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无常地，亦无常格。而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也。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数百年数千年之所尝有。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异。”
　　窃以为非独常人，即世俗所震聪明绝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压服众论；逞其著述，且可流及远境。而不足以知圣人之生，与对人之德业光辉，心思运量之迥出前古，则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盖天之生圣人也，其积气也极厚，故其备德也极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积之之久，蕴蓄至数百年，而始生一圣人。又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积之之久，至数十年，又至数百年，而始生圣子圣孙，并为大圣之子，大圣之孙。此则又圣祖、圣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观，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种之土，生气郁积既久，而一加耕种，收必数倍，嘉谷岂择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岂择地而使之生者，而迥异他夫植。麒麟、凤凰不必尽出中土，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则中国之生圣人，固已气竭力倦，而循环以出于远地也，抑何疑哉。况道之在天下无穷尽，无方体。今日与明日不同，此地与彼地各别，本极活脱变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执持捉摸。所贵乎读书知道者，因时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变之妙，以竭吾权度裁制之精，取吾与古人之同处勘出异，复使吾所处之异者归乎同，而后与古人五经垂训之旨合，而后人穷经明理，以定义之大用，斯无穷矣。然而斯义也，昔日扣盘扪龠，以瞽语瞽；桃源醉乡，由妄踵妄。若不经风霆鼓动，大冶熔铸，亦无由转头开盲，拨云雾而观天瞻日。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

【译文】圣人的出生是不寻常的，所以他的出生地也是没有固定的地域，也没有固定的标准。但是他道德功勋的光辉却照耀着上下四方，他的思想却影响到四海和万代。他的一切作为都超过古人，而且圣人并不是在数百年内或数千年内经常能出现的。过去有人说过：“非常的人，就是和普通人迥异的人。”
　　我以为不仅是普通的人，即使某些聪明绝世，使世人震惊的人，他们才智出众，拿他们的智慧，足以压倒一切舆论而使人感服；显示他们的著作，也能够流传到很远的后世。但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是出现了圣人，能够与圣人的光辉德业相比，思想影响超过了古人。那么这种人也属于凡庸的普通人之列，只不过是个不安分的普通人罢了。所以上天降下圣人到世上来，他积累的天地灵气是十分深厚的，所以他具备的德行也必然非常盛旺。拿宇宙来说，天地阴阳之气和谐，积累很久，蕴蓄至几百年，才能诞生一个圣人，又经过几千年，才能诞生一个大圣人，这是不常能够出现的。拿一个家族来说，必须是祖宗积下很多功德，经过很久，或几十年，又到几百年，才能产生圣人的子孙，并且还可能是大圣人的儿子，大圣人的孙子。这都圣明的祖宗应该得到的。
　　从下边仰看这圣人的家族，也是世上所不常有的。这好比一片没有开垦的荒地，它的生气郁结了很久，如果一旦开垦出来加以耕种，它的收获一定比种久了的地多出数倍。茁壮的稻谷难道是只能选地点生长吗？天地对于茁壮的稻谷亦岂能限制到所选择的那块地里生长，而和别的土地上所生的不同吗？麒麟、凤凰这些灵禽珍兽，不必都产生在中原，奇珍和大贝岂不常产生在边远的海滨吗？万物同在一个天地中间，好比一个大的胚胎，或在左边或在右边，怎么能划分疆界，把它切成二半呢？这样，在中国出生圣人很多，已到气脉衰竭的地步，因而循环到边远的地方降生，这又有什么可惊疑的呢？
　　况且天下的事理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今天和明天不一样，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又有区别。这本是极为灵活易变的道理，是不能让人用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认识和套用的。所以真正读书懂得事理的人，都是因时制宜，随地按照事物的特点办事，掌握住事物变化的规律，而顺乎规律制订精当的策略行事。拿我们和古人相同的地方，而从中找出不同的差异；再拿我们所处的不同的情况，引导到相同的地方。然后使自己的认识和古人经书所讲的道理相合，这样才能真正弄明白经书中所讲的道理，达到能够运用经书中的定义，这样享受到的好处便无穷尽了。然而对待这种定义，不能片面理解，过去有个传说瞎子没见过太阳，仅听说太阳是圆形，后来摸到一个盘子和竹筒，便以为是太阳了。瞎子把这认识又传给另一个瞎子。桃源、醉乡本是神话传说里的地方，以妄传妄，有人便以为是实有其地了。
　　这种人如不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天空中风雷鼓动，不让他靠近巨大的炼铁炉体验一下铁水的热力，是没法解决瞎子的错误认识的。只有拨开他心中的迷雾，才能使他懂得太阳的高远、巨大和炎热。这好比一个人思想陷入迷途，至今才得以觉悟清醒，这岂不是一件很大的幸运吗？

【原文】
　　恭惟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至德深仁，沦洽四海，鸿功骏烈，耀两仪。自有生民以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与天地之生圣人，往往非常。误以东土为非中华文明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为圣人。于是妄引《春秋》之义，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讥诋诬谤，私形于论说文词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既昏迷错乱，枉误乎当身，复陷身悖逆，以取罪于当时，而贻讥于后世。此曾经身历者，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而不知亦变易之道，徒为吕说所陷溺者，变色告之也。夫天地间二气，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广，且变动不拘，循环无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狭、五服之地，荆、楚、吴、越已算要荒蛮服，其余粤、闽、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贡赋所通，尚未属于中国。然计世运之升降，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
　　是唐、虞、三代时之圣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虽仍不行于上，而实明于下。然开其统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阳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学于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江南即吴江，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江西则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属八闽之区。由是观之，则知圣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因时审地。按其事迹，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盖风气之开，由渐而著，自有天地以来，文运到周为极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圣，制作礼乐，又鉴古为极精。故一时明备灿然，声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后代汉、唐所能及，实非前代唐、虞所得并。所以圣人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译文】
　　敬想我们大清，当明末天下大乱时，明朝的皇位移动，我朝从东方来到，扫除了寇乱，安定了中华，一统了国家。用至高的道德和至深的仁义，博得了四海融洽和睦，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照耀着整个宇宙。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过这种兴盛的时代。由于世人的智慧不能认识到天地之间孕育出圣人，往往不同一般。因此错误地认为东北边远的地方，不是中华民族文明汇集的地方，又不知道我朝列位先皇互相承袭积累了深厚的德行，都是一代圣人。于是便错误地引用《春秋》讲的道理，以及孔子称许管仲“尊王攘夷”的仁德等观点，并发誓要按照这种观点去做。便为近年吕留良所说的一些悖逆言论所迷惑，忘掉当前自己身受本朝仁德养育的深恩，竟敢任意诋诬诽谤，私自写成论说文词，也偶然有这种事。其目的是想说明人生伦常大义，而不知道实际上反而违背了人类的伦常大义；本想说明天道的规律，而不知道竟然完全弄错了天道运行的道理。既达到思想昏迷错乱，毁害了自己一生；又陷入叛逆的行列，触犯了当前的王法，给后世留下了笑柄。这是我所亲身经历的教训，不得不对天下有志于求学，又不懂得事物变化的道理，而被吕留良的邪说蛊惑的人，郑重地讲述这番道理。
　　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精华，都是从聚到散，天天流动天天扩大，并且变动不受拘束，循环没有常规。上古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时候，中国已开化的本土还非常狭小，京师以外，五百里为一服，五服以外的地方，像荆、楚、吴、越这些地方，就已经算是荒蛮夷狄的地方了，其余如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等地，还没有在那建起地方政权，收缴贡赋，还没有属于中国。考察社会的发展，要以政权为变化依据；而考察政权的变化，又必须以思想道德的统一为根本，唐、虞、三代的兴盛，第一个继承帝位的是大舜，论道德仁义则推文王为最。孟子说过：“舜出生于诸冯（今山东菏泽东南），是东夷的人；文王出生于西歧（今陕西宝鸡东北），是西夷的人。”
　　据此，早在上古唐、虞、三代时的圣人，已经有不完全是生在中原的了。自秦朝到五代，一千五百多年，唐、虞二帝，夏、商、周三王，以及周公、孔子的主张，没受到重视和提倡，道理不明，影响不广。到了宋朝以后，天道才有了变化，上古圣人的道统，虽然还没受到帝王的重视，而实际上在百姓中已经明白了圣人的道理。而开始真正讲述圣贤道理的人，开始于周敦颐；进一步加以发展，集其大成而使之成为系统理论的，是曾讲学于紫阳书院的朱熹。周敦颐出生于湖南永州（今零陵），后来迁居江西；朱熹出生于江南的徽州（今安徽歙县），而读书求学于福建。今天考证起来，湖南是古代的楚地，而徽州实际与东闽相接壤。江西是古代的三苗地方，福建原来属于八闽地区。由此可见，圣人的出生，并不受地区的限制，这就十分明白了。况且《春秋》把吴、楚排斥出中国，称之为夷狄地区，这是根据那时的状况来讲的，考察当时中国的状况，和今天的状况相比，不惟像方形和圆形形状不一样，而且简直好像寒和暑、昼与夜一样，完全相反。社会风气的开通，总是从逐渐变化发展到盛行的。自从有天地以来，文运在周朝时达到极盛的时代，而文王、武王、周公，由世德深厚而诞生出来的圣人，制定了反映文明进化的礼、乐制度，十分尊重古代文化遗产。所以一时之间，各种礼仪制度都十分齐备明确，声名的影响和文化的发达，不仅后来的汉朝、唐朝无法达到，即使以前的唐、虞盛世，也是比不上的。所以孔圣人称赞说：“文采兴盛，是周文王时代，我推崇周朝。”

【原文】
　　由此观之，在昔汤、武为夏、商诸侯，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视商、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
　　明臣、汉人，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吴、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锹之行，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而来僭乱之。我朝以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不忍中国之生灵涂炭，而来抚绥之。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使圣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盖圣人与天合德，天大无外，圣人之心亦无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为圣人。所以圣人判事，至虚至平，胸无一毫成见定义。原视天视民以定义。而天之于民，实无常亲，惟德是亲。今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到今幅员之广，与天同大，享年之永，与天同久。承承继继，笃生圣人，愈远愈大，弥久弥光，四海升平，万国咸宁，此岂人力所能与？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顾者深，所以至是。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间哉！故谓《春秋》大旨在谨华夷之辩则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当我朝之盛，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为大不可。谓圣人许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摈吴、楚则可，若妄以吴、楚例今日，则是非颠倒，害道害义，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无碍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义旨也。审矣。

【译文】
　　从这来看，过去汤王、武王是夏、商两朝的诸侯，虽然靠着仁德而建立了国家，而不能摆脱以臣子夺去君主王位这一事实，因而有违伦常而感到遗憾。所以成汤不免有惭于德行，武庚不免以是殷纣王的儿子而叛乱周朝。这岂能像我朝得天下于流寇李自成之手，用商、周来相比，我朝得天下更为名正言顺，所以明朝的臣子和汉族人，都乐意为我朝尽力效死。至于春秋时代的吴、楚两国，是怀着夷狄之心，逞着夷狄的不讲道德行为，蔑视中原的礼乐文明的统治，僭号称王，兴兵扰乱中原；而我朝以仁义的心胸，实行仁义的政治，不忍中国百姓生命涂炭，才来救援抚育他们。
　　吴、楚是作乱于太平盛世，我朝则是为了创造太平于天下大乱之时。这两种不同情况，不仅像方和圆一样体形完全不同，而竟然和寒与暑、昼与夜恰好相反一样。假使孔圣人活在今天，他所作的《春秋》，一定会大大地表彰我朝，应当如何来深切说明，看看以上对比便很清楚了。因为圣人的心和上天的道德是一致的，上天是公正得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圣人的心也是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稍有一点私心偏见，便不能合乎天心，也怎么能算得上圣人呢？所以圣人对事物的看法，是非常虚心和公平的，心中不存在一点成见定义，是根据天意民情而才能答出定义。
　　而上天对于人民，也不是永远亲爱一个地方，只有依据德行来相亲。如今我朝不费一弓一箭，不伤一个人，不到一年便建成帝业；到现在国家疆域之广，与天同大；享受皇位之长，与天同久。一代代继承，连续出生圣人，传得愈远愈伟大，愈久愈加光辉，四海升平，万国安宁，这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乃是我国百姓受到恩德特厚，以至上天眷顾爱护得也就特深，所以才能够达到这样地步。又有什么事可以上背天意下违民情，而硬要划分彼此呀！
　　所以说《春秋》的主旨，在于谨慎辨别华夷的区别则可以；如果一概引用《春秋》中的例子，用以来诋毁我朝的盛世，那么实在是诬蔑圣人作经书的原意，是大不可的事。如果说圣人赞许管仲的仁德，他的功劳在于排斥吴、越则可以说；如果错误地把吴、楚来比今天，则是非就完全颠倒，伤害了道义，则是大不可的事。据此，《春秋》不但对我朝没有什么妨碍，而是我朝的立国竟然深符于圣人的心，并发扬光大了《春秋》的主旨，这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体天之心以为民，励精图治，则天德之刚，纯乎一敬，乾乾终日。法天行健，无时不极其精，无处不尽其详，广览博访，随机应变，无一不中节合宜，神聚到至处，心细到极处，即至群臣奏章，偶有一义未安，一字错落，几经廷臣历阅不到者，一经睿照，必为摘出。反复告诫，不以为倦。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扩然大公，物来顺应，非帝尧之钦明，大舜之恭己。殆未易臻此笃恭之境矣。体天之心以为民，垂训立教，则皇极之敷言，尤长江大河，浑浑灏灏，盘折自如，愈析愈精，实无一不行所无事，与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准。诚以宸衷虚明广大，昭融洞彻，海涵天覆，内外无间，浑乎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故发于文辞，理实气足，巍然经天纬地之作，与《二典》、《三谟》并垂不朽。
　　自古圣明之君见之典谟，载之史册，所传诏诰，其精思神力，未有在纵之深厚目极如是也。极而至于体天之心，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间，心融神契，道统、治统、心法、圣学，一气相承。诚以圣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开生民未开之大业，深仁厚泽，迈百王而独隆，为皇天笃爱之肖子。是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宪章，多以圣祖皇帝为准。然亦只学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时地异宜，损益殊方，所当更定者，则又未尝不推对祖之心，以承天之心，为民而更定之。其实继志述事，适与圣祖无违也。所以大孝纯笃，无处不到。当圣祖皇帝宾天，哀号恸慕，尽礼尽制，历三年如一日；继以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历久弥深。当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孝治所颁，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山陵而致敬，瞻庙寝以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制尽心。此虽一时怪于至情，由于至性，为所当为，不知其然而然。本无意于民，不求鉴于天，然天人一理，家园相通，此感而彼自应，上行而下自效，实无往而非继天立极，为民作则之大者。岂但区区致我仁孝诚敬之至于圣祖而已哉。

【原文】
　　于是实信圣德光明浑全，毫无瑕累遗漏，前谣传所闻，不惟无其事，无其影，且不啻如天渊之悬隔，南北之反向也。加以一面翻阅吕留良家藏日记诸篇，其所以讥诋我朝者，皆是无端妄捏，立意毁诋，实非虚心论道理，见之言词也。乃知其立心既险，为术复巧，平日所说《春秋》诸义，关通于我朝者，不过借圣贤言语，以为题目，肆逞其无忌惮之私见耳。
　　况《春秋》正义与今日不相干涉者，有寒暑昼夜三反哉。静思量到此，如坠渊深，觉天壤虽大，无处可容，抢地号呼，痛悔何及。自咎数十年读书辛苦，修身砥行，无非欲敦伦笃义，俾或出或处，随在有以尽己性分之常，期无忝于名教，以仰副朝廷作养之意，并得有以报我父母鞠育之恩耳。今一旦身陷巨恶，罪犯弥天，生圣人之世，竟不得为圣人顺则之民，何颜立于世，何面见乎人？此种罪孽，从何处造作，从何处收赎填补？以是不得不切齿忍恨于**之造谤，与逆说悖论之陷害生民者，非小小事也。于是回审当身之义，前之所以孟浪上书者，为心中无知，惑于流言悖论，为当世求君起见。
　　今我朝既如此得统之正，溯其功德，揆之道义，驾过商、周、汉、唐有不屑道。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以孔孟之圣，处春秋战国之时，其所以汲汲皇皇，奔走不暇，欲引君当道，致之尧舜者，亦只为不忍生民之苦，求明圣之君以主治耳。而今日现有尧舜之主在上，实亘古未有之隆会，生民无疆之福庆。当其时者，即草木无知，犹被荣而向化，况身带血气者乎。所虑在静者，罪大恶极，虽有自悔自咎之诚，自怨自艾之行，剖心沥肝，亦惟恐后时不足补既往之阙，而仰希对鉴于万一。斯为可痛可悲耳，岂尚有旁说剩义，可以假借乎。是今日之心悦诚服者，正如赤子无知，被人欺隐其父；而寻父，寻父未几，而适遇父，遇父而相喜以从父。虽缘幸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实乃当身之正义。与从前误听误信，冒昧遍寻域中，冀德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之圣人，以为生民主之心，名违而实相合，原出一辙。特先迷而后得，昨非而今是耳。天经地义，本不容泯。而德盛物化，尤不期然而然，至性至情所发，夫岂有所为而为之哉。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确是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
编者按：雍正亲自编定的《大义觉迷录》刻印出来后，颁发全国，使“曾静差徒投书案”告一段落。岳钟琪身为第一个接触此案的人，自然必须表态歌颂一番。才写了此奏章。最后又附上一笔，趁机交待了他在审问张熙时，曾假意称赞过屈大均的文章。这依然是为了怕以后被抓住辫子。

【原文】
　　宁远大将军，臣岳钟琪谨奏
　　为圣德光昭，群迷觉悟，臣庆切于中，敬抒虔悃，仰祈睿鉴事。雍正八年三月十九日，准兵部咨送内阁，交出奉旨刊刻《大义觉迷录》二部到臣，臣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跪读圣谕，敬谨详绎，仰见睿照所临，无微不至，圣泽所被，万类咸沾，大义聿昭，愚蒙共启。此诚为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析理义于至精至微；开聋聩于极顽极冥。稽之典、谟、训、诰实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逆兽曾静，蠢顽不灵，恣肆狂悖，雍正六年遣其徒张熙持书至臣，其中词语丧心病狂，狼嗥犬吠，臣阅未竟，竖发裂眦，痛心切齿，畏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以消忿恨。遂将张熙严加刑讯，期于逆党全获，寸磔族诛，早申国宪，以蔽厥辜，讵逆恶张熙任刑不吐。臣是时忽怦然心动，以为若不设法引诱，则逆踪党恶究难必得。然此际臣心忽动之机，若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至逆恶张熙于严刑夹讯之后，不辨臣设誓之诚伪，欣然将逆谋**，历历指供，悉诉其情，无稍遗遁。由今思之，诡谲如逆恶张熙，既能坚忍重刑，而不能不为假词所诱者，冥冥之中，如有鬼神若或使之而然也。随得将逆恶张熙所供逆谋，并逆兽曾静住址及所投逆书，密陈圣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