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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赋予百姓们莫大的权力去惩治污吏和游民，貌似是给予了百姓们制约的权力。其实却不然。他给予百姓们的，并不是平和的制约权，而是一种暴戾的“合法伤害权”。以前的官吏们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仲裁者皇帝坐在深宫之中，不可能把他的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他的权力具有“合法伤害”的性质；如今，胥吏们被朱元璋彻底打倒在地，百姓们拥有了捉拿他们治罪的权力，最终的仲裁者皇帝，仍然坐在深宫之中，无法把他的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同样的，百姓们手中的权力也具有了“合法伤害”的性质！　　也就是说，帝国权力结构仍然没有改变—以前是皇帝制约胥吏，胥吏制约民众；如今是皇帝制约百姓，百姓制约胥吏。不过是将以前掌握在胥吏们手里的权力移交到百姓们手里而已。　　一个所有人都具有执法权的社会，恰恰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法律保障的社会。沈显二们的荒诞剧的根源，正在于所有人都对他人拥有执法权和“合法伤害权”。　　朱元璋曾经下诏要求全国所有的老百姓都必须做到家家有一套《大诰》系列丛书。还规定：有这套书的百姓，犯了罪可以减轻处罚；没有则加重处罚；拒不收藏者，则流放边疆。当时的学校里，《大诰》也是必修科目。朱元璋还亲自主办过多场《大诰》学习报告会，来京城讲述《大诰》学习心得的师生前后达19万余人之多。　　然而，这套当年风靡全国的丛书，在朱元璋死后就迅速消失在历史舞台上，而朱元璋那乌托邦式的“群众运动”，因为与《大诰》一样不合时宜，也迅速被其后代抛弃。　　朱元璋耿耿于怀的重胥吏而轻官员的问题，其实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里痛心疾首地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秉国者吏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