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全运会预选赛陕西女足对阵江西女足的现场，陕西女足旧将万文婷坐在看台上观战。万文婷曾经是中国U15女足国家队的一员，曾随队夺得过南京青奥会女足项目的金牌。但由于伤病原因，她早早退役，目前在学校里教孩子们踢球。其实，万文婷曾经也有出国踢球的梦想。但提起全运会，万文婷的态度是：“即使是国外的留洋球员，各省市需要她们回来打全运会，她们回来也是非常应该的。我觉得，代表自己的省市去征战全运会，就像中国人代表自己的国家征战奥运会一样，它是一种荣耀。”哪怕是已经退役的球员，在自己的省市有需要的时候，也会再次披挂上阵。本次全运会资格赛里，陕西女足的6号孙海淇就是其中之一。她是甘肃人，但是陕西培养出来的球员。此前她已经结束了球员生涯，在西安的青训俱乐部：易联俱乐部担任教练。但正值全运年，陕西需要她这样经验丰富的队员带一带年轻球员，于是她再次出现在了赛场上，在中后卫位置发挥稳健。看台上，她在易联俱乐部带的几名小球员也来到现场，不停地为她助威：“孙导加油！孙导加油！”孙海淇（6号）和队友们赛后谢场球员们对全运会的正面看法，除了万文婷所说的“荣耀”之外，还来自于全运会给球员带来的实打实的利益。某省足球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透露：“单从女足的角度说：如果赢得全运会的金牌，一支队伍总共能拿到数千万元奖金，一名主力队员就能够分到四五十万元。而且，每支队伍基本都有一些进入编制的名额，队员们在退役之后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当地的体育训练中心做教练，直接转岗，无缝衔接；另外一个是拿上一大笔退役安置费（也能达到几十万元），从此告别编制，在社会上找工作。一些职业寿命长的运动员，可能代表本省市打了三、四届全运会，属于工龄较长的人员，退役时拿到的钱自然会更多。也有那些十八九岁、二十岁踢完全运会就退役的，拿了退役安置费之后，再进入大学读书，对她们而言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如果某些女足球员代表本省市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退役之后不光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甚至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三八红旗手、省政协委员等身份，这是在职业联赛中很难拿到的荣誉。换句话说，大多数情况下：在全运会上获得成绩，比在女超联赛里获得成绩要更吸引人。而在北京女足，队员分为正式运动员、协议运动员。正式运动员拥有北京户口，人数较少；协议运动员是从外地来到北京，或者是小时候在北京生活，但没有北京户口的球员。不过，如果她们能够拿到全运会的冠军，北京户口问题就有可能会得到解决。“交流”：全运会的特殊“转会”规则全运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相比，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态。在全运会的参赛资格方面，各省市有着一套完全不同于职业足球的“转会”规则。只不过，在全运会的世界里，这不叫“转会”，而叫“交流”。这样的“交流”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我们姑且将其叫做“友好交流”：例如2013年全运会，陕西把自己队内唯一的女足国脚刘华娜交流给了辽宁，换来了辽宁的毕晓琳等四个队员。因为陕西女足当时实力一般，在全运会上夺牌的几率很小。而辽宁女足有一定的实力，需要在个别位置上补强来获得更好的成绩。陕西用自己的一个国脚换来对方四个球员，对双方来说都是各取所需。双方只需要签好协议，在足协正常报备，就可以完成全运会参赛资格的交换。第二种，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人才争夺”。有的时候，一名球员在全运会当中到底要代表哪个省市，是存在争议的。比如：曾经的陕西人和俱乐部，他们的1995、1997年龄段梯队里有许多重庆籍的球员，包括甘超、邓涵文、曹永竞、谭力玮等等。2012年，人和俱乐部搬离了陕西，但把梯队留了下来，代表陕西打过几届全运会。既然人和俱乐部已经不在陕西了，重庆方面自然也会希望这些孩子能够为重庆踢全运会，这就会造成人才的“争夺”。全运会代表资格的争夺就像赛场上的争夺这种情况很常见，上面所举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遇到这种情况，各地方的体育管理部门会相互沟通协商，通过一些“资源互换”的方法来达成自身的目的。有的时候，这种资源的互换甚至会超出足球的范畴：例如某省在跳水方面实力更雄厚，就会把一些跳水运动员交流到别的省市去，换来对方省市某些足球运动员的参赛权。第三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鱼死网破”。说得再通俗一些，就是“我用不上，但我也不让别人用”。例如某省在球员的培养方面在全国都位居前列，无论男女足都拥有非常丰厚的人才储备，自己用根本用不完。但他们自己挑剩下的球员，有时即使攥在手里不用，也不会交流给别的省市用。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该省份下辖的各地级市也有自己独立的足球管理部门，他们与省足球管理部门在配合上并不融洽，不愿意把自己培养的球员交到省上；第二个原因，是各个省份之间的足球管理部门没有保持良好的关系，就会出现“烂在手里也不给你”的现象。而第三个原因是最现实的：如果自己不用的球员借给了别人，这个球员反倒在别的省市打出了成绩，自己将来不好交代。“

“借鸡生蛋”：利弊并存的策略
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发生过。例如2021年，陕西省在本土举办的全运会里，他们的U18男足（2003年龄段）赢得了金牌。实际上，这支球队的大部分球员都是陕西省和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合作，从海港借来的。而上海市自己的U18队伍却没能拿到冠军。
知情人士称：“在那支陕西U18男足当中，其实也有两名陕西省培养的球员：艾菲尔丁和阿布拉汗（阿布拉汗是01年龄段，按照规则作为超龄球员参加了03年龄段比赛）。而且，这两人在队里都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这支队伍肯定拿不了冠军。所以，说这支队伍完全是从海港俱乐部借来的，也是不严谨的。”但即使如此说，这个冠军也并不意味着陕西在本土球员的培养方面开花结果了。
此外，由于上海女足人才济济，前锋闫颖颖很难获得机会，于2021年全运会被交流到了陕西女足。这名在上海踢不上球的球员，到了陕西很快就成为了主力，并且在那届全运会里为陕西立下了大功，最终帮助陕西拿到了一枚铜牌。
这种“借鸡生蛋”的模式也引发了球迷们的担忧：从别人那里借来队员，也能在全运会当中取得好成绩，那今后各个足球欠发达地区有样学样，用的都不是自己培养的球员，难道不会形成恶性循环吗？
某省足球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解释道：“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种模式对中国足球也有不可忽视的好处。在经济发达地区，足球的发展一般都会更好，培养出的人才也更多。但全运会的参赛名额就那么多，很多孩子根本没机会去踢。而全运会对于这些选择踢球的孩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能够决定他们的命运。交流到别的省市，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机会。”
陕西女足在2021年全运会赢得铜牌
但这样下去，足球欠发达地区还会有自主培养球员的动力吗？该工作人员认为：“比如像甘肃、宁夏、青海这样的西部省份，如果你严格要求他们用本省培养的球员去踢全运会，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球员，到时候只能让校园足球的队伍去参加。他们与其他省市实力相差太大，一打资格赛就要遭遇大比分失利，长此以往，这些省份对于足球的热情和支持力度也会降低，有的甚至就不再参赛了。只有先借来其他省市的人才，在成绩上带来进步，才能带来希望。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口吃不出来一个胖子。只有先带来成绩上的进步，这些省市才会保留基地、保留足球队的建制、保留选拔人才的体系。如果每次一上去就输十几个，到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于 “借鸡生蛋”的现象，于允也没有予以完全的否定：“江苏的青训就搞得很好。北京在女足方面只有两三个地方搞得不错，而整个江苏省有8至10个地区都开展得很好，于是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一个叫周心雨的女足球员就是江苏省培养的。后来她去了重庆效力，今年又在辽宁女足踢球，把全运会资格也带到了辽宁。江苏有这么多人才，自己用不完，就可以把她们交流给别的省市去发展。因为毕竟全国一盘棋，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培养人才，让中国的女足运动有更大的发展，而不是每个省市自己培养的人才就只能自己用。”
但于允也认为，这种手段应该受到一定的制约：“我觉得可以限制交流的人数。比如一支队伍从外面引进的球员不能超过5个，剩下的必须是自己培养的，这就可以接受，你不能一口气引进20个。举个例子：除了那5个引进的队员，如果你想代表北京参加全运会，就要看看过去的四年里，你是不是都在北京注册了？是不是参加北京市组织的比赛了？你不能前三年都没注册过，全运会快开始的时候突然冒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足球不可能完全市场化”
每届全运会，男女足项目的参赛年龄段经常会进行调整。例如2021年全运会，本来各个地区都认为将要设置女足U16年龄段，就着力培养了该年龄段（05/06）的球员。但到后来，这个年龄段并没有被列入参赛序列。可是，各省市培养的05/06年龄段球员并没有就此“浪费”。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辽宁的05/06年龄段女足，她们在失去了全运会参赛资格后并未解散，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组建了辽宁沈北禾丰女足，去年拿到了女甲联赛的冠军，目前高居女超联赛积分榜第二位。这就是全运战略为职业联赛带来的“反哺”。

在全运会之外，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还在去年联合举办了“三大球运动会”，并计划每年举办一次。知情人士称：“三大球运动会可以把非全运年龄段的队伍吸收进去，他们即使打不了全运会，也能参加三大球运动会。这样，就不会造成各省市在足球人才培养上的浪费。而且，以后每届三大球运动会的成绩也将计入相应周期的全运会总成绩，更能激发各省市培养人才的积极性、参赛的积极性。”
“中国足球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的运动”，某省足球管理部门人士表示：“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足球都不可能完全市场化。足球运动市场化程度越高，就会更趋向于公平，因为市场是有纠错能力的。但在现有的形势下，我们需要顺应形势，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况来做出最为合理的选择。比如前些年的大连权健，在女足俱乐部的运营上也砸了不少钱。说是市场化，但你今年砸了一两个亿，明年拍屁股走人了，是不是把这些女足球员害了呢？与其这样，她们还不如留在体制内，稳定地训练、比赛，退役还能拿一笔钱。”
于允则表示：“我们北京女足依托于先农坛体校。在体制内，这支队伍的吃、住、行、训练都可以得到保障，场地都是免费提供。球员的收入也比较稳定，不会像社会俱乐部一样受到母公司的影响。况且女足运动的市场化条件和男足没法比，北京女足主场上座观众人数多则两三千，少则不到一千。北京国安每场比赛都有四五万人观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这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全世界都是如此。王妍雯告诉我，第戎男足在踢法国第三级别联赛，但他们的观众比第戎女足还要多。这就是现实。”
或许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许多体制内的女足队伍都拒绝了社会资本的进入。例如，女超联赛里有一支中下游球队，被当地足协全资控股。某社会资本曾提出要收购这支女足，为这支队伍引进国脚和世界级外援，争夺冠军。但当地足球管理部门并未同意。他们一是对对方是否能够长期投入表示怀疑；二是当地足球管理部门对于在职业联赛里争冠也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工作的主要考核指标在全运会，女超只是为全运会练兵的一个平台。
男女足培养的“基本盘”
虽然对于全运会大体持肯定态度，但于允也认为，目前的赛制还有可以完善的地方：“这届全运会，女足设置了三个参赛年龄组：成年组、U18组、U16组。在我看来，U16这个年龄组太小了，没有必要设置，而是应当设置一个U20组。这样才是最合理、最能给中国足球留下人才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U18的队员踢完全运会，她立即就要和成年组衔接了。但现在U18的球员，能有多少在一线队获得机会的？她长时间踢不上一线队比赛，自然就选择上学去了，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如果再设置一个U20组，让球员在成长过程中有个过渡，最少能多出一半以上的队员，不至于浪费。现在你不设U20，反倒设置了一个U16组，看似是重视青训，实际又是拔苗助长，那么小就要求她们出成绩，这是本末倒置。”
对于于允的建议，其他省市有不同的看法。某地区足球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称：“于指导站在北京的角度看问题，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未必所有省市的情况都一样。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区，足球实力强，球员足球生涯的寿命也长。比如上海，他们队里有像张馨、唐佳丽这样的实力超群的老将，能连续打许多届全运会，年轻人的出场时间就会被压制，无法在一线队获得足够的机会。但如果在足球不发达地区，没有那么多有实力的球员，谁也不比谁强多少，所以更新换代快，年轻球员往往在18岁左右就能在一线队踢主力。所以每个不同地区都有自己不同的情况。”

在与记者的交流当中，各从业者即使观点不同，但他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如何让全运会的赛事变得更合理”，从未有人想过“全运会本身的存在合不合理”。关于全运会足球项目的存废问题，每个受访的足球界人士观点都非常明确：中国无论男足、女足球员的培养，其“基本盘”都在全运会。
由于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程度不够，体育行政部门在中国足球的发展当中依旧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运会对各省市体育部门的成绩考核，是各地方支持、支撑足球发展的源动力。一位地方体育部门的管理者说：“我可以保守地讲，至少未来20年内，全运会足球都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

至少观众方面，山东的枣庄，是值得借鉴的一种模式，说你上次有1万多人，观众长年累月的发展下去的话，投入女足的压力也会减少，女足球队前不如体育部门投资也不太现实，我觉得还是引进少量搞成一个股份制俱乐部，就是投资一个俱乐部的企业，至少有十个股东或十个公司，甚至还可以吸收一些会员球迷参与会员股份！学一下日本人的做法，没有一个主体投资人完全控制这个俱乐部，一两个投资人离开也不会影响俱乐部的总体发展！

现实确实如此，全运会对于女足举足轻重，生存之本，那就只能在现有规则之内，各显神通，闪转腾挪。

虚假的职业化，体工大队2.0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