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法里扬在评价巴惕惕的阿语译文时称其“阿语水平并非一流”，理由是译文中有不少拼写错误。不过他也认可巴惕惕的译文时而展示了对古典风格和文学修辞的了解。《民智启蒙》原书共26章，而《纪事》恰好收录于巴惕惕所续写的第27章。贾法里扬认为本章内容和风格独立于全书之外，意在记述史事而非表彰宗教。而我们对巴惕惕生平的了解，基本上就来自《民智启蒙》的译本和补编以及少量什叶派学者的传记汇编。
　　据载，巴惕惕在阿思塔剌八忒(Astarābād)完成经堂教育后留居当地从事著述活动，并获得“谢赫”(Shaykh)头衔。1221年，奉成吉思汗之命追击花剌子模算端的哲别、速不台二人，率军进入呼罗珊地区。哲别的军队在阿模力(Amūl)和阿思塔剌八忒城屠杀甚惨。作为蒙古军队屠杀的幸存者，巴惕惕一直深受此事的影响，如他曾写诗形容自己的时代好比驻足“于深渊之侧”( ‘alā shafā jurf)。
　　不过作为什叶派穆斯林，巴惕惕也敏锐地预感到伴随着这些草原统治者而来的不仅有血腥杀戮，也可能开启一个对宗教少数派更为有利的时代。所以作者和大多数落入蒙古人治下的波斯本土民众一样，很快就接受并认可了后者的统治。更有甚者，在序言中巴惕惕公开声称自己写作《纪事》之目的是为了记录蒙古人兴起到征服报达(Baghdād)的历史。但翻阅过此书的读者很快就能发现，全书重心是在描述亦思马因派和哈里发的覆灭。作者不仅将阿拔思哈里发的结局归咎为对什叶派和阿剌维派的压迫(zulm)，同时还以一首表达欣喜之情的颂诗(qasīda)作为全篇的压卷。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纪事》中描述报达陷落的章节与其说是客观的历史记录，毋宁说反映了什叶教徒对该事件的主观感受和情绪宣泄。

　　巴惕惕在全书中仅有少数几处提到了他的信息提供者。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名为阿明·丁(全名Amīn al- Dīn Muh mmad b.Amīrgān al- Astarābādī)。而阿明·丁又是从供职于哈剌和林的穆斯林摩诃末·希法夫(Muhammad al- Hifāf，按，Hifāf意为“边境”)以及“一些蒙古老者——其中一些人曾随侍在成吉思汗家族身边，或曾亲眼目睹过他们的生平事业”( ‘an ba ‘d al-mughālayn alladhī kāna shaykhan dahrīyan min jumla min taqarrub bi-āl-Jinqiz khān, wa ta‘arruf min hālihuūm mushāhidan wa ‘ayānan )那里听来的。我们没有能够在同时代的波斯、阿拉伯语人名辞典中找到上述两人的生平事迹。看来他们未必是当地的长官或贤达，更可能仅仅是巴惕惕私人社交网络中的成员。同时，整理者贾法里扬也认为，巴惕惕不可能仅凭口述信息写作全书，应该也利用了部分在其写作时能搜罗到的编纂性史料。

　　(二)《蒙古纪事》中的札八儿火者事迹
　　《纪事》中和札八儿火者有关的段落全文迻译如下：
　　成吉思(Jinqiz)成为大汗(khānān kabirān)和有名的异密之后，其权势益著，部众日增。因此他将目光投向了更为遥远的地区。商人们前往他那里，而那些了解[那些地区]的人也同样如此。他们告知他关于远方各国的信息，于是[成吉思汗]决意进而攻占契丹境内的每一片地区。
　　契丹的统治者之一阿勒坦王(Altūn Malik)进行了抵抗，因此他(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对之进行长期围困，但后者的策略未能奏效。
此时，他的军队中有一名极为机智聪明之人，此人为一品行端正的什叶教徒，为阿拉伯裔并操阿语(min shī‘a sadida‘Arabī al-nasab wa‘l- lisān)，名为札八儿火者。某日，他来到成吉思[汗]跟前说：“若我能助你攻下该堿，你将如何奖赏我?”——[该城]即“汗八里”(* Khām-Bāligh)。
　　[成吉思汗]说：“若假你之手使我们顺利[攻占此城]，你将会得到阿勒坦王的财富、妻子和王座。”
　　札八儿知道一些[通往汗八里的]秘密小道，因为他曾多次前往彼地行商。因此他带着军队穿过小道，包围并夺取了[城市]。阿勒坦王被俘，成吉思汗下令将其处死。他[成吉思汗]又将曾许诺过的一切，如[阿勒坦王的]王座和妻子赐予札八儿，然后就带着无数战利品返回了。

　　(三) 考释
　　《纪事》的行文风格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口语特征。如文中称金朝皇帝为“阿勒坦王(Altūn Malik) ”而非当时波斯语史书(如志费尼、术札尼著作)中习见的“阿勒坦汗”。这应该是转述者为了便于听众理解而作的处理。与之类似的案例可见马可波罗所著《行纪》，作者在书中称金朝皇帝为“黄金王”(Roi Dor)。此外，《纪事》中的蒙古人名、地名的拼写也稍异于此后通行的写法。例如，成吉思汗被写作Jinqīz"，而非大多数文献中所见的“Jinkīz”；“汗八里”则被写作“khām- Bāligh”，而非“Khān- Bāligh”等。这应该是讲述者本身的口音差别在文献中的反映。
　　更值得注意的是，称金朝都城为“汗八里”，而我们确知自金海陵王贞元年(1153)后即改燕京为中都，到金贞祐三年(1215)金帝弃城南奔后，新据此地的蒙古人复改“中都”为“燕京”，至元九年(1272) 并金旧中都入新建的大都。“汗八里”则是“大都”一名的突厥语翻译。故据“汗八里”一名，可判断现存《纪事》文本并非如整理者所认为的那样，完成于1260年。相反，它有可能在1272年之后经过了增补或改写。

　　巴惕惕书中所提供的最具价值的信息，是关于札八儿火者的族属和宗教派别的资料。称札八儿为“阿拉伯裔并操阿语”，这和《元史》本传称其为“赛夷人”(Sayyid)可以相勘合。按，赛夷原本被用来指称穆罕穆德后裔，特别是指那些出自阿里和法蒂玛两子哈桑和侯赛因的子嗣，因此具有“赛夷”身份就相当于承认某人具有阿拉伯血统。而在蒙元一朝，蒙古统治者普遍有重视“根脚”( huja'ur)出身的习惯。据《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对具有贵族血统的人，即便是世敌之子也往往能加以优待，因而札八儿火者圣裔身份无疑有助于其得到成吉思汗的重视。
　　而当蒙古人在进入中亚地区后，也将草原部族传统的身份观念和“根脚”意识带入当地，甚至部分强化了中亚本地穆斯林精英对族裔、血统的认同。穆明诺夫(Muminov)在一篇讨论中亚贵族和圣裔的论文中指出：在经历蒙古统治之后，本土的宗教家族更倾向于强调甚至杜撰自身的圣裔血统(即阿拉伯族源)。巴惕惕写作的时代虽然较早，但作为一位从蒙古西征开始就较积极与后者合作的什叶派学者，强调札八儿的阿拉伯身份应该来自和蒙古实际的交往经验。

　　我们更可以参考汉语、阿语的记载，进一步推考札八儿火者的原居地。《元典章》有一条，引述成吉思汗时期旧例，将汉儿民户事务交由“近都不儿、探木呵、大西札发儿和尚根底也相参委付了来”。据洪金富考证，上揭文字中提及的三人即指不只儿( Bujir)、撒木合(Samghar)和札八儿火者，别号“大西”可能是记录者用来表示札八儿火者原居地。考虑到传统汉文文献一般称突厥斯坦和中亚地区为“西域”，则札八儿火者名字前的“大西”(“大”当读如“泰”)意为“极西”，所指或为伊朗东部。

　　而对于地处欧亚贸易网络东端的金朝而言，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商人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0世纪以降，随着高昌回鹘、西夏、西辽和花剌子模等区域性政权的兴起，将原本连贯为一体的陆上丝绸之路分割为各个区域性商业网络。随着商业网络的复杂化，越来越多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商人逐渐参加到与金朝的贸易活动中来，尽管直到12世纪回鹘商人仍然控制了丝路东段大多数的商业份额，如大定中(1161—1188)来自虎思斡耳朵(Ghuzz Ordo)的“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
　　与此同时，对于草原上的蒙古诸部来说，中亚商人则适时填补了因金朝出口限制(如铁器)而造成的物资短缺。同时从中亚输入的日用品，例如衣服等，也是游牧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商品。伊本·阿昔儿(Ibn al-Athīr)就曾经记载说：因为花剌子模沙从西辽手中夺取河中地区的战争暂时切断了前往东方的商路，随即便导致了蒙古草原上服装的奇缺。而曾经出使蒙古草原的南宋使节彭大雅也称“鞑人所需”大多为“汉儿及回人等人贩入草地”。
　　除了从事长途贸易，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商人的语言能力也使他们受到蒙古人的重视。如马卫集称，来到东方的什叶派穆斯林很快学会了汉语及其他语言，彭大雅则称回人“多技巧，多会诸国言语”。擅操语言和行商于各地的特点，使得蒙古人也常常利用穆斯林充当侦査汉地情报的间谍。据赵珙《蒙鞑备录》所记，当时故金地区还流传有田姓回鹘商人“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具言民物繁庶，与乣军同说鞑人治兵入寇”。

　　　　　　　　　　　　　　二、札八儿史事西传的网络
　　《蒙古纪事》和《纳昔里史话》中札八儿火者的事迹应该是来自不同信息渠道的两个不同版本。理由之一是术兹札尼本人始终保持着对什叶教徒的仇视；其次则是信息的来源不同：术兹札尼的消息来自花拉子模使节赛典赤·宝合丁·刺齐(Sayyid Ajjāl bahā‘al-Dīn al-Rāzī)的报告，而巴惕惕的信息则来自前面提到两位穆斯林阿明·丁和摩诃末·希法夫。那么当时为何会存在一个连接蒙古草原和阿思塔刺八忒的信息网络?而札八儿火者的事迹，又为何会引起阿思塔剌八忒穆斯林特别的关注?这必须从阿思塔剌八忒在伊朗什叶派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中寻求解释。
　　阿思塔剌八忒靠近祃赞答儿和里海，是朱里章第二大城，其规模仅次于地区首府朱里章城。雅库忒·哈马维《地理词典》一书称阿思塔剌八忒以汇聚各色技艺的才智之士而知名。除此之外，当地也出产各类谷物水果和丝织品。甚至直到伊利汗后期，该地仍需定时缴纳丝织品充当贡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