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对上古巫文化的间接承传的话,那么“通古今之变”则是他对自己作为一个史官的最重要使命的自觉意识。不过,这一承之于史文化传统的“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的形成,也同样可以追到《易》理的启发。司马迁曾在《太史公自序》中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在此司马迁所特别指出的“长于变”,与其“通古今之变”之间显然具有某种渊源关系。因为《易》理宙本体论上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为构架,沟通天地,省察阴阳,顺应四时,配之五行,正与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相当。而当《易》理由本体论推衍为历史规律论时,便又产生了阴阳变易论。根据《易》理,世界万事万物无不都处于变化运动之中,故《易》之本义即变。然《易》理之变又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故《易》又意指不变,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在引《易大传》之后即道出百家演变轨迹：“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说的就是《易》理的变与不变的至理。司马迁所论的“通古今之变”,就是通晓古今历史变化之轨迹,同样也是以《易》理为依据而通观历史的变与不变的至理,故而他特别指出“长于变”之《易》理。由此也说明了司马迁所承传的史文化是与他所承传的巫文化依次相衔接的。

除了《易》学之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还受到源于史家的老子道家的明显影响。前文已引《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评说,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以自恃。此君人南面之术也”。以此对照于《史记》,至少有以下四点是相通的：
一是在学术渊源上与道家同源,都是史官。
二是在学术职责上,道家是“历纪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而司马迁说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两者职责相同。
三是在学术主张上,道家“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以自恃”；司马谈也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炒这些思想观点对司马迁有相当大的影响,并在整部《史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司马迁常常就是以此作为评价汉初人事的标准的。
四是在学术指归上,都落实到现实社会,道家实质上是“君人南面之术”,而司马迁也是认为史学是“王业也”,所以他要以当代孔子自勉,“绍明世”,“载圣德”,“明是非”,“制义法”,“化民”,“诫王”,“条贯治乱”,为治国闻者要删、总之一句话,要以史学为现实王道服务。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证明,道家哲学对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史学思想的形成不仅非常深刻,而且对于提高“通古今之变”史学思想的哲学蕴含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通观整部《史记》,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围绕以下几个层次全方位展开的：
一是时势之变。这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重点。清人顾炎武谓司马迁写《史记》“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这的确提纲挈领地点出了《史记》的通变精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通史,司马迁是把古往今来的历史贯通起来考察的,他不仅在本纪中反映了从黄帝至汉武帝余年朝代变迁和奄相承的大势,而且在年表中以时代的变革划分段落,把他所写国通史划分为上古至春秋、战国、秦楚之际及汉代四个阶段,鲜明地表现了各个历史段落的时势发展与变迁,同时还在表序中对各个历史段落的大势承递作了理论的剖析,综其始终,供人自镜。所以白寿彝先生说：“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体现这一要求的。司马迁每写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却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由封侯建国走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皇权专制。”可以说,从时势变化来“通古今之变”,是从大处把握了历史的发展变化。
二是兴亡之变。所谓兴亡之变,是指朝代国家的兴亡变化,这也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重点。《史记》中详细记载了夏、’商、周和秦、汉的兴亡,并揭示了兴亡的原因。他说：“夏名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广这梟从后妃是否有德关系到国家兴亡的角度来论述夏、商、周的政权更替的。司马迁论秦亡时则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这是说,秦朝实行暴政,遭到人民反对,终于被陈涉起义推翻了。在《秦始皇本纪赞》中,司马迁还引用贾谊《过秦论》总结了秦亡的三点原因：“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危民易与为非”；“壅蔽之伤国也”。秦始皇用暴力统一天下,但不懂得用仁义治天下,而是变本加厉地实行暴虐专政,秦二世因之不改,把全国人民推入了火坑。所以陈涉揭竿而起,天下一呼百应,“其民危也”。又由于秦朝“多忌讳之禁”,皇帝拒谏,没有人敢出来直言,秦朝也就不可避免地灭亡了。贾谊所分析的这些情况,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等篇中都有深入论述。
三是成败之变。司马迁尝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自许,这是他“通古今之变”第三方面的重要内容。在《史记》中,所载由胜而败、反败为胜的史实,可谓俯拾皆是。如《燕世家》、《乐毅列传》等篇载,乐毅是燕国名将,攻打齐国所向披靡,节节胜利,只要再拿下即墨和莒这两座城池,就可以一举灭掉齐国了,可燕惠王因“与乐毅有隙”,“疑毅,使骑劫代将”,结果被齐国的田单用火牛阵打得大败,燕国从此一蹶不振,以致于亡,而齐国反败为胜,重振了雄风。又据《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孝成王七年,秦、赵两军在长平对垒。老将廉颇以“固壁不战”的办法沉着应付,一时胜负难分。后来赵王中了秦人的反间计,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结果被秦将白起打得一败涂地,万赵兵在长平惨遭活埋,使赵国大伤了元气。类似的例子很多,司马迁不仅注意到了成败易变的发展过程,而且深刻点明了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这就是用人是否得当。总结了历史上的用人得失,司马迁深有感触地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人们对“成一家之言”的理解,往往在以下个问题上做文章,一是“成一家之言”是指内容还是体例而言,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二是“成一家之言”的一家到底是什么家,是儒家还是道家,或是杂家及史家？我们认为,这些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司马迁的所谓“成一家之言”,实际上就是指他要继承子文化,像诸子那样自我立说,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首先,在学术宗旨上,《史记》与子书是息息相通的。本来,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第一职责是写出“信史”,用不着像诸子那样言道言理,甚至分门立派,但司马迁不,他不仅不甘心于撰写“信史”,而且不甘心于一般地以史言道、以史论政,而是以诸子时代的开山祖师孔子后继者自居自勉,立志之高远,自然不同于一般。梁启超对此颇有洞见,他说：“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孕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史记自序》首引董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在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味云尔。《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太宋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梁启超慧眼独具地指出了《史记》的“子书”性质,可以说是司马迁的第一知己,是对所谓“成一家之言”的最准确理解,遗憾的是他未能进一步展开具体的论述。
其次,在著述构架上,《史记》也受到诸子著作的明显影响。《史记》全书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在传统史书中是没有先例的,原因何在呢？就是由于司马迁按照子书的块状结构对史书体式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改造,因而具有诸子学术著作的体大思精的特点。宋人郑樵说《史记》“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似已看到了《史记》超越史书而通于六经的独特之处。再具体而论,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同样源于子书,是继承《庄子天下篇》与《淮南子要咯》然后融为一体的产物。《天下篇》对当时各家学说予以一一评说,涉及到的有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宋妍、尹文为代表的小说家,以田骈、彭蒙为代表道家,以关尹、老聃为代表的道家,以庄周为代表的道家,以惠施为代表的名家等等,如评庄子学说云：“芴漠无形,变化无常,苑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巳,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子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这段话对庄子学说的概括性评论相当准确而精辟。尽管《天下篇》是否真为庄子本人所作存在着很大争论,但是它即使出自于庄子门人或后学之手,也同样有庄子的言论依据,因而实际上可视之为庄子学派的自我批评。合《天下篇》统而观之,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一篇合学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叙”。

三是对话立论。“微言大义”虽能做到含而不露地达到褒贬人物、评说事件的作用,但毕竟太隐蔽、太含蓄了,无法充分表达司马迁的满腔热情和深刻的历史见解,于是他又采用了傲他人的对话来为自己立论的方法。对于项羽失天下、刘邦得天下的原因,司马迁除了在历史叙述中加以阐释外还让刘邦在与王陵等人的对话中发表了如下议论：“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央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茵家,抚百姓,给愧饱,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在这里,刘邦把胜败最后归结手识冬用人和优化领导集团的问题,是借历史入物对话立论的典型一例。
四是夹叙夹议。借历史人物对话立论,毕竟要通过历史人物之口,不能任意更改,为此,司马迁又进一步将自已介入历史人物事件之中,采取夹叙夹议的方法以表明自己的见解。最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列传》,司马迁用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方法写屈原,议论的成分约占全文的一半,所以明人茅坤说此篇是“以议论行叙事体”。比如同马迁从“王怒而疏屈平”的“疏”字为出发点,用一大段文字论述了屈原由疏而生怨,由怨而作《离骚》的创作动机,提出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鲜明观点。这段论《离骚》的文字,不仅有助于屈原形象的塑造,也展示了司马迁本人的内心世界。‘
五是直接评说。当以上方法都被运用之后,司马迁依然感到言犹未尽,于是就进一步创立了“太史公曰”的形式,予以直接评说,这是对传统史书的一个重大突破,与子书最为相通。在《伍子胥传》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说假如伍子胥不能“弃小义”,又何能“雪大耻”？假如受辱即死,又同蝼蚁何异！所以他对伍子胥隐忍就功名的精神倍加颂扬,说“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史记》百三十篇,几乎篇篇都有“太史公曰”,也就等于篇篇都有作者的“直接评说”、“直好胸臆”,这在司马迁之前何曾有过！
以上五种叙述模式,是司马迁藉以发表“一家之言”的主要方法,他就是通过这依次递进的五种叙述模式,最大限度地突破了传统史书体例限制,而向子书接近,甚至可以像子书一样在史书中言理、言道,发表见解,提出主张。司马迁在叙述模式上的这一属于史而又寓义于史的杰出创造,以及在学术宗旨、著述构架上的与“子书”的息息相通,都标明他的“成一家之言”的真正含义是以“子”作“史”,由“史”而“子”,与子文化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这本书题目是《司马迁历史哲学论纲》吗，淘宝/孔网没有搜到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