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复苏，百业待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灭顶之灾”的武强年画，迎来了第二次生命，以画为业的武强人重操旧业，开始了武强年画的再次发展，有集体所有的武强画厂，也有个体的画店作坊，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此批年画中有的印有“武强画厂”、有的印有“恒兴合画厂”字样，当时现状可见一斑。此批年画除了标有画店字号外，并印有出版编号，如： “1982年版编号2—010”、“河北省期刊登记证第26号”、“统一编号04—”等。解放后，武强对武强年画的出版有了统一审查登记，对年画的发行进行审批，年画有了出版编号，80年代末，木版年画逐渐被胶版年画取代，并一度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带有出版号的木版年画成为了特殊的年代记忆，这也是此批年画特有的时代特征。

工艺：
　　武强年画为木版水色套印工艺，纯手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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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强年画为木版水色套印工艺，纯手工制作。自xx战争后，武强年画印制改用进口的机制粉连纸和化学色，通称“品色”，一改从前的土纸土色生产，颜色更为鲜艳，一直延用到上世纪80年代，并根据不同的年画用途，采用不同的纸张，如中堂、门画纸张略厚，而窗花为了透光，则略薄。后为了适应不同的装裱形式，开始采用宣纸，国画、水粉等颜料，粉连纸和品色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此批年画可谓是年画工艺革命的“末代皇帝”，武强年画工艺改革的里程碑。

背景：
　　这些年画风格工艺的进步，与当时的创作团体和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武强是久负盛名的“年画之乡”，年画是武强的支柱产业，史料记载，武强年画曾“年产销量一亿对开张，行销大半个中国”，至民国，当时县城南关“有字号可考的画店144家，周围62个村庄从事生产”，可谓是“家家点染，户户丹青”，解放后，武强年画公私合营，成立了远大画业合作社，后更名武强画厂，武强年画得到了继承发展。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武强年画被视为“四旧”，遭受了灭顶之灾，画业停产，木版被毁，年画遭难，艺人改行。1981年，武强正式落实“改革开放”政策，武强年画如久旱逢甘露，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饱受压抑的年画艺人们，终于可以鼓起干劲，再次发展，涌现出了路治国、王子学、吴兴伟、路彩艳、贾凌奎、于彦波等一批风华正茂、满怀创作热情的年画高手，艺人们如鱼得水，创作激情可想而知。另外，在60年代，张春峰、王兴邦、张树德等著名画家的加入，为新时期武强年画的发展做了积极的铺垫和推动，张树德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美术系、徐悲鸿的得意高徒，1955年“肃反”，被打成“反革命”、“右派”，1962年，下放武强，张树德来到武强后，兢兢业业钻研业务，和武强年画艺人一起对武强年画进行改革创新，改绘、创作了大批的武强年画，如现在看到的《狮子》、《老虎》、《大花瓶》、《戏曲人物》等等，使武强年画从农民创作，上升到了专业水准，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批老年画中的《大花瓶》、《前程似锦》正是张树德所绘，是难得的精品。

结束语：
　　1982年，改革开放，经济复苏，武强年画也得到了发展，同时，市场的繁荣，新生产品的竞争也使武强年画面临了新的窘地，工艺改进，科技发展，胶印年画的出现，使传统木版年画失去了市场，一度跌入低谷，商品滞销、产品积压，木版年画只能默认市场的无奈。也正因于此，这批老年画才保留到了今天，见证了市场的复苏，武强年画的繁荣，见证了自由经济下的盛败兴衰。
　　1982,武强年画的特殊岁月。


文中有一词“YAPIAN战争”，就被系统设定成“广告贴了”

后续：
　　这批年画运回后，经年画专家张春峰、王子学、王兴邦、吴兴伟等进行鉴定，将作品年代确定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部分60年前后，（因有一张年画明确印有1982年，故将这批年画称之为“1982”），其中有3副作品为徐悲鸿第子张树德所作，部分年画为我年画博物馆馆藏空白，画店字号和出版编号同时存在年画断定为当时的“老版新印”。
　　这批年画将有部分做成礼品套装，供喜爱者收藏，同时，为了更好的传承、保护、弘扬武强年画，可向各大博物馆、大中院校无尝捐赠！

　　上文“第子”应为“弟子”，特此更正。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己将此批年画的各一品种收藏，共计65张，成为此批年画的第一家收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