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研讨路 红楼追梦之三 《红楼梦 》问世后,引起人们对它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
李放《八旗画录注》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从早期的题咏、评点、索隐,到“五四”时期的考证,再到建国后的文学批评,《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文本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得到了日益深细的探讨、解析。
红楼梦续书 《红楼梦》出书后,其续书版本众多。有《红楼圆梦》《红楼梦影》《红楼幻梦》《绮楼重梦》《补红楼梦》 《红楼梦补》《续红楼梦》《红楼真梦》《红楼复梦》《续红楼梦新编》《续红楼梦稿》《红楼梦新续》《反续红楼》《后红楼梦》《黛玉之死》《刘心武续红楼梦》等。
1954年9月号《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 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 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 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可以说,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对三十年代的旧观点提出异议,是非常正常的。这原本只是简单的学术之争。不幸的是,文章受到了高度的关注:"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于是,一次学术之争变成了一场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运动。这后续的发展,使"红学"研究失去了学术自身的目的。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是文化的悲剧。
这期间近三十年"红学"研究,可以说是以"批判"为主的研究,是深入到思想、到灵魂的研究,而且密切联系实际。
从这个 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一场"文化革命"。这期间,也有很多内心苦闷的知识分子,将《红楼梦》当作了心灵的避难所,无意之中,竟成了"红学"大 家。
政治运动积极的意义使"红学"研究一下子从象牙塔走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倘若没有伟人的作用,今日之"红学"研究,断不会如此广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复苏,对过去三十年的反思,又使"红学"研究再度繁荣。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红学"研究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思想的开放,使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情景,所研究的课题也比较多。除了对三十年代各种著名"红学"观点的再论证,对1954年以来的大批 判运动的再批判,更有对《红楼梦》之民俗文化、之食文化、之词文化、之性文化……的各种研究。
既然还要继续研究,总要出些新观点、新成果。
这便将前后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肢解得支离破碎,每一个细胞都用显微镜来仔细观察、分析。一些人研究出了不少离奇的索隐成果,索隐出几大厚本 的《红楼解梦》、《太极<红楼梦>》之类……“红学”大家们对此当然不屑,便从“红学”研究转向“曹学”研究,单一个曹雪芹生卒年,就不知有 多少笔墨论争。
今天,仍有人去考证写作的年龄,考证曹雪芹可能有过的红颜知己和生活经历……,孰不知,将小说与作者的经历非要拉到一块来比照,这本身就是对文学的耻笑。
所以希望今日之文学家、史学家,效仿一下三十年代的蔡元培、胡适、俞平伯,从自我陶醉在《红楼梦》的字纸堆里抬一下头。
自《文史哲》在新中国掀起“红学”研究之运动,迄今又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果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看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李放《八旗画录注》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从早期的题咏、评点、索隐,到“五四”时期的考证,再到建国后的文学批评,《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文本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得到了日益深细的探讨、解析。
红楼梦续书 《红楼梦》出书后,其续书版本众多。有《红楼圆梦》《红楼梦影》《红楼幻梦》《绮楼重梦》《补红楼梦》 《红楼梦补》《续红楼梦》《红楼真梦》《红楼复梦》《续红楼梦新编》《续红楼梦稿》《红楼梦新续》《反续红楼》《后红楼梦》《黛玉之死》《刘心武续红楼梦》等。
1954年9月号《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 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 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 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可以说,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对三十年代的旧观点提出异议,是非常正常的。这原本只是简单的学术之争。不幸的是,文章受到了高度的关注:"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于是,一次学术之争变成了一场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运动。这后续的发展,使"红学"研究失去了学术自身的目的。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是文化的悲剧。
这期间近三十年"红学"研究,可以说是以"批判"为主的研究,是深入到思想、到灵魂的研究,而且密切联系实际。
从这个 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一场"文化革命"。这期间,也有很多内心苦闷的知识分子,将《红楼梦》当作了心灵的避难所,无意之中,竟成了"红学"大 家。
政治运动积极的意义使"红学"研究一下子从象牙塔走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倘若没有伟人的作用,今日之"红学"研究,断不会如此广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复苏,对过去三十年的反思,又使"红学"研究再度繁荣。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红学"研究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思想的开放,使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情景,所研究的课题也比较多。除了对三十年代各种著名"红学"观点的再论证,对1954年以来的大批 判运动的再批判,更有对《红楼梦》之民俗文化、之食文化、之词文化、之性文化……的各种研究。
既然还要继续研究,总要出些新观点、新成果。
这便将前后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肢解得支离破碎,每一个细胞都用显微镜来仔细观察、分析。一些人研究出了不少离奇的索隐成果,索隐出几大厚本 的《红楼解梦》、《太极<红楼梦>》之类……“红学”大家们对此当然不屑,便从“红学”研究转向“曹学”研究,单一个曹雪芹生卒年,就不知有 多少笔墨论争。
今天,仍有人去考证写作的年龄,考证曹雪芹可能有过的红颜知己和生活经历……,孰不知,将小说与作者的经历非要拉到一块来比照,这本身就是对文学的耻笑。
所以希望今日之文学家、史学家,效仿一下三十年代的蔡元培、胡适、俞平伯,从自我陶醉在《红楼梦》的字纸堆里抬一下头。
自《文史哲》在新中国掀起“红学”研究之运动,迄今又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果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看到自己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