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士人汪士铎强调控制人口、崇法批儒、拥护满清，集中了相当一部分近代乃至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了解他，是分析现代化思想歧路的一个捷径 。
晚清以来的思想谱系一直以来是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一般认为，鸦片战争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这一切研究的起点，近代史也是自1840年开始。从此以后，传统与西化，保守与激进，立宪与革命，专制与民主，这些话题被反复提及，成为永远绕不过去的课题。不过按讨论的参与度和话题的广泛度来考量，实际上直到20世纪初期，大量报社开办，各方论战不休之时，下述近代知识分子的格局才最终成型：
在大多数人印象里，近代中国的主轴是“传统派”与“西化派”的对抗。所谓“传统派”，大概是倭仁、王国维等。西化派，大概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和辛亥革命党——某些观点认为，正所谓“民族主义是从欧洲学来的”，所以革命党是改革派激进的产物，是彻底对满清这一“传统中国”失望的人。而洋务派和改革派，大概就是两者之间，要求一个“平衡”的折衷派。总而言之，大多数人印象里，近代中国两边知识分子的共同主张就是“爱国主义”，他们的共同底线是“救亡图存”。各派之间的区别在于手段不同：一边认为救国也得保护以满清为代表的“传统”（辜鸿铭和王国维的辫子即是个鲜明的象征），另一边认为要爱国就得和传统彻底决裂（所谓“汉字不死，中国不兴也”）。
汪士铎作为一个例证，恰好证明了这个模型是大错特错的。首先，汪士铎是完完全全的19世纪人，并未参与到上世纪初的数次论战中，其日记在三十年代被出版后虽然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并未影响之前的思想体系，他与后来的激进主义者们也并未形成思想上的前后继承关系。不如说，这一点才是关键——何以在太平天国时期写下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乙丙日记》，与五四青年们的某些激进主义思想如此吻合？汪士铎所反思的东西，大多出于他在太平天国乃至鸦片战争前的观察，这又是否说明我们研究近代思想史的视角应该往前延展？汪士铎对儒家“无用之学”的批判的样本，正是在有清一代登峰造极的训诂考证学，儒家的这一变化又为何突然发生？这里有一次强力的外力干涉，使得原本在自发演变的思想产生了不可逆的形变，这一形变又在后来的清末引起了巨大反弹，其掀起的激进主义浪潮延续至今。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近代史起点的定义。
其次，汪士铎的思想即有前述“传统派”中保皇、保满清朝廷的鲜明立场，也有前述“西化派”中的激进主义底色。他有着鲜明的“文化决定论”，他极端反儒反孔，他强调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他对人口与“内卷”的看法，都与五四知识分子乃至当今中国知识界的很多看法不谋而合。那么问题来了，二者到底有何根本上的共同点呢？
探索汪士铎的思想是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窗口。了解汪士铎有助于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主轴。

汪士铎（1802~1889）字振庵，号悔翁，江苏南京人。入胡林翼幕，于其间结识曾国藩，后入曾国藩幕，为其出谋划策。曾国藩说他是“血性男子”，又说他“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1]。胡林翼甚至称赞他是“旷代醇儒”[2]。在清末儒生眼中，汪士铎是一位礼学大家、一位经世学者。20世纪30年代邓之诚（1887—1960）整理出版他的《乙丙日记》后，汪士铎有了另一个面目——他是旧传统的激烈批评者，是个狂人，而且他的狂怪议论让人读了“头目皆疼”，以致张尔田（1874—1945）要专门出版一部《乙丙日记纠谬》来反驳他，并且将汪氏等同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吴虞（1872—1949）[3]。
那么汪到底有什么主张以至于如此惊世骇俗呢？难道汪是一个深柜的“西化派”，只是还没有发明出系统的改革/革命的西化理论，或者手头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所以只好暂时躲在儒家的壳子里，当一个异端么？（一如李泽厚之类对19世纪满清“异端”的定义）——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又不能单单这么说。汪的思想主张大体有这样几个核心：控制人口、反儒颂法，以及拥护满清。

二.反儒颂法
汪士铎并不是一个陈腐的老儒，他激烈地批判他严重的“传统儒家”。他在日记中用“过仁酿乱，过文无用”、“迁腐”、“浮夸”、“空谈”这种词语来责难孔子，认为现实世界要讲霸道而不是王道。对于孟子，他评为“无理取闹”、“大言不惭”、“惑世诬民”的“害人精”。在他看来，仁义道德是不能治国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能控制社会（“立太公、周公、孔子于上，而以韩、申、商，又辅以白起、王翦、韩信，配以管仲、诸葛，则庶乎长治久安之道矣”）。他提倡的十四徳（“城府阻于洞壑”、“机械捷于般倕”、“明睿炳于水鉴”、“灵警敏于鬼神”、“断制决于齐斧”、“勇敢鸷于雕隼”、“谋谲诡于良平”、“武略百于起翦”、“矫捷奇于猿猱”、“言辩敏于苏张”、“巧诈给于汤宏”、“残忍过于闯献”、“深刻倍于商韩”、“威力迈于贲育”）也没有一样不是反对儒家的。
汪士铎认为儒家的王道、仁爱是没有用处的，应该要严、要杀，主张“爱克”与“威克”，认为民之“畏威”甚于“归仁”，人民既然只畏威而不慕仁，则“威克之功大哉”，则此时治理天下，不但不应行仁爱，反而“要至不仁”【6】。他在日记中经常把满清的失败归咎于仁义，他认为满人错在过于仁义，杀的不狠杀的不多——对于熟知历史的人来说，这一条就足够惊世骇俗了。他曾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向满清献策，召募江淮一带“诸剧盗”，以加强清军的战斗力；杀光狱中的囚犯以防暴动；将城外附近的房星、船只、木料、粮食，一律烧光抢光，以断绝太平军的凭借【7】。他就是这样不断赞扬、呼唤凭借暴力、动辄屠杀的治理方式的。
在汪士铎看来，应该以能杀敢杀作为各级官员的选拔标准，“各级官员均以威断多杀为贵，有言仁慈不嗜杀者立斩” 。并提出把“光棍游荡少年”编入满清队伍，来提高杀伤力，以对抗太平天国。他还提出定额杀人：“各州县以岁杀光棍三十个、盗五人为称职，割取左耳送刑部验收，如果杀的是“贼”不是“盗”，则两个“贼”抵一个“盗”。乃至于叫嚣“各总督以岁杀万人为定额。”

三.拥护满清
汪士铎在日记中对于妇女和儒家大加批判，却真心实意地颂扬满情。他说“今日岂少廉吏？”、“今国家可谓至仁，行王政，行仁政矣”。在他眼中，满情不仅大仁大义，而且比得上三代之治（“今日之法度规画，虽使尧殚周孔为之未必有过于今日之治平，虽唐虞三代之盛，未必愈此”）。
他极度反感汉族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辩，声称华夷之分是荒谬的、无聊的——“夷狄者，古人之私心而有激之言也”，绩溪人士说清朝的冠服不如明代，汪氏反驳说明代人的冠服也不是三代之法服；绩溪人士说满人名字译音甚怪，汪氏说经书中也有这一类怪名字。他说“夷”之一名不能成立，所谓“中国”，也是一个逐渐形成的概念——“所谓中国者，渐拓渐广，遂取古人所谓夷者中国之，然则后人安见不六合一家无所谓夷也”。究竟谁是“中国”，谁是“夷狄”，根本没有定界，他认为如照着现代人的议论推下去，“伏羲神农舜禹文王为夷”。他甚至反对历史上以汉族为主的正统论【8】。在当前的舆论生态里，大多数知识分子也赞同这一点。他们经常引述元儒许衡对韩愈原文的篡改——“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来论证中国只是供各民族胜者随意摘取的一顶帽子，而不是汉族的民族国家。不消说，汪士铎的华夷观，又跟当今的主流民族观和对“中国”这一词的解释不谋而合。

六、近代史的主轴——“满党”和“汉党”、“保皇党”和“革命党”的对抗
清末的吴研人可以视作汪士铎的镜像。吴主张“恢复旧道德”——他起初完全拒绝一切时髦的新文化，后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接受了一部分，但终究还是心心念念“旧道德”。在与反对洋务派的官僚们在上海见识了“西洋文明的电器”后，吴研人开始转变，转化为反对维新，但赞赏洋人的器械。这与某些“顽固派”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吴研人极度仇恨满清和少数民族的殖民统治（对西方人倒是不甚关心），一门心思想着对胡虏斩尽杀绝，以至于在他的小说里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对蒙古人——实际上映射的是满人——的反击。
类似吴研人和汪士铎这样的镜像还有很多，1644年以来，汉人历史的关键并非进步与保守的冲突，而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殊死搏斗。爱国主义，爱的是满清国；民族主义，讲的是汉民族的独立自强，这条线也可以被简化为满汉之争。天理教也罢，太平天国也罢，林爽文也罢，这些希望建立起传统汉人王朝（当然，他们如果成功，也不会排斥进步）的人们虽然在某些领域显得保守，但因其反满，就仍属于革命派；而孙中山和秋瑾等人在政治制度维度赞赏共和制度，可以算是“激进革命派”。
前者虽然保守，也是要革命的——因为满清的中国是异族统治，理应被推翻。实际上很多保守的汉人反倒对加入革命、摧毁满清非常热忱，因为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本来就不需要“非得进步，才能革命”，革命和进步是彻底解耦的，把他们混为一谈才是某种政论戏法。只要外族统治存在，那么本民族就有权利革命，拿回自己的当家做主的权利。拿破仑统治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反动教士”和“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向法国入侵者发动进攻；俄罗斯最保守的人和最西化的贵族也同样一起反对拿破仑——正如《战争与和平》里所反映的一般。保守主义者参加民族革命压根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命题，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满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满清治下的诸多怪相足以说明，从所谓“传统”和“西化”的角度理去解满清治下中国的近代史，并把革命派当成是改革派的激进产物的行为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只有两派：
一派是革命党，从天理教和会党这些复刻朱元璋之路的传统领袖开始，到鸦片战争期间支持盎萨人、对满清冷漠的两广士绅，再到集众人之大成的洪秀全，捻军、林爽文等其他其它前仆后继的革命领袖，最终是吴趼人甚至章太炎，这种“保守民族革命”的思想路线始终存在。孙中山等走共和路线的“开明革命派”与前者略有不同，他们认为农民起义——威权君主——重建汉人政权的路线已经不合时宜，而可以尝试一步到位直接建立共和国。可以认为他们是当初那些认为西方实现了“三代之治”的19世纪“大儒”们的继承者。虽有制度偏好上的差异，但两方在消灭满清上全无分歧。
与他们截然相反的是满清忠臣——保皇党。这一派以林则徐和魏源为起点。满清是一个典型的前燧发枪时代（即冷热兵器混合时代）产物，是靠大炮和骑兵统治的外族军事殖民帝国，它的性质与莫卧儿帝国、萨法维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完全一样。这种帝国在燧发枪时代到来之后，就变得无力在战场上对抗欧洲那些实行总动员的现代民族国家，同时也难以镇压受其统治的其他民各族。在这种情况下，“忧国忧民”的林则徐和魏源为了延续满清的统治，倡议“开眼看世界”（讽刺的是，汉人当初就是在满清的屠刀下被迫“闭眼”的）。他们认为满清的武力优势已经无法维持，必须通过学习才能保持武力优势，镇压汉人。他们这一思路的后继者曾国藩看到太平天国打出的宗教旗号后，如同1848年欧洲那些高举天主教大旗镇压民族革命的外族统治者一样，试图依样画葫芦，举起儒家大旗，镇压汉族的民族革命。而汪士铎看到了儒家对于满清统治的“无用”，所以说了真心话。

此后张之洞提出了系统模仿西方，重建军队，并输入爱国主义教育等一揽子方案。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革派则发明了提倡学习西方制度、建立儒教、大肆宣扬“爱国主义”（可类比奥斯曼主义）的新路，梁启超和严复们也先后编造出“文化论”和“现代化论”给满清开脱，一起衍生为激进主义——“彻底改造旧社会，以建立强大的新国家”——借此规避汉人的民族意识。最终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就算满清灭亡，满人皇帝不复存在，汉人也会建立一个没有满人皇帝的新满清”这一断言。
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晰的，所谓“儒家”也罢，“传统”也罢，都只是“保皇”（爱国、爱满清国）的工具。只要符合满清的利益，儒家可以被捧到天上（康有为），也可以被摔到地上（汪士铎）。只要符合满清的利益，汉人可以一方面被剥夺自己的语言（汉字拉丁化），一方面必须留着辫子之类的所谓“传统”。王国维之流的保守和批判国民性全面西化的进步在结果上是一丘之貉，都起到了给满清脱罪的作用。就如同孙中山和白朗可以把酒言欢一样，保守和进步，都只是革命派和保皇派各自内部的工具罢了。

满清时期极度苦难的汉族人民

认为汉字必将灭亡，却不幸先一步离开的“伟大思想家”

参考文献：
【1】《曾文正公书机》卷十一，《复胡宫保》（东方书局本）
【2】《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五，《复严方伯》
【3】《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4】嘉木.汪士铎 中国的马尔萨斯[J].绿叶,2005(07):50-51
【5】张仲民.从《乙丙日记》看汪士铎歧视妇女的思想[J].史学理论研究,2006(02):144-151
【6】《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7】胡思庸.汪士铎思想剖析[J].历史研究,1978(02):30-45.
【8】《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9】《饥饿的盛世》
【10】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11】姚念慈，《“康乾盛世”与历史意义的采择》
【12】明清两朝的禁书与思想专制_李璇[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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