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学术,自其一方面论,可以说是最精的。因为他各专一门,都有很高的见解。自其又一方面说,亦可以说是最粗的。因为他只知道一门,对于他人的立场,全不了解。譬如墨子所主张,乃凶荒札丧的变礼,本不谓平世当然。而荀子力驳他,说天下治好了,财之不足,不足为患,岂非无的放矢?理论可以信口说,事实上,是办不到只顾一方面的。只顾一方面,一定行不通。所以先秦时已有所谓杂家之学。《汉志》说:杂家者流,出于议官。可见国家的施政,不得不兼顾到各方面了。情势如此,学术自然不得不受其影响,而渐趋于会通,古文之学初兴时,实系兼采异家之说,后来且自立新说,实亦受此趋势所驱使。傥使当时的人,痛痛快快,说儒家旧说不够用了,我所以要兼采异说;儒家旧说,有所未安,我所以要别立新说;岂不直捷?无如当时的思想和风气,不容如此。于是一方面说儒家之学,别有古书,出于博士所传以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孔壁一案,参看第十六章。一方面,自己研究所得,硬说是某某所传;如《毛诗》与《小序》为一家言。《小序》明明是卫宏等所作,而毛公之学,偏要自谓子夏所传。纠纷就来得多了。流俗眩于今古文之名,以为今古文经,文字必大有异同,其实不然。今古文经的异字,备见于《仪礼》郑《注》,从今文处,则出古文于注。从古文处,则出今文于注。如古文位作立,仪作义,义作谊之类,于意义毫无关系。他经度亦不过如此。有何关系之可言?今古文经的异同,实不在经文而在经说。其中重要问题,略见于许慎的《五经异义》。自大体言之:今文家说,都系师师相传。古文家说,则自由研究所得。不为古人的成说所囿,而自出心裁,从事研究,其方法似觉进步。但(一)其成绩并不甚佳。又(二)今文家言,有传讹而无臆造。传讹之说,略有其途径可寻,所以其说易于还原。一经还原,即可见古说的真相。其未曾传讹的,自然更不必说。古文家言,则各人凭臆为说,其根源无可捉摸。所以把经学当作古史的材料看,亦以今文家言价值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