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我们生命的好多东西，说忘就忘了。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看电影的往事却是嵌入脑海中深深的一片记忆。
1977年的一天，林业局俱乐部上映南斯拉夫电影《桥》，同桌找我一起去。他骑自行车带着我来到俱乐部。
俱乐部前的小广场聚集了很多人，仔细观察后我发现原来上一场还没散场，这一场的观众已经到了，所以才熙熙攘攘。
说准确些，其实俱乐部就是林业局的影剧院。除了放电影和演出外还兼做大型会议的会场，叫职工俱乐部是顺应时代潮流为了突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类似的俱乐部，贮木场有一个，基建工程处有一个。今天来的俱乐部是条件最好的，在牡丹江一带也是上数的，人称大俱乐部。然而，全林业局就这么一家上档次的俱乐部，于是就属于全林区人民了。当官的，平头老百姓，男的，女的，都喜欢在这里看电影。
我有一个同学，他亲戚在俱乐部放映队上班，据说，他可以随便在俱乐部看电影。而且，更让人羡慕的是，他还看见过局长看电影。看见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敢多问。只是觉得，这个同学快跟局长平起平坐了。
那个时代是物质相对匮乏但精神生活充满激情的时代。对当时的人们来说，看电影是一项令人无比期待的娱乐活动，是精神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俱乐部二楼宽阔的阳台上，一字长蛇地摆放着大幅电影广告。遇热片，每天多场次放映，从上午到晚上连续不断，观众仍络绎不绝。放日本电影《望乡》时，俱乐部安装了室外喇叭，同步播放着电影伴音。弄得过往行人和学校学生心里直痒痒，心思全跑到了电影里。
在观众极大的热情感染下，放电影也搞起了接力，一部片子几个俱乐部同时放，只有一本胶卷的放映时间差。看电影的人有个共同的心理就是一部热片晚看一会就象耽误了一席盛宴。
俱乐部是1973年动工兴建的。第一次到俱乐部看电影的时候，面对高大、宽敞的大厅即紧张又兴奋。我这个山里长大的孩子没见过大世面，面对楼上楼下一千五百人的俱乐部，觉得自己渺小起来。对门上标注的单号双号不知所措，弄不清楚单号、双号的坐席布局，竟然找不到座位。看看天花板上那些满天星似的灯具和墙壁满是小孔的吸音板，我想起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看着绿色指示灯表示的“安全门”竟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难道进出的门还有安全不安全之分吗？
等待入场的时间里，我和同桌信步到门前的宣传橱窗前，立即被其中的电影剧照、电影介绍和电影放映计划等内容吸引。大大小小的剧照配上扼要的的剧情介绍，非常勾魂。我看了看身边，有人把电影放映计划记在小本子上。也有人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影片剧照。电影题材丰富多彩，不可能逐一观看，很多影片从电影介绍和剧照中过过眼，就算看过了。
售票处的窗前聚了一堆买票的年轻人。窗户用铁皮封着，底部开了个仅能容纳一只手的小洞，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里面的人也看不到外面。其实，晚上买票的人也不多，但个个象打了鸡血挤成了紧紧的一团。大家遵循的是丛林法则有的爬上窗台，有的骑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几乎是奋不顾身。
上一场的电影散场了，出场的人流如同出闸的洪水涌出影院，再四散走开，场面颇为壮观。
随着人流进入影院，在一个挎大手电筒的人指引下摸索着落座。须臾，看清了清一色的大众化排椅，没有高、中、低档次之分，同一的票价同一的坐席，观众也没有身份之分。
开映的铃声响了，仍有出出进进的人。来看电影的人都是兴奋的激动的有些躁动不安，但在隆隆的电影伴音中场内很快安静下来。
一阵微弱的噼噼啪啪的声音传来，在电影伴音声中仍清晰可辨，原来是嗑松子的是声音。林区的人在松籽大丰收的时候会积攒大量的松籽当零食，习惯随身携带走到哪吃到哪，尤其是青少年。看电影这样好的休闲时间里，松籽在嘴中破壳发出的“咯嘣”声汇成一片，急风骤雨般不绝于耳，像一大群松鼠在同时嗑松籽。放映结束时，原本干净的地面覆盖了厚厚的一层松籽碎壳和瓜子皮。
电影散场后，街上人多，没有路灯。他依然骑车带着我，像表演杂技在人缝中东拐西扭走得飞快。电影带来的兴奋促使我来到他的小屋翻阅电影杂志中有关《桥》的剧照，回味着刚看完的电影情节。
俱乐部是面向大众的，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平等，买相同的票，坐同样的座，没有干部、群众之分。据传，有个俱乐部忽然关闭了几天，关闭的原因，是因为公安局抓走了一个放电影的工人，因为他有潜入女厕所窥视的嫌疑。又有人说，根本没有什么流氓，大家都是在捕风捉影。总之，讨论这件事似乎比看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电视的普及把电影逼入了低谷，曾经的火爆场面不复存在。十分落魄地封闭了放映大厅，在三楼开置了装修好的小包间放港台录像片，短时间吸引了一些年轻人。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再没有到俱乐部看过电影，算起来也有几十年了。职工俱乐部建成以来，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变迁在这里折光。
历史最久的贮木场俱乐部拆除了，原址建了住宅楼小区。基建处俱乐部门窗破烂，大门用纵横的木板野蛮地封闭，屋檐长了草，台阶的水泥破损露着红砖，风雨侵蚀中成了危房。健在的大俱乐部室内设施连同二楼全部拆除，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成了鸡肋。在岁月的留痕宣中示着曾经的辉煌和银幕照亮的时光，俱乐部承载的梦想与情感成了深深的怀念。
1977年的一天，林业局俱乐部上映南斯拉夫电影《桥》，同桌找我一起去。他骑自行车带着我来到俱乐部。
俱乐部前的小广场聚集了很多人，仔细观察后我发现原来上一场还没散场，这一场的观众已经到了，所以才熙熙攘攘。
说准确些，其实俱乐部就是林业局的影剧院。除了放电影和演出外还兼做大型会议的会场，叫职工俱乐部是顺应时代潮流为了突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类似的俱乐部，贮木场有一个，基建工程处有一个。今天来的俱乐部是条件最好的，在牡丹江一带也是上数的，人称大俱乐部。然而，全林业局就这么一家上档次的俱乐部，于是就属于全林区人民了。当官的，平头老百姓，男的，女的，都喜欢在这里看电影。
我有一个同学，他亲戚在俱乐部放映队上班，据说，他可以随便在俱乐部看电影。而且，更让人羡慕的是，他还看见过局长看电影。看见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敢多问。只是觉得，这个同学快跟局长平起平坐了。
那个时代是物质相对匮乏但精神生活充满激情的时代。对当时的人们来说，看电影是一项令人无比期待的娱乐活动，是精神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俱乐部二楼宽阔的阳台上，一字长蛇地摆放着大幅电影广告。遇热片，每天多场次放映，从上午到晚上连续不断，观众仍络绎不绝。放日本电影《望乡》时，俱乐部安装了室外喇叭，同步播放着电影伴音。弄得过往行人和学校学生心里直痒痒，心思全跑到了电影里。
在观众极大的热情感染下，放电影也搞起了接力，一部片子几个俱乐部同时放，只有一本胶卷的放映时间差。看电影的人有个共同的心理就是一部热片晚看一会就象耽误了一席盛宴。
俱乐部是1973年动工兴建的。第一次到俱乐部看电影的时候，面对高大、宽敞的大厅即紧张又兴奋。我这个山里长大的孩子没见过大世面，面对楼上楼下一千五百人的俱乐部，觉得自己渺小起来。对门上标注的单号双号不知所措，弄不清楚单号、双号的坐席布局，竟然找不到座位。看看天花板上那些满天星似的灯具和墙壁满是小孔的吸音板，我想起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看着绿色指示灯表示的“安全门”竟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难道进出的门还有安全不安全之分吗？
等待入场的时间里，我和同桌信步到门前的宣传橱窗前，立即被其中的电影剧照、电影介绍和电影放映计划等内容吸引。大大小小的剧照配上扼要的的剧情介绍，非常勾魂。我看了看身边，有人把电影放映计划记在小本子上。也有人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影片剧照。电影题材丰富多彩，不可能逐一观看，很多影片从电影介绍和剧照中过过眼，就算看过了。
售票处的窗前聚了一堆买票的年轻人。窗户用铁皮封着，底部开了个仅能容纳一只手的小洞，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里面的人也看不到外面。其实，晚上买票的人也不多，但个个象打了鸡血挤成了紧紧的一团。大家遵循的是丛林法则有的爬上窗台，有的骑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几乎是奋不顾身。
上一场的电影散场了，出场的人流如同出闸的洪水涌出影院，再四散走开，场面颇为壮观。
随着人流进入影院，在一个挎大手电筒的人指引下摸索着落座。须臾，看清了清一色的大众化排椅，没有高、中、低档次之分，同一的票价同一的坐席，观众也没有身份之分。
开映的铃声响了，仍有出出进进的人。来看电影的人都是兴奋的激动的有些躁动不安，但在隆隆的电影伴音中场内很快安静下来。
一阵微弱的噼噼啪啪的声音传来，在电影伴音声中仍清晰可辨，原来是嗑松子的是声音。林区的人在松籽大丰收的时候会积攒大量的松籽当零食，习惯随身携带走到哪吃到哪，尤其是青少年。看电影这样好的休闲时间里，松籽在嘴中破壳发出的“咯嘣”声汇成一片，急风骤雨般不绝于耳，像一大群松鼠在同时嗑松籽。放映结束时，原本干净的地面覆盖了厚厚的一层松籽碎壳和瓜子皮。
电影散场后，街上人多，没有路灯。他依然骑车带着我，像表演杂技在人缝中东拐西扭走得飞快。电影带来的兴奋促使我来到他的小屋翻阅电影杂志中有关《桥》的剧照，回味着刚看完的电影情节。
俱乐部是面向大众的，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平等，买相同的票，坐同样的座，没有干部、群众之分。据传，有个俱乐部忽然关闭了几天，关闭的原因，是因为公安局抓走了一个放电影的工人，因为他有潜入女厕所窥视的嫌疑。又有人说，根本没有什么流氓，大家都是在捕风捉影。总之，讨论这件事似乎比看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电视的普及把电影逼入了低谷，曾经的火爆场面不复存在。十分落魄地封闭了放映大厅，在三楼开置了装修好的小包间放港台录像片，短时间吸引了一些年轻人。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再没有到俱乐部看过电影，算起来也有几十年了。职工俱乐部建成以来，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变迁在这里折光。
历史最久的贮木场俱乐部拆除了，原址建了住宅楼小区。基建处俱乐部门窗破烂，大门用纵横的木板野蛮地封闭，屋檐长了草，台阶的水泥破损露着红砖，风雨侵蚀中成了危房。健在的大俱乐部室内设施连同二楼全部拆除，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成了鸡肋。在岁月的留痕宣中示着曾经的辉煌和银幕照亮的时光，俱乐部承载的梦想与情感成了深深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