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铺路”的大智村
大智是赣西武功山下距安福县城约20公里的一个小山村。它背依官山和相山，两道清流在村前合为智溪，往西蜿蜒而去。这里虽然地处僻壤，倒也山清水秀。刻石散布在村旁约1公里长的古道、田垅一带，有的峙临于溪滨，有的踞立于圳头，有的裸露于稻田中，有的则蛰伏于灌木丛下。这些刻石或圆或扁，或俯或仰，或凹或凸，巨者长达6米，小者尚只盈尺。现存刻石苔藓遮蔽，刻面风化，斑驳陆离，古拙中愈显神秘。

有一段刻石记道：“成化十九年八月朔，进士淳安程愈，公差便道访郎中彭先生，适落成游息亭，拜谒苍山翁墓过此”。刻石并立亭以记，可见当初刻石的主人是极虔诚、极庄重地去完成它们的。现在刻石尚存，而亭台早已无踪。长期以来，刻文若隐若现，加之文献未见记载，人们大多不知其所言为何物了。即便是附近的村民们，也只笼统地记住了祖辈的传言：大智这里是“文章铺路”。
前些时日，一些有识之士对大智刻石群给予了倾情关注。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梁洪生先生考察了大智刻石的现状以后，策划和促成了对刻石群的清理和研究；香港实业人士詹益邦先生出于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存的美好愿望，热心资助了清理与拓片所需的费用；赣州市博物馆大力协助安福县的同仁，坚持在田野工作半月之久，克服了刻面粗糙等困难，顺利完成了刻石群的全部拓片，为大智刻石的进一步保护和研究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沉寂了数百年的大智刻石，终于又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了。

一段耀眼的家族史
大凡刻石，固有其可记之事，可赞之人，可述之景，可抒之情。大智刻石的产生，无疑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内涵丰富的刻石群
大智刻石现存16处，可辨识的文字达6000个。刻石位置分散，似随意而刻，但按其题材仍大致可以分为观鱼垂钓台与磐石、湖山与磨形山两群组合。
垂钓台与磐石内容较丰富，镌刻着有关彭贯之父彭同升（号“苍山”）的诗文、拜帖，以及彭氏兄弟乡居生活的诗作等，形式多样，涉及的生活面广泛。
彭同升一生隐居未仕，不少诗作称颂其隐逸的闲适。如正统八年，北京国子监祭酒李时勉的《题彭隐君同升游息图诗》写道：
闲来无所事，随意独行游。敛襟籍芳草，端坐临清流。江深波浪阔，欲济无方舟。登高绷遐瞩，山水阴云稠。长歌无与和，余响振林丘。俛仰中自得，于世更何求？

在多处巨石上，镌刻着彭华兄弟的同僚友好、地方官吏拜谒彭氏祖居及先人墓葬的题名。引人注目的有彭毓义、彭时父子，彭氏世代姻亲伍骥、伍希渊、伍符祖孙三代，以及刘、刘缜父子的拜谒题名。彭、伍、刘三家都是安福地方上的名门望族，地位显赫。伍氏一门出了父子公孙八进士，刘父子既是进士，又是一代忠臣刘球之后。三大家族之间素有“百年重叠之好”，姻亲、师生、同年、同窗、同僚等关系交织在一起，十分密切。刻石群涉及的人名达80个之多，所显示的官衔、时间、事件及其相互间亲密程度等信息，可以让后人看到彭氏家族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彭氏官宦家族的众多社会交往关系在刻石中得到了真实的展示。

摩崖题刻中还有大量彭彦充赋闲乡居的诗作及其与乡邻亲友的吟咏唱和等。
现存的观鱼垂钓台刻石突兀于稻田之中，与溪水只能隔田相望，早已无鱼可观。彭彦充在崖面上镌刻的《和唐杜子美江上值水聊短述》吟道：平生性好吟诗句，句欲平和意乃休。无辱无荣随定分，不疑不惧又何愁？观鱼台上聊乘兴，垂钓溪边免用舟。锦里浣花如在目，追思子美似同游。
诗刻于弘治三年（1490年），其时新帝继位，朝廷争斗日趋尖锐。身居高位的彭华已然失宠，托疾归里，彭氏家族最鼎盛的时代即将过去。面对这复杂多变的世事，早已从京城回乡的彭彦充感慨良多，抱超然之想，当是情理中事。

天人感应观在古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大智刻石中也时有表现。刻石的主人对身边的一些风物异事，认为是祥瑞之兆，赋诗以记。如挖井得龟等，在崖刻上都有反映。弘治六年（1493年）的一首诗中写道：“偶见砖墙油菜实，前人阴助读书灯”、“期折桂枝绳祖武，光前启后达传闻”。诗中饱含着彭氏先人对后辈的希冀和自信。
善待环境、与环境和谐共处，是古人的一种美好追求。刻石《苍山八景》描述道：“奇峰特耸，二水朝宗……”。《十友》则对周围的风物这样认识：
磐石字友坚，甘泉字友洁。清风字友闻，明月字友亮。苍松字友直，绿竹字友节。秋桂字友芳，寒梅字友贞。闲主字友和，旧宾字友邻。
显然，刻石的主人将家乡的岩石、山泉、清风、明月等赋予人格化，当作朋友般平等相待，心境诚属高雅。

信守孝道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中的优良传统。作为家族文化中难得一见的载体，大智刻石以大量的篇幅反映了这种操守。
正统丁卯年（1447年），彭贯为父亲彭同升逝世刻下了雄浑苍劲的纪念文字。他的子孙则继续了这种做法。
村旁湖山是彭贯夫妇合葬的茔山。在山足题额为“感恩亭”、“永思亭”、“述德亭”的几处刻石，彭华兄弟在天顺年间镌入了大量挽悼父母的诗、文。彭贯族侄、翰林院学士彭时的题字：“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浙江按察佥事彭公宜人伍氏合葬茔山”，醒目地耸立在刻石群中。《述德亭》则刻在一处高近4米、呈圆锥状的巨崖上。题额下面，绕崖面6米依次镌刻着纪念彭贯的墓志铭、墓表、传、词、祭文及挽诗。这些诗文的撰写者，是刘定之、李绍、李贤、柯潜、彭时、刘吉等人，皆为当时极有影响的朝廷名宦。

顽强传承的家族观
炎黄子孙历来注重家族史的传承，几乎所有姓氏的人们，都热衷于将本家族的人丁、产业、宦绩、勋业编纂成集，以谱牒传世。而如大智刻石这样，见之于崖者，在世世代代的家族文化中确属罕见，不啻是家族文化载体中的瑰宝。称之为“家谱式”的摩崖刻石，恐不为过。
将家族之事刻于崖，无疑是希冀它们与故里的山川、与宇宙间的天地日月共存。如果说这样做是刻石主人基于崇尚自然之美的心态，毋宁说是他们对家族精神具有一种更为强烈而凝重的传承意识和保护意识。

大智彭氏，作为显赫的名宦家族，应该有过丰富的文化遗存，如坊阁碑碣、书稿诰命之属。但随着物换星移，历经五百余年的沧桑变迁，众多物件早已灰飞烟灭。唯一较完好的，是这群赫然屹立亘古不烂的摩崖刻石。它们至今仍在顽强地向后人诉述着当年的故事，昭示着当年的辉煌，展现出当年的雄风。我们不能不惊叹刻石主人当初明智的预见和执著的努力。时至今日，广东省罗定市彭华的两支后裔，千里迢迢来到大智寻根问祖，抚摸着刻石，感慨万千、流连忘返。先辈们留下的刻石，将他们带回五百余年的时空，使他们备感亲切和自豪。
然而，大智刻石留给人们的思考和启迪，不应仅仅是局部的、家族式的。对于彭华这一有一定代表性的官宦家族的生活轨迹的探讨，其人文方面的价值，应该具有更普遍、更深刻的意义。
管永义／文 记者 邓安／摄
来源： 大江网-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