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布于《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一、史籍原典与司马迁的特殊笔法
现存有关惠帝的记述,《史记》是最早的、也应当是最重要的。然而,惠帝的政治角色之所以被忽视,除了他在位时间不长外,也与《史记》的记述方式有关。首先,《史记》没有将他单独列为本纪而将他附记于《吕太后本纪》中;其中与他有关的事只有三件。这个体裁呈现出他是吕后附庸的形象。其次,该卷卷首指他“为人仁弱”。在观人彘后“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 …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也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软弱和颓废的。
《汉书》在编纂体裁上做了大幅改变,将《惠帝纪》独立成卷而与《高后纪》并列。这个改变理应引人注意他的独立地位,然而效果却相反。首先,此纪相当简略,且所记之事没有因果关系,有如一本流水账。其次, 《汉书》还将《史记》所载有关惠帝三事从《惠帝纪》与《吕后纪》中移除,更加模糊了他与吕后的互动关系。最后,《汉书》对他的赞词虽是正面的,但“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的结语也给人一个负面的印象②。总之,《汉书》的体裁对扭转惠帝软弱颓废的形象没有助益。除了前述记载惠帝的“主文”外,散见于这两书其他卷中的“副文”也不少。这些副文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李长之指出:“要知道司马迁是拿整个的《史记》与人相见的,并非单篇分开给我们,因此他对于每一问题的看法,我们不能单就篇名的外形去找。”这就是说,要了解惠帝,应当对所有相关记述加以归纳并进行系统性的考证与诠释,不能仅就《史记·吕太后本纪》与《汉书·惠帝纪》而论。
在史籍原典的解读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叙述敏感而有意隐讳的史事时会运用三种特殊笔法。一、“缺漏之笔”,即故意漏载某些史事。二、“对比反衬”,即对具有矛盾关系的某甲与某乙,只记载某甲的作为而不提某乙;然而,某乙的作为由某甲的记述逆向推论即可得知。三、“错乱之笔”,即故意误载或虚构史事以呈现“明文”与“隐文”的双文效果。明文所载是假的,经由考证所解读出的隐文才是真正的史实。这是以谜语写史书的一种形式,因为所有的错乱之笔作者自己都提供了明显的“错乱提示”,即藉故意制造的错乱以提醒读者仔细分析其隐诲的意涵。错乱提示有“重述错乱”、“文法(风)错乱”、“时序错乱”及“场景错乱”等多种形式。关于这个奇特笔法,本文结尾将有综论。

二、惠帝“为人仁`弱'” ?
《吕太后本纪》卷首即指惠帝“为人仁弱”;然而,该卷所载他保护赵王如意、谴责母后及坚持以长兄之礼对待齐王刘肥等事却一致表明,他的确是仁慈的,但决不软弱。保护如意之事发生在惠帝继承皇位后半年左右。⑤这就是说,他在即位之初就坚决保卫父皇的爱子,不畏与母后发生冲突,并在冲突之初有效地保护了如意。这说明他具有独立的意志和行使其意志的能力。不仅如此,如依《西京杂记》的记载,他对吕后杀害如意的作为还进行了反击,刚烈不屈的个性更加鲜明。这个记载不但具体详细,而且比较合理可信。梁玉绳中肯地指出:“惠帝护赵王甚挚,宁有不究其死者?”
换句话说,《史记》的记载,即“孝惠元年十二月… …赵王已死”,不可尽信。这段记述有两处明显的错乱。一、“犁明”的“犁”字错误,应作“黎”。卷八《高祖本纪》载“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可证。二、“晨出… …犁明… …还”时序错乱。前引文表明“黎明”在“夜”后,指天将明时,应在天已亮的“晨”之前。这两处错乱应在提示这是错乱之笔,意在隐讳惠帝忤逆其母之事;以白话文来说,就是淡化处理了惠帝的不孝。
如意死后吕后将其母的身体加以摧残并置于“猪圈” (“厕”)中与群猪为伍,叫惠帝去观看。吕后为何做出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呢?传统说法有二。首先,徐孚远曰：“太后召惠帝观人彘,示之以意欲专政也。惠帝力不能制,故因病不听政。”笔者认为此说难以成立。因为,如下所将论,高帝临终前欲废吕后幸赖功臣列侯力争才能保全,此时惠帝初即位功臣列侯的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吕后应不至于已有专政的意图;而且,惠帝在观人彘后并未因病不听政。其次,芮和蒸指吕后“对戚夫人怀妒生恨心理失常(而)惨加伤害”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因为,这时戚夫人对她已无威胁,不应因嫉恨而致心理失常;而且,假如因此而做出此事,依据常情常理,不太可能叫16岁的亲生子去看。
笔者认为,吕后此举应当是她与惠帝的冲突急遽升高的结果,目的在教训惠帝。依照时间序列来看,高帝去世后吕后只是将戚夫人关在永巷,尚无杀害她之意。吕后是在听到她欲仰赖其子的悲歌后才采取杀害如意的行动。她召如意至长安的举动受到了赵相周昌的三次挫折,因而“大怒”先召周昌,并查明他确实到长安后才派人召如意。好不容易召来了如意,不料却被明“知太后怒”的亲生子在长安城外拦截并亲自日夜保护,让吕后一个多月找不到机会下手。此事岂能不让她“震怒”。好不容易杀了如意,如前所述,惠帝很可能采取反击行动或对其母出言不逊;并且,如下所将述,此时他还与其母为了封侯之事而发生激烈冲突。因此,“狂怒”的吕后乃将戚夫人加以摧残,半年后“召孝惠帝观人彘”。观人彘的时间在惠帝元年“夏”后,即如意被杀后大约半年;这段时间正足以让戚夫人被残身后恢复肢体能力而被塑造成人彘。因此,发生此事的主因应当是吕后对惠帝的狂怒而不是对戚夫人的嫉恨;吕后只是将她视为“人屎”、将它**利用以教训子。然而,惠帝对其母的残忍也进行了反击。卷九载,他在事后“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这等于指责亲生母“不是人!而是… …”。孝是汉的立国之德,他甘犯不孝的大罪表明他的个性极为刚烈。此处司马迁特别运用“请”字以隐讳他的不孝。此字传统上

这段冗长的记述在时序、场景、文法及情理上都有明显的错乱。一、“是后”二字指周昌谏废太子之事在如意为赵王前,时序错乱。如意封王在高帝九年,周昌也在同年担任赵相,高帝欲废太子之事则在十二年。二、“如意为赵王,年十岁”,年纪错误。卷九载“高祖为汉王,得… …戚姬”;假定在元年即得戚姬并立即生如意,如意封王时最多只有八岁。三、“燕时入奏事”的两个场景互相冲突;“燕”是公开的宴会,“入”指进入室内。
四、高帝不太可能在“燕时”拥戚姬;拥戚姬的场合应在室内,时间应在燕后。
五、“逐得,骑周昌项”之事荒诞可笑。堂堂帝国皇帝骑在大臣的肩膀上如小孩玩骑马打仗一般,成何体统?而且这时他已卧病不能起,如何能“逐”,如何能“骑”?
六、这段记述的主词与受词称谓错乱。第一句话“昌为人”应作“周昌为人”;后续记述“骑周昌项”应作“骑昌项”,“然尤惮周昌”应作“然犹惮之(或昌)”。
七、“既罢,吕后侧耳于东厢听,见周昌”的时序错乱,窃听应于罢朝之前。
八、高帝既“以留侯策即止”,必然不会再举行朝议议废太子,身处赵国的周昌如何到朝廷抗争呢?九、周昌主动开口说话后,即“争”后,高帝为何还要“问其说”?
十、“跪谢”之恩显然重于宴谢。吕后在高帝去世后就宴请张良以答谢他;她既非忘恩负义之人,为何在几个月后就忘却周昌的大恩而将他召来痛斥?
十一、“上以留侯策即止”与吕后跪谢周昌曰“微君,太子几废”两个记述互相矛盾;使高帝下定决心的关键人物应当只有一位。
十二、吕后窃听处在“东厢”,周昌谏诤处在朝廷;然而在东厢听不到朝廷的对话,她如何“侧耳”倾听周昌那结结巴巴的三言两语呢?
基于前述分析,笔者提出下列七点观察:

一、司马迁既多次明言“留侯策”是关键,那么周昌之谏就没有发挥关键作用。吕后怒骂他,表明对他既未“素所敬惮”也无感恩之意。东厢听不到朝廷对话的事实更证明吕后窃听与跪拜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应是司马迁为了隐讳“帝王师”张良协助吕后当上女主的耻行与周昌所闹的笑话而虚构的。
二、“逐得,骑周昌项”如确有其事,在秦时似更合理。因为,高帝是沛人,“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周昌也是“沛人”,与其堂兄“秦时皆为泗水卒史” 。“骑周昌项”正是“狎侮”之范例,也说明了他们的亲密关系。
三、周昌指责高帝为“桀纣之主”应确有其事,但时间应在高帝为汉王时,与谏废太子之事无关。司马迁记载此事之意,一方面在举例说明周昌“为人力,敢直言… …自萧、曹等皆卑下之”;另一方面则借他之口表述高帝真实的一面,即他晚年已经昏聩有如“桀纣之主”。
四、高帝被骂后应未“笑”而是“惭”;因为,“惭”才会“惮”。司马迁虚构“上笑之”之意可能在凸显下文之“上欣然而笑”,即笑周昌之愚;也可能兼有嘲笑高帝所托非人之意。
五、周昌所闹的笑话本身无关痛痒,司马迁以冗长篇幅记述这个插曲的主要目的之一应在以隐文指出:高帝曾举行盛宴,向天下昭告将以太子刘盈为帝国的第二任皇帝。这场宴会应当就是卷五五《留侯世家》所载“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 …及燕,置酒,太子侍”之“燕”。
六、周昌所闹的笑话蕴含高帝三年前的安排是明智的,临终前欲以如意为皇帝是昏聩的。这个笑话是:高帝燕后与戚姬独处并唱鸿鹄歌。此时从赵国被召到长安参加这场盛宴的周昌冒冒失失地闯进来。他看见高帝拥戚姬后“还走”,高帝于是“问其说”。高帝问后,个性刚强的他口吃地谏诤不可立如意为皇帝。然而,由于高帝举行这场盛宴的目的正是在昭告天下以刘盈为继任皇帝,所以“欣然而笑”;既笑他的口吃,也笑他的愚忠。他的愚忠在于:远道而来、道听途说,以为高帝改变了三年前的决定,因而硬闯内室谏诤。
七、如意不能被立的另一个原因是年纪太小,只有10岁。如前已述,“如意为赵王,年十岁”的记述是错误的。但如将“年十岁”与下句“高祖忧即万岁之后不全也”连读就是正确的;因为,高帝之忧在十二年,即久病临终前。此解正符合“高祖为汉王,得… …戚姬”的记述。

四、惠帝“日饮为淫乐,不听政”?
卷九载惠帝在观人彘后“大哭… …故有病也”的记述对他的形象影响很大。如仅读这段记述,所得到的印象将是:他在遭受此一重大心理创伤后即自暴自弃、无所作为。司马光因而指责他“弃国家而不恤… …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芮和蒸也指责他“轻社稷,斯诚汉家之庸主,高祖之逆子”③。有些学者也因而认为这是司马迁不为他立纪的原因。笔者认为这些看法值得商榷。因为,这段记述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不可尽信。
首先,惠帝之言“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应如王叔岷所解读的“意谓`身为太后子,而太后残毒如此,固无面目治天下也!'盖有不堪为太后子之意”;也就是具有与母决裂之意,而无从此不理朝政、不治天下之意。颜师古注云“今太后视事,己如太子然”,以后文“孝惠以此… …不听政”解读前文并不恰当。
其次,观人彘后“岁余不能起”的记述,时序错乱。年轻的惠帝在经历恐怖的人彘事件后生了一场大病是很有可能的,但事实表明他并未因此长达一年多都不能起床。他在二年“十月”即与齐王燕饮,距元年“夏”后观人彘只有四五个月。
第三,“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的记述,时序与事实都错乱。首先,相国萧何于二年七月去世前惠帝还亲临探视并询问继任人选,这说明他并未在观人彘后即不问政事。
其次,继任的相国曹参日夜饮酒而不问政务,过一段时间后惠帝责怪他说:“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此事说明,这时他不但没有病、没有颓废不听政,反而是敏于任事、具有“忧天下”之胸怀。
第四,惠帝生病“岁余不能起”可能确有其事,但时间应在他七年秋八月去世之前。《汉书·惠帝纪》载,在他去世前大约一年,“七年冬十月,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发兵镇守荥阳的目的应当是皇帝即将驾崩,预防东方诸侯起兵叛乱。因此，发兵前惠帝可能已经病入膏肓。此解正符合“岁余不能起”之说。
最后,司马迁对惠帝的赞词是“垂拱… …天下晏然”。“垂拱”不是“不听政”,不是“轻社稷”,也不是“弃国家而不恤”,而是“无为而治”。如前所述惠帝是敏于求治的,他是在曹参的劝谏后才“垂拱”的。这就是说司马迁对他不但没有责备之意,反而与班固一样具有疼惜爱怜之意。班固赞曰: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可谓宽仁之主,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
刘盈去世后群臣给他的谥号是“惠”。应劭注曰: “礼,谥法, `柔质慈民'曰`惠'”;此解具有“仁弱”之意。然而,依据《谥法》,“惠”也指“爱民好与”,即具有“宽仁”之意。班固对惠帝的总评可能采用此说。笔者认为此说较当。

五、惠帝何时立太子?
吕后四年五月废杀皇帝另立新帝。关于此事,卷九的记载,即“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 …以太后制天下事也”,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谁杀了皇帝之母?亦即帝言中之“后”指“孝惠皇后”或“太后”?
二、司马迁既引述帝言“我未壮”,为何又记载“帝壮”?两者似相矛盾。
三、这位皇帝何时被立为太子?关于第一个问题,《汉书·五行志上》与《外戚传上》的相关记载都明指“太后”。这
是可信的。因为,此时“太后制天下事也”;张皇后当时应极年轻,岂有权力杀太子之母?而且,司马迁特别指出她在十二年后株连甚广的诛吕政变中“唯独”幸免于难,证明她先前未曾犯下这个罪行。因此,此处的含混记述显然是有意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韩兆琦注曰:“张文虎曰:`壮字疑衍。'(《校勘纪》)按:张说是。后文有帝曰: `我未壮,壮即为变。'可知此时帝犹未壮也。”或许基于相同理由, 《汉书·外戚传上》的同一记述删除了“帝壮”二字。然而,这个删改正确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解答第三个问题。
首先,郭嵩焘认为《史记》的记述不可信。他指出张皇后取惠帝后宫之子为子时应在惠帝五、六年;这个小孩即位为皇帝时应只二三岁,被杀时也只不过六七岁。吕后当时大权在握,怎么会因他一两句话而害怕呢?他又是吕后的亲子孙,吕后怎么会如此狠毒呢?假定惠帝立太子在立张皇后之后,则郭氏的推论便是合理的,“帝壮”的“壮”字就如张文虎等所指的是衍文,那么班固删掉这两字就是正确的。

问题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惠帝立太子应在他即位之初而不在立张皇后之后。司马迁以错乱之笔在卷八《高祖本纪》记载了这件事: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 …”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梁玉绳指出,这段记述有三个错乱。一、“高祖”称谓错乱,“此时群臣方议尊号,何得先称`高祖'?《汉书》作`帝',是也”。二、“丙寅”前应加“五月”二字。三、同卷最后孤悬无依的“葬长陵”三字应移至“丙寅”之后并删除一“葬”字。笔者认为,这些应是司马迁暗示此段记述有隐情的错乱提示。这个隐情就是历来众说纷纭的“己巳,立太子”五字。
这五字班固改写为“已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张守节认为这个改写错误,原文应指“丙寅葬后四日,至己巳即立太子为帝”。《资治通鉴》作“五月丙寅,葬高帝于长陵… …己巳,太子即皇帝位”,近似张氏之说。梁玉绳则认同班固的改写,认为“ `巳'乃`已'字之重,`立'乃`下'字之误”,而不同意张氏之说,认为此说与原文的“太子袭号为皇帝”重复。刘辰翁认为“立”字可能是多余的,“`己巳太子至太上皇庙'甚顺”。王孝廉认为“ `立太子'当是`皇太子'之伪”。王叔岷指出,前引诸说“梁说较胜”。
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均未得其解。“己巳,立太子”当指刘盈在高帝葬日“丙寅”即位、袭号为皇帝后第三日“己巳”就立太子。
首先,太子刘盈应在高帝葬日即位为帝并谒祖庙。下列三事可以为证:一、卷九载惠帝死后,“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为帝,谒高庙”。二、文帝被拥立时,“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三、文帝葬后, “太子即位于高庙”。此处惠帝所谒者为“太上皇庙”而非高庙是由于此时高帝初崩尚未立庙,“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可证。因此,司马迁将“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十一字载于“己巳”日之后,时序错乱。其次,惠帝即位之初很可能以亲身经历就接受群臣的建请而立太子。刘邦在汉王二年彭城大败逃难时巧得刘盈后就立他为太子;当年他只有五岁。这也说明刘邦早已认识立太子的重要性。而且,如前所述,他临终前由于坚信确立皇位继承人的重要性而放弃废吕后的念头,因此也应会交代惠帝即位后就立太子。此外,年轻的代王在被拥立为皇帝后,群臣也在第四个月就为他立太子。这些事实与叔孙通谏诤太子不能废之言——— “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都表明,汉初君臣记取了秦始皇未立太子而致帝国崩灭的教训,对皇位继承问题极为重视。最后,吕后死后齐王起兵的说词“高后… …擅废高帝所立”,证明被吕后废杀的皇帝,也就是惠帝太子,是奉高帝之命而立的。时间当在惠帝即位之初。

第三,惠帝即位时虽仅十六岁,但却应已生子。王鸣盛指出:“古者,王子、诸侯皆年十二而冠,冠而生子”;这是说汉前男子12岁时已经具有生育能力,与汉时和现代男子没有明显差异。其次,惠帝是能生育的,被吕后废杀的皇帝是他的儿子。这两点学界并无疑义。再者,他的弟弟文帝为代王时在12岁左右就生子,进一步说明当时刘氏诸侯王为了继承问题在有生育力时即生育。皇太子的地位远比诸侯重要,应当也是如此。依此推算,惠帝太子被立时可能是三四岁。
第四,“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 …”的记述,动词“至”字前无主词,文法错乱,文意不通。而且,如前所述,“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十一字时序错乱。笔者认为,这十一字应与“己巳,立太子”五字对调;对调后,文法、时序及史实尽皆通顺!
这显然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意在隐讳吕后与高帝的矛盾,隐讳惠帝为了太子与皇后的废立而与其母所发生的冲突。
总之,张皇后“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之事应属子虚乌有。惠帝太子早她四年而被立。他扬言报仇时年约十四五岁,正值“将壮未壮”、血气方刚、不识时务的叛逆期。吕后听到他扬言报仇确实应当感到害怕,因为处处与她作对的亲生子惠帝即位时也不过十六岁。因此,吕后废杀他也就不是郭嵩焘所认为不合理之事。因此,司马迁写“帝壮”是合理的,引述帝言“我未壮”也是合理的。因此,班固删改“后”、“己巳,立太子”与删除“帝壮”,表明他不了解司马迁的错乱之笔。

六、张皇后为何无子?
卷四九《外戚世家》载“吕太后以重亲故”立惠帝亲姊之女张氏为皇后,“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夫妻无子的原因很多,可能是生育能力上的、基因上的或情感上的。无论如何,现存史书找不到直接相关记载。笔者认为,她是政治人物,无子之因可能是政治与社会上的,也就是说,基于政治与社会规范的考量,惠帝不与她生子。
这个说法的依据有三。一、惠帝已奉高帝之命树立太子,假如再与张皇后生子,所生即为“嫡子”。依照当时嫡长继承法,此子应被立为太子,已立太子就要被废。这应非惠帝与大臣所乐见。二、吕后凭借皇太后与事实上的皇帝的权威对刘氏宗族强行主婚权,屡屡将吕家女嫁给刘家。此举遭到许多诸侯王的抗拒,高帝四子赵王友与五子梁王恢不但不与吕氏王后生子,并因而受到吕后迫害致死。高帝八子燕王建与其王后也无子,他死后吕后派人杀其子废其国。从惠帝与其母在立张皇后前的许多尖锐冲突来看,他不与半个吕家女张皇后生子的可能性很高。三、张皇后与惠帝是甥舅关系,结为夫妇违反社会伦常。如前所述,司马迁以齐王尊妹为母的错乱之笔提示此事是乱伦之举。而且,前述惠帝坚持以“家人之礼”对待齐王表明他非常尊重社会伦常。贵为天子,作为臣民表率的他也可能因此而不与张皇后生子。
这个说法可以从未央宫发生的两场火灾间接获得证实。《汉书·五行志上》载: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 …是岁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其乙亥,凌室灾;明日,织室灾。凌室所以供养饮食,织室所以奉宗庙衣服,与春秋御廪同义。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庙之德,将绝祭祀。其后,皇后亡子。
此处的“灾”字,古代指自然发生的火灾;然而从现代观点来看,这两场火灾实应为古人所说之“火”,即人为纵火。首先,接连两天发生火灾已属离奇;火灾的时间“丙子”与“乙亥”又在“壬寅”立张皇后前二十六七天;烧的正是惠帝所居未央宫内的“凌室”与“织室”;所显现的“天意”又是“皇后亡奉宗庙之德,`将'绝祭祀”的预言,纯属自然火灾的机率很低。其次,从政治冲突面来看,既敢处***情夫的惠帝很可能愤而授意纵火,假借天象以表达强烈的不满。纵火时,吕后强立皇后之事可能已经确定,惠帝太子之母可能已经被杀或即将被杀。由此看来,惠帝不与张皇后生子也可说是对其母的反击。

接着值得追究的是惠帝太子之母在张皇后被立前的身份。张皇后被立于惠帝即位后三年又五个月。史书都未记载这段期间曾有皇后。假定太子被立后其母未被立为皇后,那么这段不能算短的期间就是没有皇后的。然而,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情况。因为,惠帝太子是奉高帝之命而立的,依照当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礼法,太子之母应同时被立为皇后。下列相关事实可以为证:一、惠帝为太子时,其母亦为皇后;二、吕后去世前就立吕禄女为少帝刘弘皇后;三、文帝立太子后两个月,薄太后就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四、“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由此看来,太子母应在惠帝即位后就被立为皇后。假定如此,那么司马迁可能为了隐讳惠帝因此事而与其母的冲突运用了“缺漏之笔”,就如同他漏载张皇后被立的时间与未央宫火灾之事一般。
无论如何,立张皇后之事应是惠帝与其母的重大政治冲突。皇后的废立牵涉到太子的废立,事关重大,牵连复杂;其困难的程度连高帝晚年都无法解决。年轻的惠帝又有一个极为强势的母后,处境更加困难。

七、惠帝誓死拒封吕氏为王为侯
史书都未明载惠帝曾与其母为封吕氏为王为侯而发生冲突。但笔者认为这应是他们母子的重大矛盾。
首先,就事实来看,高帝分封了9个刘氏王, 1个异姓王, 143个功臣列侯;战国时代末期秦国统治的地区则为汉中央直辖的15个郡。为巩固这个郡国统治结构,他特别斩杀白马与诸侯王和功臣列侯订立“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盟约。这可说是汉的立国盟约。
惠帝主政期间这个结构没有重大改变。在王国方面,他未曾封王;赵王如意死后,淮阳王友被改封为赵王,淮阳国废除为郡。在侯国方面,他只封了三个侯;其中没有一个是吕氏。相对的,他去世前吕后就迫不及待欲立诸吕为王,惠帝七年时即“初置吕国”;如前所述,这时他应已卧病不起。吕后亲政后立即废免王陵,“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元年四月即“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并封吕氏家人为侯。到她去世前,吕氏为王者有梁王吕产,赵王吕禄及鲁王张偃(吕后外孙)等三人;为侯者有吕等十人。这个强烈的对比表明他们应曾为此事而发生激烈的冲突。
那么,司马迁为何不明言此事呢?如前已述,他在记述具有矛盾关系的某甲与某乙时会运用“对比反衬”的笔法。举例而言,诛吕政变时,诸吕与陈平等具有矛盾关系。司马迁从未明指上将军吕禄与相国吕产不合,但他却在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详细记载太尉周勃与丞相陈平的“将相和调”;这就对比反衬出禄、产的“将相不和”。同样地,他一方面只字未提惠帝反对之事,但另一方面却在卷九与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巨细靡遗地记载吕后封王封侯之事,这就对比反衬出他在位时坚决反对的立场。此处运用这个笔法的可能用意有二:一在隐讳惠帝与其母为此而发生激烈冲突;二在以隐文记载这个冲突。其次,司马迁也以错乱之笔在卷九记载吕后认为自己与家族的功劳很大,对高帝只封其兄二人为侯甚为不满:“吕后为人刚毅… …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这段记述有六个错乱
提示。一、周吕侯并非战时为国捐躯;梁玉绳指出, “吕泽封侯三年而卒,非死事也”。二、“交侯”封号错误。梁氏指出:`交'字当依《汉诸侯王表》作` ',县在沛。此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