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外在形态是它的科范仪式，而道教音乐又是各种科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为道教音乐？在道教活动中所使用的音乐统称为道教音乐，它包括道教科仪音乐以及道士在宣道、布道和修身养性时所使用的音乐。
　　可见，道教音乐也是道士养生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们为了“绝尘欲，炼心性”，每日早晚必须面对神灵，上殿诵经。凡住宫观道士，皆以敲钟、击鼓为令，每日清晨五更开静，在打扫、斋沐、整肃衣冠之后，便上殿咏早坛功课经；每日晚斋毕，晚坛的头通鼓响，道众又要及时沐浴洗漱，严整衣饰登坛讽咏晚坛功课经。道众把这种早、晚功课经，视为识心见性、延生保安的炼养实践，亦即养生之道也。
　　在道教经典与文献中，有关道乐与养生的论述也屡见不鲜。在《太平经》卷一百十三中有：“乐，小具小得其意者，以乐人；中具中得其意者，以乐治；上具上得其意者，以乐天地。得乐人法者，天地为其和……上士治乐，以作无为而度世；中世治乐，乃以和乐俗人以调治；下士治乐，以乐人以召食……夫乐者治乐，形者致刑，犹影响之验，不失铢分也。”这里认为音乐对人是有教育作用的，“以乐人”，可以使人为之“悦喜”，用音乐来陶冶人的情操；对自然的功能作用而言，“以乐天地”，可以使天地为之“和”；对于治乐者本人来讲，上士为了“度世”，修身养性到达“无为”之境界；中士是为了“和乐俗人以调治”，以音乐为社交手段，进行人际交往；下士则是为了“召食”糊口，作为谋生手段。
对音乐与社会、音乐与刑罚的关系而论，则是止械斗断奸邪，兴道德制逆恶。目的在于乐人、乐治、乐天地、乐神灵。归根到底，是要用音乐对民众百姓“教化”，教人养生，使“祸乱”不作。这就指明了道乐对道徒和信众二者的修养与教化作用，也是道乐的最终目的。

所谓“澄清”，即指 “玉宇澄清，纤尘不染”的神仙天界景象，这也是信徒们念念不忘追求与渴望达到的“仙境”；它要求道徒要“三业清净”（身业净、口业净、意业净），“淡泊虚夷，不染尘境，体兹正道，悟彼重玄”，以达到长生久视、悟道飞升的目的。此韵意旨深邃，概览精炼，既是天道的清彻无尘，亦是人道的清静无杂，所谓天人合一也。
　　如《全真正韵》中《澄清韵》，此韵的音乐，起腔即用“商、羽、宫、清角”四音，散发出一种清虚淡雅的意韵，入拍后则句幅连绵不断，悠长婉转，环绕商音旋转，加之道士一唱三叹的抒咏诵唱，更加突出了此歌清雅闲适的情致；尾腔与起首的散板近似，构成首尾呼应的结构关系。该韵用于早功课的启首，使道众自早课始，即进入一种澄清尘埃的清幽境地，开启了养生的一个良好的开端。而晚功课第一首韵腔《步虚》，渊源尤古，据南宋刘敬叔《异苑》载：“陈思王游渔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而写之，为神仙声。
　　道士效之，作步虚声。”据称此韵因其宛如众仙缥缈步行虚空歌诵之声而得名。作为晚功课的首韵，道众即在缥缈的《步虚》声中，清静地步入无为之境，以圆满地毕其一天的修持活动。还有道乐的法器（乐器），也为道徒修炼养生所用。在道教音乐中，最早使用的法器有钟、磬、鼓、铃等。在葛洪的《抱扑子·道意篇》中有云：“撞金伐革，讴歌诵跃，拜伏稽首，乞求福愿。”可以看出，那时即用了乐器来“乞求福愿”，进行修炼养生。金、革的运用，早在春秋战国就非常广泛，它在民间巫仪活动中也广为运用。
　　道教继承了“巫以歌舞降神”的传统，在课诵中，也是金钟玉磬，依次时鸣，行道上讲，悉先叩击。同时，这些法器，在道士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它具有通神避邪的双重功用。磬口向上，谓之其声能上九霄，通达天庭；钟口向下，其声能召唤地府诸神；钟鼓齐鸣，万物苏醒，法力所致，功德圆满。
　　道教徒正是运用这种音响，祈求上苍，召唤神灵，求得功德圆满，得道证真，实现养生的最终目的。现代科学也证明，在宗教仪式中这些响器的敲击声，在一定的音响频率内，能使人产生一种幻觉的状态。道徒们正是应用这种特殊音响以进入修炼养生的幻境。道教音乐是道教徒进行修炼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在修持中须臾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
　　他们在晨钟暮鼓与铿锵的声乐中，周而复始地持诵早晚功课，岁月轮回，从不间断，这种长期而有规律的修持活动，无疑会使他们的身心得到积极的炼养与有益的调息，从而达到益寿延年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