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代我写文章时，中国的福利覆盖率很低，农民基本一点都没有。“义务教育”没落实，养老和医疗，政府都是不管农民的，就是城里也不是全部管，覆盖率很低，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福利。

小武：我们怎么对待文化中的他者和文化之间的他者?
秦晖：你这个“他者”是现在很时髦的“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中的概念吧？这种据说是特别关心非西方民族保持“文化纯洁性”以抵制西方的“文化殖民”的主张，恰恰是西方学者提出并传播到“非西方”来的。我理解这种提法是在西方语境下所想表达的人道情怀。但我以为如果我们真想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就首先要提防西方学者、包括好心的西方学者对我们搞“问题殖民”，即把他们的问题当成我们的问题。似乎他们想要保留印第安人的审美情趣，我们难道就得保留秦始皇的制度遗产？

　可见，一种“文化”是否尚贤，关键是看这种“文化”中具体的人是否自由表达出“尚贤”的偏好。同样，一种文化是否崇孝，也要看这种文化中的个人在没有父权强制的状态下能否孝敬父母。“五四”时代有人攻击启蒙者“讨父仇孝”、毁灭中国文化，陈独秀答道：“我们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的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1] 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孝敬决不是父权压迫出来的。真正的“集体主义”也决不是“禁止私有制”禁出来的。一切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它能凝聚人心以抵制外部之强制同化的同时，本不需要在自己内部搞强制同化。文化多元化必然是“文化际”多元化和文化内多元化的统一，“和而不同”、“各美其美”不仅应当是“文化间”关系的准则，而且更应当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人际关系、不同价值之关系的准则。事实上就其原意而言，“和而不同”这个古训在我们的先人那里也确实是就个人之间的价值多元而言的。古代先贤在“华夷之辨”这类文化间问题上一般都主张以华化夷，很少人有华夷价值平等的主张。“和而不同”本是主张华夏内部各种学派、思潮、观点和价值偏好应当“各美其美”，真正爱好中国文化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多元化就意味着“自由优先于文化”。

至少在自由秩序有待争取的时代，“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应当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斥的。

一句是“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理论”需自立；另一句是，弘扬“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

实际上中国以往“罢黜百家”时，真正“独尊”的何尝是孔孟的那种“儒术”。所谓性善论、仁治说、伦理中心主义不过说说而已，“百代都行秦政制”才是真正的传统“硬件”，而“软件”则如王夫之所言：“上有申韩，下必佛老”，有权者行“法术势”而指鹿为马，无权者圆融通透而“难得糊涂”，致使性恶论、厚黑学、权力中心主义和“儒之吏化”泛滥成灾，形成“法道互补”之弊。儒家虽然不是什么“超越现代性”的救世法宝，却也并非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除了“民贵君轻”、“因民所利”、“不欲勿施”和“有教无类”等资源如今仍具有生命力外，原初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取向至少在现代化进程前期也不是压制个性自由的主要问题，相反，它在与“西学”会融后（这一点至为重要！非此则儒学难以走出“儒表法里”的怪圈）还可能有助于消除法家专制传统。所以，我在文化上还有一个主张，即西儒会融，以消解“法道互补”（即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互补）之弊。

克己复礼则善，克人复礼则伪，克人纵己而号称复礼，则假恶丑之尤也。

删楼是自己干的，把一些转移到我的笔记里了。

http://ordinary-gentlemen.com/blog/2014/06/03/out-of-the-mouth-of-babes-paul-bloom-baby-morality-and-ra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