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刘楠祺的《译后记》
关于《恶之花》的译本，王了一先生主张按旧体诗意译，认为“诗只有意译才能把诗味译出来”；
郑克鲁先生主张按原诗的格式翻译，认为“翻译的任务之一，是将原文的形式也介绍过来”。
我则想按自由诗和中国诗歌的押韵方式做一下尝试，不知能否有助于中国读者的诵读。

我选几篇出来让大家品读一下
《交感》
大自然有如一座庙宇，在那里
充满活力的廊柱不时发出含混话语；
穿越象征森林的人们，
树木正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你。
宛若远处融合的连串回声，
汇成阴森而又深邃的整体，
像黑暗和光明那样无垠，
香、色、声交织在一起。
芳香似初生儿的肌肤清新，
管乐声一样甜蜜，草原那般碧绿，
——还有腐烂、浓重、辉煌的气息，
也勃发着无穷无尽的生机，
就像龙涎香、麝香、安息香和乳香，
在歌唱着灵与感的交递。

精了……
我对我的半途而废感到十分的羞愧
虽然时隔了几个月，但还是继续与大家分享这本译文

《告白》
一次，仅一次，可爱甜美的女郎，
您那光滑的臂膀
靠在我手臂上（在我阴郁的心上，这记忆不曾遗忘）；
夜色昏黄；一轮明月孤悬天上，
宛若锃亮的勋章，
月色庄严，仿佛一条大江，
在沉睡的巴黎流淌。
沿着房屋和宽阔门廊，
猫儿溜过，悄无声响，
竖耳谛听，或像可爱影子
与我们缓随相傍。
月光迷蒙，无拘无束的亲密
花般开放，您口中
忽然发出音乐般华丽的声响，
震颤着预约的闪光，
那音色，似军火般欢畅，
沐浴清晨的霞光，
又有个哀婉古怪的音符
在幽幽颤颤流淌，
像个阴晦女童，孱弱肮脏，
家人因她脸上无光，
为提防她抛头露面，长年
在地窖中将她关藏。
可怜的天使，您脱口吟唱：
“天下万事皆无常，
纵使机关算尽，粉饰堂皇，
自私终露出本相；
“做个美女，是在平庸寻常，
原本是苦差一桩，
如舞女冷漠狂放，晕倒时
仍机械媚笑如常；
“构筑心灵爱巢更是愚妄；
爱与美终是美梦黄粱，
迟早被扔进遗忘的行囊，
返还给永恒的虚妄！”
我常回想那轮迷人皓月，
万籁俱静，倦怠颓丧，
回想您对我心的告白，
倾诉可怕的幽幽衷肠。

《信天翁》
好事水手为打发时光，常将
海上的巨鸟信天翁捕来喂养，
信天翁像游子们慵懒的旅伴，
追随着航船滑行于苦渊之上。
信天翁一旦委身于甲板，
这蓝天之王便笨拙不安，
它可怜的拖着雪白巨翼，
恰似两条船桨挂在身边。
这长羽的旅行者何等委顿软弱！
翱翔矫若游龙，如今何等委琐！
水手用烟斗戏弄鸟喙，也有的
跛脚取笑这层叱咤云天的弱者。
诗人与这云中君真是何等相像，
他笑傲弯弓，风雨中自由翱翔，
跌落尘寰，便身陷嘲弄的海洋，
拖累它前行的恰是那巨大翅膀。

有些句子翻译的不错，整体上感觉有点恶心，似乎他试图追求押韵和语言美，破坏了诗的本意。

“仿佛四周发出古怪的乐声，
似流水淙淙，又似清风，
还像扬麦的农夫节奏分明，
任簸箕翻飞，筛选麦种。”
“这个世界奏出一种奇怪的音乐，
像水在流，像风在鸣响
又像簸谷者作出有节奏的动作，
用他的簸箕簸谷一样。 ”
点评：就说奇怪的音乐大家都听得懂。拽文真的不好，这不是浪漫主义诗歌，波德莱尔很看重语言的准确性。节奏分明这四个字完全是在意淫。离原诗的本意差之千里（波德莱尔本人对语言的准确性异常严格）。筛选麦种，完全是题外话，这不是写小说，强调麦种干嘛呢，并且还要“翻飞”，何必让读者看得这么眼花缭乱呢。子弹射出去非要转几个圈是打不中靶心的。

@说教者
十分感谢你来自于不同观点及立场的提醒，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偏向于看重门面的恶习，但遗憾的是，我并不打算按照你的方式去了解外国诗歌，因为这不符合我的理解思维模式。
刘楠祺先生的翻译，在一些诗歌里的确算是借题发挥了，这点我以后会多加注意的。
然后，我也想还你个人情，既然你点醒了我，我自然也要回敬你。
首先，我喜欢这本译文的确是因为翻译的很合我胃口，这是相比起郭宏安的译本来说的，说来惭愧，其他名家的翻译我没看过，或许我看了之后会产生跟你一样的观点也说不定。
不过，为何你会因为这本书的翻译不好而直接认定我是在显摆情调呢？直接肯定我喜欢的不是内涵而是毫无意义的词语呢？因为在你看来这种翻译完全体现不出原文意思？像这样以押韵为主要翻译目标的诗是绝对低档次的存在？喜欢这种翻译手法的读者就是绝对的三观不正？
呵呵，这思维还真是浅显易懂啊
最后送你一句，优越帝请走好

二楼我看了，他只是说是想尝试一下。敢于尝试，这很好！我只能说结果比较失败，并且“有害于读者的阅读”。你当然不需要再解释。

我怎么觉得你们在说两个问题：一是诗歌的形式，一是诗句所呈现的表面意义，与背后意义。对于这两点，不同的诗人，译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倾向形式，有的倾向诗句本意。但只是倾向，而且他们会有倾向的原因。当然也有觉得两者同等为重的人。
那么有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要重形式？形式会给诗歌带来什么？按照我们古代诗歌的看法，每一首诗都可配乐吟唱，所以形式所带来的是音乐性。从最早的歌谣《诗经》开始，很明显就是可以被唱出来的一种文体。同时诗歌的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从唐诗到后来的新诗，在形式上有着非常大的变化。（这里面还涉及到古诗，新诗阶段的弊端等很多细节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疑问，诗歌如果不注重形式，还会被称为诗么？
在西方莎士比亚是一位诗人，但他诗人的称号不是因为他写了多少首十四行诗，而是他写了《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这些出色的戏剧。因为这些戏剧充满诗意的张力。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在阅读一篇散文时会感到它充满诗意，有诗的意蕴感。所以一首诗的形式与诗本身是否充满诗意是两个方面。诗意的达到可以不用严格的形式（或者叫拘泥于某种形式）去体现。形式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音乐感。
反过来再来说译本。作为译者，自然应该是最大限度翻译诗歌本意，诗人本意，而不是进行再创作。在保持诗歌本意的情况下，尽可能把形式也兼顾着翻译过来。不然会要读者误读，以为西方的十四行诗（《恶之花》里面有很多十四行诗，而且波德莱尔很注重诗歌的形式）都和我们中国的自由诗差不多。但两种语言本身的特性（或者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因形式破坏原意等），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话，也应当注明为何这样翻译，译者应该负责任的写明。
关于刘楠祺这个译本的背景我不熟悉，但我支持以这样的原则译诗的态度。郭宏安的译本具有权威性，但我想这个权威性主要体现在，他对波德莱尔做过系统的研究，从西方的文学史，社会背景，文学思潮等，都有很深的了解。这种和谐性可以在他的译本读出来，传递出19世纪法国特有的时代气息，以及波德莱尔的个人性格等。（当然这里面有我的主观感受）
以上是我个人看法，欢迎批评。

翻译的很有感觉

嗯 这个感觉是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