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考古文化的分期，基本与文献记载相符。即：
宝墩文化（距今4500~4300年）。即后羿至共工大洪水时期。鼎盛时期是距今4400年的轩辕黄帝（鱼凫）时期。
三星堆古城时期（距今4100~3600年）才是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时期。
距今3600~3200年期间，是三星堆古城消亡后的废墟时期。文献中由“昆仑虚”改称为“昆仑墟”。
距今3200年，周人迁岐下。“岐”指宝鸡周原遗址，“下”指成都平原。所以西周的“成周”就是“成都”，“下”就是“流黄酆氏之国”，也是西周首都丰镐的“丰”。
“上”指瞿上城。即岷江峡谷内的城市群，也是大禹的出生地。
陕甘地区也叫“羌”，但是“西羌”明显指陕甘以西的地区，也就是今川西地区。

《国语·周语上》载内史过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山,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
这里“崇山”即“崇高山”，也叫“丛高山”。是成都附近的地名。
蚕丛、丛帝都是古蜀王，蚕丛、丛帝的“丛”是地名。
瞿上城的“瞿”字，后来演变为“灌”，都江堰市古称“灌州”。“灌”字就是指都江堰一带。
《尔雅》：灌、丛也。崇，丛也。
灌、崇、丛都是成都附近的地名。今成都附近仍有带“崇”字的地名。
《竹书》：“禹都阳城”
所以大禹的“夏朝”是记载在成都平原的。并不是中原诸侯国夏后启的家天下。

大家想象的禹都阳城应该是满眼的大禹文化，但是为啥三星堆里的文物没有多少跟大禹关联？
《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黄帝至大禹期间的几百年都是同一个国家，仅仅是改了个“国号”。而按《太平御览》卷一六六“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秦以前的4000年都是称为“蜀”。古蜀标志性人物是“西王母”。所以三星堆文化是“青黑白赤黄”五帝宗庙文化，其中“青黑白”三帝即“三皇”。三皇里人皇伏羲是年代最晚的一个“皇”。“蜀族”即人皇伏羲女娲的血缘后代，“西王母”是蜀人的“族长”，世代贵族。所以古蜀文化也可以叫“西王母文化”。
《太平御览》卷六七四“又曰：昆仑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名曰阆风巅。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台。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上有玉楼十二，景云映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治所，真官仙灵之所宗。”昆仑三角指的就是四川营盘山遗址、成都宝墩古城、三星堆古城三个遗址。《穆天子传》也提到昆仑宫和黄帝宫。“昆仑三角”即传说中的“天宫”，由十几座宫城组成。

“昆仑三角”分“上”和“下”两个地区。
“上”即瞿上城，又叫蚕丛城，指岷江峡谷内的城市群，也是大禹的出生地汶川。蚕丛即人皇伏羲。附近蚕陵镇即伏羲女娲的陵墓所在地。相对于湖南岳阳“巴陵”又称为“西陵”。黄帝正妃嫘祖即“西陵之女”。绵阳九皇山的传说就是人皇的九个兄弟。
《河图括地象》：“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上为天井。” 这里“井”是市井，即城市。“络”是村落。所以岷江峡谷内是城市村落组成的城市群。“天井”即天帝首府，也就是伏羲女娲的都邑。


“下”指成都平原，即《蜀王本纪》提到的“汶山下邑”，即《山海经》记载的“下地、下国、帝之下都”。也是“禹敷下土方”“周人迁岐下”的下。所以“上”和“下”这个地名是上古时期成都附近的专用地名。“天下”一词的出处就是成都平原，原指成都平原的宫城都邑，后来都用来指疆域范围。
“下地”也分宝墩城市群和三星堆城市群：
宝墩城市群文献中称为“五城十二楼”“玄圃台”。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其，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
《天问》：“昆仑悬圃。。。增城九重”。
三星堆城市群文献中称为“鲧做城”。
《淮南子·地形训》：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层城九重。
《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淮南子·原道训》更是给出鲧作城池的高度：“昔夏鲧作三仞之城。”就是说大的城池称为“城”，小的城池称为“郭”。
宝墩城市群与三星堆城市群是交叉混在一起的。可能只能从始建城墙的年代来区分了。

《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于县。涂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
《山海经-海内西经》：“流黄酆氏之国，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 流黄酆氏之国即都广之野，酆即丰，今新都区“大丰镇”这个地名还在。“有涂四方中有山”即涂山。成都平原距今4000年左右的古城遗址中，只有三星堆古城内有“青关山”。所以“涂山”就是三星堆古城，即大禹之妻“涂山氏”的家，也是“大禹涂山会盟诸侯”的地方。
所以禹都阳城就是涂山，即三星堆古城。

三星堆城市不是一次性建成的，古城的形状是不断扩城形成的。
三星堆始建城墙是距今4100年，即“月亮湾小城”，面积47万平方米，规则的矩形城池。图中标注红色城墙区域。
之后向南扩城至“三星堆城墙”，然后再次扩城至“东城墙”。图中标注蓝色城墙区域。这种扩城方式需要取土，又要拆除影响交通的旧城墙。所以城内虚线部分的城墙应该早就在扩城的同时被拆除了。
距今3600年左右，扩城至“南城墙”。按考古队冉队长的说法，这次“南城墙”没有完工。也就是发生了突然变故，导致停工。但是城内的旧城墙已被拆除，是一座没有四面合围的“城”。
稍晚一些，借东北角的外城墙修筑了“仓包包小城”，图中标注紫色的城墙，面积约9万平方米。注意这次修筑城墙是向内侧修筑的，不是扩城。
所以商代三星堆古城只有9万平方米。同时成都平原上其它的古城也被废弃，直到秦以前，成都平原上都没有发现新筑的城墙。说明距今3600年以后，整个成都平原都被废弃，除了还有种地的，城市人口只有仓包包小城9万平方米范围内的。这种扩城方式是需要避开钉子户的，所以后期扩城城墙走向不是规则的矩形，呈现出接近梯形的城池形状。
三星堆古城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应该是因为战火焚城导致的灭亡。交战双方都未能拿走大火中的文物，被掩盖在古城废墟中。
简单说，三星堆古城在修筑南城墙后就消亡了，数年后少数回迁的人修筑了仓包包城墙。

从上面这张图也可以看出：1、宝墩村文化时期遗址较多，人口多留下的遗迹也多。2、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指距今3600~3200年期间），成都平原人口突然减少，近似无人区。只有三星堆古城附近有零星的人类活动遗迹。3、十二桥文化早期（距今3200~2600年），成都平原人口突然暴增，说明“周人迁岐下”了。“下”就是成都平原的古地名，即《蜀王本纪》提到的“汶山下邑”，《山海经》提到的“下地、下国、帝之下都”，也是“禹敷下土方”的下，周人迁岐下的“下”。
所以，三星堆器物坑是“亡国坑”，不是“祭祀坑”。是三星堆古城消亡几百年后，周人迁到成都平原，由周人清理三星堆古城废墟时，挖埋的。《周本纪》虽然没有记载周人挖坑埋藏，但是记载了“周成王复营洛邑”。“复营洛邑”就是把周成王之后清理出来的三星堆文物运往成都金沙遗址，重建“蜀人宗庙”。所以成都金沙遗址和三星堆器物坑的文物，都来自夏时期的三星堆古城。
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上限距今3200年，是周人迁岐下的年代。器物坑的年代下限距今3000年，是周成王的年代。这个距今3200~3000年只能证明是挖埋坑的时间，而不是坑内文物的生产制造使用的年代。就是说三星堆的文物年代应该是三星堆古城（距今4100~3600年）时期的。
三星堆附近有叫“连山镇”的地名，应该是《连山易》的活动场所。《连山易》只有夏时期有。

扬雄《蜀都赋》：“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
左思《蜀都赋》：“于前则跨蹑犍牂，枕倚交趾。经途所亘，五千余里。。。于后则却背华容，北指昆仑。”

前后两篇《蜀都赋》讲述的地理范围见上图。
所以古蜀国的“首都”与众不同。周承夏制，西周首都没有五千里，但是有“王畿方千里”的记载。
“蜀都”的地理范围比较广大，通常又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区，称为“四海”，也就是四个川。今“四川”一词是由“四海”演变而来的。
《诗经·小雅·北山》,全诗共五 章,“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译文: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 ,皆是王臣.大夫失职,行事不公;以为贤,派遣不停。
《河图括地象》：“夏禹所治，四海内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有君长之。”
这里“有君长之”和“四海之内皆王臣”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蜀都”的四个川。
4楼也讲了，三星堆仅仅被称作“宫”。

考古二重证据法：是把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史书的记载相互验证。
出土文物相当于“证物”，文献记载相当于“证词”。证词证物一致，才是最接近真相的。
考古界的二重证据法其实还不太成熟。而逻辑推理学是一门科学，广泛应用于刑侦破案。破案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接近真相。
喜欢看破案小说的应该知道刑侦破案是多重证据法，远比二重证据法成熟。
既然先秦历史是悬案，就应该采用刑侦逻辑推理学来破这个“案”。
时间、地点、人物是事件三要素。所以遗址和文献记载首先要比较的就是这三要素，如果有一两项不符，就要找原因了。

何时三星堆方成显学！

《夏本纪》中收录了一段大禹治水和大禹九州的内容。与《禹贡》对照，会发现内容相同，词句顺序相同。不同的只是用词。
这种用词的差异，可能是由同一篇文章“翻译”而来。就是说不同的翻译者，因为自己的用词习惯，造成这两篇文章的差异。那么就可以解释，大禹“夏”时期的文字，跟后来的汉字差别很大，可能还是那种每个字并不一一对应的关系。
所以“夏朝文字”，可能并不是金文甲骨文那样的方块字。文献中记载黄帝大禹时期的“仓颉造字”，也提到“跟动物有关”。所以三星堆里的“动物”，跟“文字”有关系。

三星堆所在地古称“汉州”，因广至汉水又称为“广汉”。位于汉水和江水的源头。或者说“汉字”因起源于“汉州”而得名“汉字”。

夏朝之前是黄帝正妃嫘祖生有二子，“各有天下”。指的就是少昊和颛顼各管一方。
按《山海经》记载的昆仑之虚的“虚”字就是“虞朝”。“虚”字应是“虍+丘”的合字，表示昆仑丘的白虎少昊。“虞”字就是青铜器上的“虎食人”图腾（见下图）。少昊都邑“穷桑”，跟轩辕黄帝同一座城。今成都宝墩古城。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大壑”就是大水沟，指钱塘江。即颛顼的都邑良渚古城。
按《帝王世纪》：“少昊邑于穷桑，以（穷桑）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
这里“曲阜”的字面意思是河曲一带的土山，今陕西石峁古城遗址。
《帝王世纪》：“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穷桑是颛顼的老家，其实颛顼是从浙江良渚古城迁山西陶寺。陶寺才是真正的“商丘”。
这次两城同时迁徙，是因为“大洪水”。
《竹书》：“（黄帝）一百年，地裂。帝陟”。《淮南子》：“共工怒撞不周山”。
宝墩古城、良渚古城的废弃年代是距今4300年。石峁古城、陶寺古城都是距今4300~4100年。可以看出轩辕黄帝的年代是距今4400年。
“地裂”是超级大地震发生后的一种地质现象。这次“地裂”发生地在今海南省海口市，裂缝一直延伸到云南红河河谷。
古广州城在文献记载中称为“旸谷”，因离震中近，加上引发的大海啸被彻底摧毁。在这次大洪水之后，文献中很少提及“旸谷”这个地名。
大地震有强余震。大海啸波及到浙江的良渚古城。持续的强余震和持续的海啸，导致良渚古城被迫弃城。
大地震和强余震沿着横断山脉波及到川西的不周山，引发堰塞湖溃坝后的洪水冲毁了良渚古城。
这次大地震又引发河流改道东流。如《山海经》记载“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长州南。”长州南指的是中南半岛。古岷江是从四川曼山流至曼谷的。地裂之后改道云南红河入海，之后与金沙江一起再次改道汇入长江。
所以南方是“大洪水”重灾区。导致少昊和颛顼北迁避灾。
少昊一套帝王体系，颛顼一套帝王体系。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记载中只把颛顼一方冠以“帝”字。或者说司马迁漏掉了少昊一方的帝王体系。而《山海经》记载是以少昊的“昆仑虚”为主线的历史。
理论上少昊和颛顼仅仅是各管一方，同属黄帝王朝。大禹治水结束，各方都将天下交于大禹管理。按《山海经》：“流黄酆氏之国，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三星堆古城就是“涂山”，也就是大禹之妻“涂山氏”的家，也是大禹涂山会盟诸侯的地方。
《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黄帝至大禹是同一个国家，仅仅是“异其国号”。少昊颛顼仅仅是各管一方。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颛顼高辛都是黄帝至大禹时期的人物，这里司马迁写了两遍“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即黄帝大禹的疆域范围是全球，也就是其它文献中记载：黄帝的“万国”，大禹的“诸夏”。直管区是“四海”，即《混一图》绘制的地理范围。
因少昊和颛顼各有天下。少昊使用“仓颉”的图腾文字，颛顼使用简化后的线条文字。

所以在三星堆里是图腾文字与线条文字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