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之际，北京邮票厂在经历了从酝酿、筹建、停建、复建到竣工将近9年的时间后终于正式宣布建厂，并于 1959年9月25日举行了开工典礼。其厂铭“北京邮票厂”摘自同年9月邮票印制专家董纯琦与同事张济众专请郭沫若题名的“邮电部北京邮票厂”。
但直到十年之后，在1969年8月1日发行的文16“钢琴伴唱红灯记”邮票边纸上才首次出现了郭沫若手书的“北京邮票厂”厂铭（后文简称为郭体，图1）。而在之前，邮票边纸均印为仿宋体的“北京邮票厂印制”字样（图2为文15，后文简称为仿宋体）。

其后的文17至文19，编号1－8“智取威虎山”均采用郭体。编7“严惩”采用仿宋体。有意思的是，编8－11“巴黎公社”中两枚采用仿宋体，两枚采用郭体，是新中国唯一一套一厂双铭的邮票（图3）。其后编12至编65均采用郭体，但从编66“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开始直至编95，又改为仿宋体，表明了这一段期间邮票印制的混乱局面。
早期的J票，从J1至J27均采用仿宋体，从J28“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始稳定改为郭体。相比于J票，T票的厂铭显得较为无序。其中T1－T19采用仿宋体，T20改为郭体，T21－T25又改回仿宋体，T26又改为郭体，T27和T28又采用仿宋体，从T29“工艺美术”开始，稳定为郭体。这其中的T20和T26是因为发行时间较晚（均为1978年下半年）。由于T27的发行日期晚于T28，因此，T27是最晚使用仿宋体“北京邮票厂印制”作为厂铭的新中国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