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民心不同。越国与吴国同处江南一隅,其势不能两立,所以往来征伐不断,民心彼此怀恨。句践又是越王,他曾入吴为隶,这本身就是对越国人的侮辱。战败后,句践一方面公然向国人谢罪,一方面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多年。所以百姓乐为其用。项羽则不同,他争取不到民心。第一,他垓下失败后,不思悔改,犹认为是“天亡我”,而不是他个人的过失。他的这种态度不可能收服人心。连司马迁和班固都批评他不知罪己。第二,项羽论出身,只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人。他最初与叔父项梁聚集八千子弟反秦,往近说,是为摆脱秦朝的暴政,往远说,具有为楚国复仇的意思。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说的就是这个民心可用。但是覆灭秦朝后,项羽杀了楚王义帝,自称霸王,这与篡逆有什么不同呢?后来刘邦与项羽对阵广武,刘邦就拿出这件事来数落项羽,项羽不能答,还用箭偷射刘邦。这就在政治上很被动,不得人心。第三,刘邦和项羽都是楚地人,他们相争没有民族矛盾可以利用。项羽与刘邦争天下,只是为自己,楚人为什么要跟随他?而且项羽不善于揽集人才,他连一个亚父范增都不能尽用,即使回到江东,给他十年时间,也未必能像句践那样做到士乐为其用,民乐为其死。
最后,项羽的兵败自刎,其实也是楚人风气使然。如果他不自刎,反倒得不到楚人的心仪。据《左传》桓公十一年载,楚国莫敖屈瑕曾率兵讨伐罗国,因骄傲轻敌而败北,结果他自缢于荒谷,而随从他的群帅们则将自己囚禁于冶父以听从楚王的刑罚。屈瑕曾多次为楚国立功,结果一次兵败就不能不自缢以谢国人。再如《左传》庄公十九年载,楚文王与巴人作战不利,回国时,掌管都城城门的鬻拳却不让文王入城。文王不得已,整顿人马去讨伐黄国,仗是打胜了,可惜回来的路上病死了。鬻拳安葬文王后,也自杀相殉。可见在楚国,即使君主丧师辱国也是不可以原谅的。又如战国时代的楚怀王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君主。他曾被秦昭王骗到秦国,要他割地称臣。怀王至死不从,最后病亡于秦。据司马迁《楚世家》说,楚怀王死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也因此都看不起秦国而同情楚怀王。所以,到后来项梁起事,楚怀王的一个叫“心”的孙子沦落在民间为人牧羊,项梁不敢自己称王,立了“心”,并且依旧称呼其为“怀王”,可见楚怀王不愿损国以利己,在楚国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可以想象,在楚国这样重视国利民生的文化传统中,像项羽这样一个刚愎自用而损失弟子八千的人,如果厚颜回到江东,会有几个人肯再追随他?项羽之所以受到后人的景仰,固然在于他英勇善战,但更主要的,我以为,却正在于他这乌江一刎。 (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