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文：
是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多用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如敦煌石窟里发现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

中国唐代俗讲底本。说唱文学体裁。现存敦煌写本《降魔变文》中有“大唐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的称号，当作于唐玄宗天宝七载 （748）至八载，是现知变文最早的确切年代。多数学者认为，变文之得名，来自配合变相图故事的解说 ；也有学者认为 ，“变”系从梵语音译而来。六朝时曾有《骑马变图》、《九宫变图》及《宝积经变》、《法华变》、《弥勒变》。唐初又有张孝师的《地狱变》以及《降魔变》等，都是图画。晚唐有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有“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知变文与变相图相辅而行，都可以简称为变。

变文的体制不完全一致，有说散体，如《刘家太子变》；有六言赋体，如《舜子至孝变文》，而更多的则是散韵并陈、说唱相间，如《破魔变》、《汉将王陵变》。变文既演说佛教故事，又演唱历史故事，还可以演讲当代时事，如《张义潮变文》。说唱变文者称为转变（转同啭，即唱），可以是僧人，也可以是俗家歌女。

变文也是唐代通俗文学形式之一。又省称“变”。它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文体。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唱导论》叙述，僧徒宣扬佛理“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至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同。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所以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接近口语，题材多选自佛经故事，也有一部分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关于变文，也还存在其他一些说法，至今尚无定论。长期以来，这一文学样式一直湮没无闻，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手抄写本变文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敦煌变文中最早整理出来的是罗振玉《敦煌零拾》所收的“佛曲三种”。由于当时见到的原卷首尾残损严重，还不知道“变”或“变文”的名目，因而把它当作类似梵歌的“佛曲”。后也称作“讲经文”、“俗文”、“俗讲”。随着题有《汉将王陵变》、《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的不断发现，才知道这种文体原来就是唐代民间流行的“变”或“变文”。孟棨《本事诗》曾提到《目连变》，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有皇甫松“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的记述，都说明变文是当时一种通俗文体，文人也有用它来进行创作的。

在讲唱时还配有画图。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有“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证。在敦煌写本《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上也都绘有形象生动的图画，同变文的内容相配合，实为后代插图小说的滥觞。某些敦煌变文写本还题有“平”、“侧”、“断金”等字，估计是指演唱时要用“平调”、“侧调”或“断金调”。音乐、画图和讲唱相互配合，更增加了变文的艺术感染力。可见，变文是一种向综合性艺术过渡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表现形式。

敦煌变文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作品。
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其内容主要是宣扬禅门佛理和封建迷信，有时还掺杂着“为国尽忠，居家尽孝”的儒家道德观念。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故事展开之前先引一段经文，然后边说边唱，敷衍铺陈，成为洋洋洒洒的长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一称《维摩诘经变文》,就是把“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十四个字的经文，经过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加工，扩展成为三五千字的长篇。其中添加进众多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绘声绘色地铺写了各种生动的场景。
另一种是前面不引经文，直接讲唱佛经神变故事，只依据佛经里的一个故事、一种经说,便恣意抒写阐扬,发挥成篇。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就是这种形式。《降魔变文》描写佛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六师斗法的场面，奇象异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舍利弗先后变成金刚、狮子和鸟王，战败六师幻化的宝山、水牛和毒龙。这种以惊人的想象、奇妙的构思，描绘出惊心动魄的斗法场景的表现手法，实开《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的先声。《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渲染冥界地狱的阴森恐怖、刑罚的残暴无情，则又是一番情景。这类取材于佛经传说的变文，宗教气息较浓，但有些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颇为生动，天上地下神奇世界的虚构，也有助于启发人们的想象力。

讲唱世俗故事的变文，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经过讲唱过程中不断加工润色、铺排渲染，遂成为曲折起伏、有声有色的文学作品。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对正直、善良而又遭受邪恶势力迫害的人们给以深切的同情，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和虚伪的人情世态予以揭露和谴责，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爱憎。残卷《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则直接叙写唐代时事，以歌颂奋起抵御异族侵扰的英雄人物为主题，赞扬了他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尚情操，具有深厚的人民性。这些作品为变文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独特的创造。
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间或杂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骈语，也有使用口语白话的。
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的结合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以散文讲述故事，而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述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另一种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节，而用韵文铺写情状，两部分内容不相重叠，而有紧密相连、互为补充的好处。
变文在表现上较多地继承了辞赋家敷陈铺叙的手法，而文笔粗犷，以刚健清新见长。不过它往往缺乏后世小说家那种细腻传神的描绘，在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局限。

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
唐初传奇张鷟的《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是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转变、说话盛行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代传奇到宋、元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

变文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有些变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八相押座文》，颇类似于戏曲的脚本,它们那种讲唱间杂的形式,与戏曲的唱白体式已很接近。
多样化的变文题材也为后代戏曲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曾被明代郑之珍铺衍至长达百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变文，后来也被改编成多种戏曲。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值得重视的。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变文有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1954)、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后者辑录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属于变文的作品），是研究变文的最丰富的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