉中张鲁。
《三国志刘璋传》：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锺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别驾从事蜀郡张松说璋曰：“曹公兵强无敌於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璋曰：“吾固忧之而未有计。”松曰：“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雠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
当时曹操以攻打汉中张鲁为名向西方用兵，因此凉州马超等人惊反，但是根据当时别驾从事张松的说法也是请刘备入川先灭张鲁，然后刘璋与刘备合力在汉中抗击曹操。说明刘璋、张鲁始终是敌对状态，直到曹操西征都是，因此如何刘璋能派兵跨过张鲁联合马超呢？而后来马超在陇上起兵时，也同理无法和刘璋联合。
其次，刘璋也没有条件【引而近之】，根据上面所述，张鲁占据汉中，马超要投靠也是首先投靠张鲁，刘璋哪里有土地可以安置马超军，张鲁又如何肯放马超军南下依附刘璋来对自己产生威胁？事实上后来马超兵败也是只能去投靠张鲁。而且马超认为【张鲁不足与计事】，又何况素来懦弱无能的刘璋，马超联合或投靠他有何意义？
所以，本人认为《益州耆旧记》记载得所谓王商劝刘璋拒连马超及拒引马超在当时来看都是不现实的。因此这个记载实在是有很大的问题，而《华阳国志》没有记载王商劝谏刘璋之事，反倒是记载了王商劝刘焉不要轻易派自己的儿子刘范联合马腾去攻打掌握朝廷且兵强马壮的李傕、郭汜倒是很正常、很现实的。并且刘焉活着的时候，张鲁还是恭顺得态度，这个态度转变恰恰是刘焉去世，刘璋继位后。
大概是《益州耆旧记》多有益州本地人不靠谱的传闻，将原本王商劝刘焉不要联合韩遂、马腾打长安之事误记为王商劝刘璋不要联合马超反曹，正是因为刘焉父子、马腾父子都是对抗朝廷（李傕、曹操）的关右、蜀汉军阀，易于混淆之故。
此外，关于立刘璋的蜀臣中《三国志》、《后汉书》都记载得是【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立为刺史】，《华阳国志》记载得是【州帐下司马赵韪、治中从事王商等贪璋温仁，共表代父】。其中明确提及王商，考虑到王商为治中从事，治中在州府中地位仅低于别驾，因此他能参与立刘璋也不足为奇。

《三国志刘焉传》：是时益州逆贼马相、赵祗等於绵竹县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数千人，先杀绵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万馀人，便前破雒县，攻益州杀俭，又到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相自称天子，众以万数。州从事贾龙素领家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馀人，攻相等，数日破走，州界清静。龙乃选吏卒迎焉。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讬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
《英雄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犍为太守任岐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举兵击焉，焉击破之。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岐、龙等皆蜀郡人。
《华阳国志》：中平元年，凉州黄巾逆贼马相、赵祗等聚衆绵竹，杀县令李升，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数千人。遣王饶赵播等进攻雒城，杀刺史俭，并下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壊三郡，相自称天子，衆以万数，又别破巴郡杀太守。赵韪部州从事贾龙素领家兵在犍为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灭之。州界清净。龙乃选吏卒迎焉，焉既到州移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小惠。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遣张鲁断北道，枉诛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前后左右部司马拟四军统兵位皆二千石。汉献帝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隂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

2、关于贾龙叛烧成都事件
此事要从刘焉入蜀说起，当时益州刺史郤俭治雒城，为黄巾贼马相、赵祗等所杀，遂后大肆破坏广汉、蜀郡以及犍为三郡，又击破并杀害巴郡太守赵部，州从事贾龙时领家兵在犍为郡的青衣，率本地诸吏民消灭了黄巾，于是贾龙派遣官吏迎接州牧刘焉，刘焉遂将州治从雒城移到绵竹。
《续汉书》：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荆州东界】。
而实际上在贾龙等人讨平黄巾的时候，刘焉正以道路不通为由停住在荆州的东界，所以刘焉并未参与平乱。又从刘焉入川挪移治所的问题来看，绵竹位于雒城更北的位置，刘焉之所以选择位于这里建立州治，本人认为理由有主要两点：
一、前益州刺史郤俭治雒城，为黄巾马相杀死，刘焉是继任刺史，所以想要换治所也属于情理之中。
二、根据《英雄记》记载贾龙是蜀郡人，而平定益州黄巾之乱中贾龙功劳最大，同时又迎奉了刘焉，显然如果刘焉迁治所于成都或者离蜀郡太近的话，都会让自己的统治影响力缩水。刘焉初来乍到，未立寸功，需要将自身影响力扩展开，所以广汉绵竹相对靠北，是个好的选择。此外绵竹是蜀中重要战略位置，刘备攻刘璋时，李严率诸军投降刘备地点便是绵竹，后来曹魏灭蜀时，诸葛瞻率诸军抵抗邓艾军地点也是绵竹。
所以，刘焉迁州治于绵竹后，立刻【抚纳离叛，务行小惠】，当时南阳、三辅数万人避乱入蜀中，刘焉全部引为自己的党羽，号为“东州士”。不仅如此，刘焉还派遣了张鲁去占领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然后同时又上书恶人先告状声称汉中为“米贼”所断，因此堂而皇之的在益州做起了土皇帝。诛巴郡太守王咸以及临邛长李权十多人，为自己立威。
这个时候犍为太守任岐坐不住了，遂【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举兵击（刘）焉】，被刘焉击败。同时董卓又派遣司徒赵谦带兵向益州，同时派人说服校尉贾龙起兵反攻刘焉。

关于赵谦其人
《谢承书》：“谦字彦信，太尉赵戒之孙，【蜀郡成都人】也。”
《后汉书赵典传》：赵典字仲经，【蜀郡成都人】也。、、、、【典兄子谦】，谦弟温，相继为三公。
这个司徒赵谦本身就是益州蜀郡成都人，当时汉中已经被张鲁所攻占，并且断绝阁道，自然赵谦带兵是无法入川攻打刘焉的。然而赵谦可以利用自己本身是蜀人的优势，去劝说蜀郡老家的豪强去反对刘焉，之前起兵的犍为太守任岐是蜀郡人，而赵谦再一次劝说了另外一个蜀郡人，同时也是平益州黄巾之乱的元勋益州从事、校尉贾龙。
这个足以证实本人之前所说刘焉将治所从雒城北迁绵竹而不是南迁成都的原因，正是有刘焉担心蜀郡豪强地头蛇会影响自己统治益州的问题，而起兵反抗刘焉的全部任岐、贾龙都是蜀郡人，攻蜀的司徒赵谦也是蜀郡人，这一现象决非偶然。
任岐时任犍为太守，而贾龙为州从事、校尉，讨黄巾前屯驻于犍为的青衣（《三国志》记载犍为东界）。所以任岐、贾龙想要讨伐刘焉必然从蜀郡的东南部犍为起事，刘焉当时治所在广汉绵竹，所以任岐、贾龙必然会经过自己的老家蜀郡。一件奇怪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华阳国志》中记载的“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
任岐、贾龙都是蜀郡人，虽然没有提到他们是蜀郡成都人，然而呼应贾龙起事的司徒赵谦是成都人，何况就算非成都人，他们都同属于蜀郡豪强，竟然会烧自己郡的郡治成都城池这种事件可谓匪夷所思，何况当时刘焉的治所并不在成都，而在广汉绵竹，因此烧成都有何益？假设说当时刘焉有派自己的亲信驻守于成都，但是任岐、贾龙也完全无需用烧成都的方式去毁自己的老家，完全可以利用自己豪强的身份优势发动本地人帮助自己。本人再引一段钟会之乱时成都被火烧的情景：
《钟会传》：时方给与姜维铠杖，白外有匈匈声，【似失火，有顷，白兵走向城】。会惊，谓维曰：“兵来似欲作恶，当云何？”维曰：“但当击之耳。”会遣兵悉杀所闭诸牙门郡守，内人共举机以柱门，兵斫门，不能破。斯须，【门外倚梯登城，或烧城屋】，蚁附乱进，矢下如雨，牙门、郡守各缘屋出，与其卒兵相得。
《华阳国志》：诸将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谋，【烧成都东门】，以袭杀会及维、张翼、后主太子璇等。军众抄掠，数日乃定。
当时魏军为了反击钟会、姜维乱军，因此有烧毁成都东门，以及部分房屋的行为，并且魏军本都是中原人，没有益州人，何况任岐、贾龙军起事的原因就是为了反抗外来的刘焉以及东州人？

因此至少本人目前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蜀郡豪强任岐、贾龙二人会火烧成都，本人分析得出的合理解释：
1、记载本为【烧邑下】，中间“成都”二字为衍，也就是说其实原文意思是说烧（绵竹邑下），正是因为益州刺史当时治于绵竹，因此刘焉抵御任岐、贾龙军就很正常了。
2、《东观汉记》：廉范，字叔度，为蜀郡太守。【成都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隐蔽，烧者日日相属】。范乃毁削前令，但严使储水，百姓为便。乃歌之云：“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无襦，今五葱。”
《类聚》：【成都地迫屋狭，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复弊之，失火者日属】。范令夜作，但使储水，百姓皆悦。
根据记载来看，东汉时成都街道、房屋狭窄，城邑十分容易引起火灾，因此当时旧制规定禁止百姓晚上烧火的，老百姓因此更加隐蔽得烧火，导致每天都有火灾。后来廉范为蜀郡太守后毁掉以前的法令，只是命令加强储备水，百姓都感到高兴。
也就是说，成都是易发生火灾的城市，尤其是烧毁得是【邑下】，邑按《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国也”，按曹丕《典论》中所述为“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一个郡或国中自然有大量的城邑，包括蜀郡成都周围也未必只有一座城邑，并且城邑也有一些具备军事用途，譬如十六国时期成汉治下成都有小城。
《晋书载记》：特常使流督锐众，与罗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壮勇督领村堡】。
也就是说不排除一种可能，其实任岐、贾龙是烧毁了当时成都主城周边的一些小城，很可能里面有刘焉部署的军队。但是水火无情，有可能将火种引到了主城，外加成都街道容易失火，而刘焉身为外来的益州牧，他为了渲染任岐贾龙之罪，所以夸大了他们的罪行，而最终造成了所谓任岐、贾龙两个蜀郡人火烧自己老家的乌龙事件。

3、刘焉出动“青羌”军打败贾龙之谜
案《英雄记》记载：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
所谓青羌，即是南中少民的一种。这条记载其实以前并没有在意过，而且多数人也都理解为自从刘焉开始就用青羌军作战了，但是现在仔细看来却也未必。
首先，明确《华阳国志》记载此事是【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因此可以看出刘焉到底主力是“东州人”还是“青羌”肯定是有所区别的。不过《华阳国志》倾向于前者，而《英雄记》倾向于后者。
其次，多处史料均证明青羌主要出自于南中以及迁入蜀中时间在诸葛亮南征后
《华阳国志南中志》：又分建宁、牂柯置兴古郡，以马忠为牂柯太守。【移南中劲卒、青羌万馀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汉晋春秋》：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魏略载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为亮仇敌。
诸葛亮征南中后迁徙青羌万余入蜀并改为无当军，又在第一次北伐后、二次北伐前《后出师表》中提到【青羌】以及魏明帝在蜀军一伐下得诏书中提到南中青羌瓦解。充分证明了青羌主要集中于南中，而之前益州牧刘焉治于广汉郡绵竹县，并且从未见到任何有关刘焉迁徙青羌的记载，如此说来如何证明刘焉所使得异族部队是青羌而非其它呢？
因此，本人以为任岐、贾龙反刘焉主要是因为刘焉擅杀蜀中豪强所致，而东州人外来入蜀自然会站在刘焉的立场上。所以东州人必然为绝对主力，正如《华阳国志》所记载。然而同时也不能轻率否定《英雄记》中所载刘焉使用异族部队的功劳，但是是否是南中青羌部却是十分值得怀疑的。理由如上所述，所以，刘焉应当使用了其它他能够直接控制的并且在周边的异族部队更合理。
譬如巴中的賨人夷民：
《华阳国志》：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
《华阳国志》：学道信者，谓之鬼卒。后乃为祭酒。巴、汉夷民多便之。
刘焉杀得蜀中豪强包括时任巴郡太守的李咸，又刘焉派张鲁据汉中传米教，而巴郡的賨人、夷民多有从之者。所以说刘焉即便出动了异族部队，更多可能是三巴的賨人（从地理上来讲巴中与广汉接壤），而非远在南中的青羌更为合理。骁勇善战的巴中賨人加上外来入蜀的东州人士联合起来，共同辅佐刘焉击败了蜀郡豪强任岐、贾龙，不久后绵竹因为一场意外火灾烧毁了刘焉大量辎重，因此刘焉“被迫”迁治所于成都，此事也说明标志着刘焉当时已经完全荡平了蜀中（蜀郡）反对自己的豪强力量。

补充：
《隶释 樊敏碑》：“季世不祥，【米巫凶虐，续蠢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
“米巫”指汉中张氏，而“青羌”则必指三巴賨夷，说明东汉时也有管三巴賨夷呼为青羌的例子，也即《英雄记》所云青羌称呼看样子没错，并且绝不是南中的青羌。

《水经注》·卷三十六
　　青衣水出青衣县西蒙山，东与沫水合也。
　　县故青衣羌国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汉武帝天汉四年，罢沈黎郡，分两部都尉，一治青衣，主汉民。公孙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为郡。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属国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汉制，上求内附。顺帝阳嘉二年，改曰汉嘉。嘉得此良臣也。县有蒙山，青衣水所发，东径其县，与沫水会于越巂郡之灵关道。青衣水又东，邛水注之，水出汉嘉严道邛来山，东至蜀郡临邛县，东入青衣水。至犍为南安县，入于江。

《益部耆旧传》：中平五年，黄巾余类延益州，贼帅赵蕃据阆中城，构迫衣冠，令人妇女为质，义、姬、华等随北入城。后贼类争势，攻破阆中，时人或死或奔，家室相失。
马相派赵播攻破巴郡不久发生"贼类争势"事件 应当就是黄巾与板楯蛮的争斗。
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
而板楯蛮有敬信鬼神的传统，张修在巴郡活动，板楯蛮多半是其信徒。后来张修投靠刘焉。
依据 樊敏碑所记录的 米巫凶虐，续蠢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 来看，那么有没有可能，贾龙依靠青羌援助击破马相等，然而青羌与张修接触也开始信服五斗米道。刘焉因此利用张修收服青羌，贾龙因此失去青羌支持而落败，甚至可能是刘焉让青羌反戈一击。所以史书特地强调一句刘焉击杀贾龙正是依靠青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