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离开了一年三个月。
文/周耀辉。
陈回来了。是从美国回来的,离开了一年三个月。
胖了,他一共胖了三十磅,是他后来告诉我的。“每天只工作六小时,下午二时放工,回到家倒头便午睡,于是这样了。”
我和陈两个人坐在一张本来属于四个人的桌子,没有久别重逢的兴奋,只是静静谈着,甚至间中默然不语,低头思索还有什么可以讲、可以问。
也许我应该加几分热情的,我没有,不是不想,只是不能。
我想,假如他太太和他们新生的孩子一同坐在这里,情形会否好一点。
她们没有一道来,是我的错。
几天前接到陈的电话相约见面。我说就在尖沙咀好吗?陈说不如在顺利邨,也不算很麻烦吧。我说从我家来要转车。陈说麻烦你迁就我一下可以吗?我不想抱着孩子四处走,很辛苦的。而我,竟然这样地说:“我还以为是你一个人,我没有想到你太太和你儿子也会来的。”
也许因着这句话,他太太和孩子始终没有来。
席间我问陈,你对美国的生活满意吗?
他说:“不满意。”
然后,然后我问:“你去了美国一年零三个月,放弃在港的工作,之后又回来,半年后你会回到美国,如无意外四五年后获得美籍后又不会重临香港,这样走来走去值得吗?”
问了之后我也后悔了。何苦呢?何苦提起“值得吗”这个问题呢?
临走的时候,我把他送给我的一盒日本杯垫放进背囊里。一路上,杯垫就在里头互相碰撞,发出一些轻轻的声音。
也许我们都像这些杯垫。无缘无故放在某个地方,于是发出了一些声音,即使是轻轻的,轻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