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血论”者们有一个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印度的寡妇殉葬问题。将近 200 年前，英国派遣到印度的殖民总督本汀克宣布废止了印度的“萨蒂”，也就是寡妇殉葬。这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有趣问题，哈贝马斯对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英国人应当回避“。但是输血论者认为：“若不是英国殖民者废除了寡妇殉葬，印度人到现在还在让寡妇殉葬呢”，他们觉得这就是“殖民好于本族统治”的铁证。
这个说法是非常荒谬可笑的。而我也将用通过对这个例子的反驳，来证明为什么本民族要比外族统治更好。首先，所谓“印度人支持寡妇殉葬，所以需要英国人帮忙废除，所以英国人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正确的”这套逻辑，至少有三个错误：
第一是认为不同的民族本性不同，认为印度人是特殊的，认为印度人和盎萨人的人性完全不同。由此推论，印度人会一直把寡妇殉葬当成“善”的。他们认为寡妇殉葬就是印度民族的“特性”，只要印度民族不受外力干涉，印度人即使发展到宇宙里，进入到星际时代，也会照样让寡妇殉葬。他们觉得印度的寡妇殉葬不同于维京人热衷于抢劫，是“时代的产物”，是会随着社会进步被自己废除的，而是必须要靠外力干涉来废除。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把文化和民族死死绑定后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在所谓“印度文化”支配下，印度人和寡妇殉葬必然有因果关系，认为废除了寡妇殉葬的印度人就不是印度人了，所以印度人不会去废除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印度人只能依赖外界的干涉。这是他们的第二个错误。
第三个错误就是这些人不知道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否认民族能通过自身发展来取得进步。和平带来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带来知识积累，人民族政治论 一个汉人第 268 页类社会从农业社会的中世纪阶段步入近代，从近代步入工业社会，其根源在于经济发展和知识积累促成了社会自身的进步。随着市民阶层的扩大，公民数量的增加，社会规则和道德观也在不断地改变，最终将让共同体得以进步和革新。故而输血论者们的第三个错误在于否认印度人能通过自身发展来取得进步，认为如果没有外力干涉，印度社会不会自然发展，而是会永远原地踏步。他们还要无视印度当时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正是殖民者（mu si lin和英国人）带来的战乱破坏。这是他们的第三个错误。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外力干涉更好”的说法，是建立在“印度人自己不会废除寡妇殉葬，印度人社会不会发展”的前提之下的。可不同时期的道德和法律，实际上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英国只是在当时社会的社会发展程度更高，故而博弈中摧毁了旧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抢先”达成了废除殉葬的共识。如果印度人也能发展到那一步，那么印度人必然也会废除殉葬制度。如果印度没能走到那一步，其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印度的社会暂时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
也许非洲原始的黑人部落会从被殖民中学到知识，但是对“文明国家”来说，殖民者大概率不会带来先进制度和生产力，因为殖民者的目的是获取利益，而不是做慈善。如果可以持续获利的话，他们巴不得你永远处于原始阶段。否则如果被殖民者接触了民主思潮，然后要求当家做主怎么办呢？当然，殖民者之间也各有不同，英国人和满人都是殖民者，其区别在于英国人只关心收税，相对来说不会阻碍当地人的自由思想，但英国人和满人在阻碍经济发展上的作用是相同的。孟加拉这样一个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化为几百万人的白骨之地。这种“送来”的文明是以阻碍当地经济发展为代价的。假如印度人没有被英国殖民，假如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仅限于沿海的岛屿，假如马拉塔人驱逐了mu si lin殖民者，统一了印度，印度或许会多实行 50 年的殉葬制度，但经济发展以后，随着印度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殉葬制度终将被印度人自己摧毁。

如果一个人的进步速度大大低于时代的水平，那么这就是一种退步。19 世纪的识字率足以反应一个政府的治理能力，但在 20 世纪任何政府夸耀“我让识字率大幅度上升了”都是一个笑话，因为 20 世纪大部分国家的识字率都能达到 90%以上。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者相信没有一个民族是天生劣等的，任何民族都能靠自身能力通过交流主动从外界学习知识，这个过程中完全看不到“殖民”、“奴役”和“输 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任何民族自己的政权只要能实现和平和统一，结束战乱，都能实现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任何外族殖民政权都不如本族政权。即便某些特别落后的部落地区，在殖民者的“帮助”下社会可以得到一定的发展，那也不是“殖民”的功劳，而是“交流”的功劳，“殖民”能做到的所有事，“交流”都能做到，还会做得更好，且不破坏社会正常的演化。对历史悠久的文明民族来说，殖民者只会带来灾祸，而不能“拉人一把”。交流是进步的条件，而交流不需要被殖民也能完成。任何“外来殖民统治”都是让本民族落后和社会延缓进步的根本原因。

让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想象一下，一个基督徒有非常虔诚的信仰，但是在先锋队的统治之下，他必须隐藏自己的宗教观点，不难想象，这时他感到自己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就算先锋队使他的收入增长，也不能弥补他因良心自由的丧失所造成的损失。先锋队的盘剥只会导致经济变差，人要想获得优良生活，必须要有按照自己意志行动的自由。只单纯的以经济方面来分析问题，反倒更接近马克思式的经济决定论。经济是重要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把收入水平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唯一标准，我相信在多数人看来，能否参与政治，能否用自己的意志影响法律、影响社会，这也是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准。现实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些mu si lin国家施行民主制度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变低，甚至世俗化进程也受到了阻断。一些人以此为由给威权辩护，但是谁能证明威权统治下的经济进步与世俗化，让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感到幸福呢？可能对他们中的多数而言，维持古老的宗教习惯反而更能让他们幸福，而民主政体只是帮助他们实现了这种愿望？
与其打着进步、革新的旗号对本民族中的多数人进行禁锢，不如让多数人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来的好。“殖民者改革陋习”、“威权促进经济”这些说法，都是阻挠民族共和的诡辩。首先，人民自己完全能够改革陋习，人民自己完全能够发展经济；其次，世俗化和经济发展在很多人的视角里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这未必是唯一的、可以超越一切的价值；最后，如果寡妇殉葬、反世俗化是本民族多数人的偏好话，殖民者或者少数人把自己的偏好强加于其上，对其进行干涉，那么就不得不对多数人实行“专政”。一旦让少数人打着文明进步真理的旗号垄断了全部权力，那就是暴政的开始。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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