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近代人口爆炸
1500年之后世界人口才开始快速增长，从1500年的4.4亿增加到1600年的5.6亿、1700年的6.0亿、1820年的10.4亿、1900年的15.6亿，然后在1927年达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上升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2011年突破70亿。
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人口爆炸？一是粮食增长，二是寿命延长。
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推广到全球，传入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马铃薯、红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等近30种。[王思明：《美洲作物的传播及其对中国饮食原料生产的影响》，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马铃薯、玉米、红薯的单产比欧亚大陆传统的小麦、水稻、大麦、燕麦、高粱要高出许多倍，红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并且这些作物“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向高山、大箐、丘陵、河滩进军，大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支持人类的繁殖。这些作物还可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等）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玉米、马铃薯现在分别是世界第二大、第四大粮食作物。马铃薯的出现弥补了谷物收成不足所带来的粮食短缺。16世纪时西班牙殖民者将其带到欧洲。17世纪时，已经成为欧洲的主要粮食作物。在当时的欧洲，一亩马铃薯田和一头奶牛就可以养活一家人。[刘作奎：《改变世界的四种植物曾导致人类大迁徙》，人民网（来源：《环球时报》），2006年08月31日，]爱尔兰1500年、1600年人口分别只有80万、100万，但是自从马铃薯引入后，爱尔兰人口迅速增加到1700年的193万，1820年的710万，1850年850万。1845年至1847年，一场突发的植物枯萎病横扫爱尔兰，马铃薯大减产，短短两年内，就有100多万人死于饥饿及其引发的疾病，导致上百万爱尔兰人移居英格兰、北美或澳大利亚。据估计，在1845年-1925年间，约有500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资料，1990年美国爱尔兰裔人口有3874万，爱尔兰-苏格兰混血人口有562万；[,“Ancestry:2000,Census2000Brief,”IssuedJune2004,,]美国多位总统（如杰克逊，麦金莱，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克林顿）是爱尔兰裔。根据加拿大人口统计资料，[“Ethnicorigins,2006counts,forCanada,provincesandterritories-20%sampledata,”StatisticsCanada,DateModified:2010-10-06,#Notes]2006年加拿大爱尔兰裔人口有435万。澳大利亚、新西兰有数百万爱尔兰裔人口。2010年爱尔兰本土还有448万人口。就是说，1600年100万爱尔兰人现在有四五千万后裔！
除了美洲作物外，化肥的合成和推广也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氮、磷、钾是“肥料三要素”。1838年，英国乡绅劳斯用硫酸处理磷矿石制成磷肥，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化学肥料。184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出版了《化学在农业及生理学上的应用》—书，创立了植物矿物质营养学说和归还学说，为化肥的发明与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李比希还在1850年发明了钾肥。[《化肥（Chemicalfertilizer）》，新华网（来源：中国科技馆），2008年03月30日，]

与来自土壤、可循环使用的磷、钾不同，氮主要靠雷电从空气中合成、随雨水补充给土壤（并最终回归空气），部分靠豆科作物根瘤菌固氮。在20世纪之前，农作物所需要的氮肥来源十分有限。当时农业上所使用的氮肥主要来自有机物的副产品，比如人畜粪便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地球人口的不断增加，天然氮化合物的数量已越来越无法满足农作物生长的需要。而空气中氮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年德国人口增长很快，所瓜分的殖民地很少，粮食必须自给自足，德国的化学家提出向空气要氮肥的设想。1911年，巴登苯胺纯碱公司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合成氨工厂，开创了人类科学史的重要篇章。当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合成氨加工成的。[李力钢，刘博：《20世纪的科学技术》，北京：新时代出版社，2011年。]
20世纪农业科技（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更是突飞猛进。谷物世界平均亩产从1961年的95公斤（此前更低）提高到2009年的234公斤（同年我国约363公斤，荷兰、比利时等发达国家超过600公斤）。[“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11，”WorldBank,27September,2011update,]
近代人口爆炸很大程度还应该归功于人类成功地扼住了控制人口的“左手”。曾经肆虐一时的鼠疫、黑死病、天花、伤寒、痢疾、斑症伤寒等被有效控制，粮食增加后体质也增强，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花的消灭和青霉素的发明。
天花因其流行迅猛和极高的致死率（一般可达25%，有时甚至可高达40%~50%）而被称为“死神帮凶”。患者即使不死，脸上和身上亦会留下永久性麻点疤痕，甚至失明。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牛痘接种法。到1801年，接种牛痘的技术已经在欧洲许多国家推广开来，并在十九世纪中期传入中国。天花接种使人类的平均寿命从20岁左右飞跃性地提高到40岁。
1928年，英国微生物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1942年起，美国制药企业开始大批量生产青霉素。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的问世挽救了无数被细菌感染的病患，人类平均寿命从40岁延长到60岁。加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心血管等疾病的防治上取得的进步，2010年全世界人均预期寿命上升到69岁（发达国家为78岁）。
外来因素引起的死亡率已经降低，现在寿命的延长更大程度取决于人的本身，如果癌症和心脑血管等决定寿命的关键疾病能被攻克，那么人类的平均寿命还能有所延长。但考虑到细胞分裂规律，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我们正在慢慢逼近人类的长寿极限。联合国预测2100年全世界出生时人均预期寿命将延长到81岁。如果医疗服务过度偏重于延年益寿，那么必将与用于迅速恢复劳动能力的医疗服务发生矛盾，也将降低养幼的能力（导致生育率下降），加重老年化危机。

第五节、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增长
在近代人口增长的过程中，英国32岁的未婚小伙子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他认为人们对性愉悦的永不满足的欲望造成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将不断增长，一直达到人类食物供应的极限为止，大多数人注定要过饥寒交迫的生活。
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据世界银行统计，自1800年以来的200年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食品价格事实上下降了高达90%，这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也能吃饱肚子。[梁紫星：《被夸大了的环境危机》，《科普杂志》2004年第3期。]
人类生活水平尤其在最近100年得到了质的提高。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同样的时间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按1990年美元换算)增长5倍（连增长最慢的非洲也增长3倍）。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下降的。比如，多种主要谷物—玉米、小麦、稻子的国际价格（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用美元结算）从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种国际贸易金属和非食品农产品组合从1900年到1999年价格下降了将近80%（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吴万伟：《从“人口爆炸”到“健康爆炸”》，中国网，2006年5月15日，(译自“DoomandDemography”byNicholasEberstadt.).]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从467美元（以1990年的国际元为标准）到666美元，花了1820年才增加了43%，而从1820年到2008年的短短18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10倍，从666美元上升到7614美元（同期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多）。[AngusMaddison,“HistoricalStatisticsoftheWorldEconomy:1-2008AD”,]
其实在马尔萨斯之前，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1723～1790）就已经认识到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他认为“交换的力量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契机，因此分工的程度必然总是受制于这种力量的规模，或者换句话说，受制于市场的规模”，“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
经验统计学之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人口增长促使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膨胀，额外需求刺激了额外的厂商投资。这一切再加上对规模经济效应的利用能力，就加快了生产力增长速度。结果当人口增长时，人们的生活水准也随之提升。库兹涅茨强调人口增长可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将使需求增加，需求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使商品价格提高，这一结果必然会刺激投资，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根据大量史实提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依据索洛模型，人均产出增长率最终等于技术进步率，总的产出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加人口增长率，国家的总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正相关。
古典自由主义学者、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认为“成本核算就是生命核算”。
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当代经济的增长，国家财富的构成，主要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结果，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他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一样，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物质资本投进去以后，你用了别人就不能用，而知识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用了别人照样用，它是报酬递增的。舒尔茨断言：“人类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

第七节、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
企业间相互竞争，迫使企业加强管理、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降低价格，使消费者和企业实现“双赢”。由于人口集中，经济主体间的交往多，资金流量大，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便可大显身手。各大行业间的互动性，使城市的经济总量像滚雪球般地增长。[王东京：《看准城市规模效应》，中国城市化网站，2004-03-07，]
人口密度效应在交通运输上体现得最充分。人口密度越大，人均交通成本就越低。在同等条件下，一个国家人口密度越大，在单位时间内，这个国家的人均单位货物长距离迁移的距离越短。人口稠密的日本人均铁路只是澳大利亚的1/10（人均建设成本也低），但日本铁路运输更便利，服务质量更好，并且发展起高速铁路。小城市由于人口少，公共汽车的班次少，乘一次车要等很长的时间；大城市人口多，几分钟一趟车。
娱乐产业也不例外。相同成本拍摄的电视、电影因为观众增加，赚的钱也多。赚的钱多，竞争也就激烈，结果是导演和演员的素质提高，可以花费更多的钱进行娱乐投资。老百姓花费很少的钱就可以看高档次的表演。美国在电影业方面的垄断地位就与其人口数量很有关系。
旅游业也一样。一个旅游景点要是有大量的游客，就有资金进行景点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游客人均担负的费用就越低。要是游客太少，很多有潜力的旅游景点就无法开辟。
美国之所以是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原因之一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规模效益。现在中国和印度（可能还应包括巴西）在崛起，也是因为有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
城市化就是尽量利用人口优势。每个国家的都市圈大都是该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个城市人口达到25万，才能显示出规模效应。而我国两千多个县级城市只有不到20%达到了应有的规模。人口流动就是实力的流动，注意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荣，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败坏。2007年。]随着人口大量迁往沿海和大城市，内地将成为老弱病残的基地。今后内地的地级市都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更不用说县城了。现已出现民工荒，今后到哪里去找劳动力发展内地经济？
当然，城市规模过度膨胀，也会带来额外的代价，如交通拥挤，生态恶化等。其实目前这些“城市病”并非不可救药，也不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这些负作用根本无法抵消大城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人类近两百多年的工业化过程就是不断解决“城市病”的过程，城市也越来越大。比如从人力车、马车到汽车，再到轻轨、地铁，交通大为改观。从柴到煤炭，再到液化气和电，城市的环境承载力也提高了。
其实现代最严重的“城市病”不是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而是超低生育率。由于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城市容积率高，人均室内空间和户外空间小，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接触抑制和密度抑制，房价高，民生压力大，民不聊“生”，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地区生育率低。
而美国生育率能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与城市规划、合理的房价有关。美国人均住房面积是日本的二、三倍，中位房价只是人均GDP的5倍，户外空间也大，每个社区都有公园。即便芝加哥（生育率为1.9左右）这样高密度的大都市，人口密度也只有4000人/平方公里。而美国德州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3左右，与其住房宽敞而价廉也有关。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但由于严格限制城市土地供应，是以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这种高密度进行城市规划的，北京、上海超过1.5万人/平方公里，其实正在走日本、韩国、台湾那种民不聊“生”的城市化老路，光“利用人口”，不“生产人口”。目前上海、北京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了。
并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住房的要求也提高，比如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31.6平米；30平米房子的家庭在1978年能够养2个孩子，现在却不行了。美国1950年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6.6平米，现在超过70平米了。中国现在城市是独生子女家庭为主，但是今后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住房面积和设计会与现在大不一样。中国城市今后将面临根本性的改建，但是今后老年化严重，劳动力成本将非常高，城市改建的成本将非常高（如日本和欧洲国家那样），那么今后中国也会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陷入超低生育率的泥坑中。
因此，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应该重点建设中心城市，形成人口规模效应和密度效应，增强辐射能力。而东部发达省市，应该借助发达的交通，引导人口向郊区分流（伦敦人口在1939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降低城市的容积率，防止低生育率这一“城市病”，让城市既能生产物质财富，也能生产人口财富。

第八节、“人口灾难”的狼真来了
世界人口自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出现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时期，人口悲观论甚嚣尘上，世界一直被耸人听闻的、周期性的预言——“人口灾难即将到来”所困扰。
人口灾难“狼来了”喊了两百年，狼真的来了，不过来的不是“大灰狼”（人口爆炸），而是“白眼狼”（人口减少）。
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生育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联合国的资料，[PopulationDivisionofthe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oftheUnitedNationsSecretariat,“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0Revision,”]发达国家平均生育率在70年代中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2005-2010年只有1.66。如果稳定在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上，那么日本、欧洲人口将分别从2010年的1.27亿、7.4亿减少到2100年的0.57亿、4.8亿。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从60年代后期的6.0左右下降到2005-2010年的2.6。
是什么原因导致全球生育率的下降？
1、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关系错位。从个人到政府都强调物质再生产，而忽略人口再生产。
2、养老社会化。养孩子的投入与个人收益脱钩。“造物”有报酬，“造人”无回报（还影响“造物”，降低家庭收入）。“造人”的巨额投入主要是由家庭出，产出却主要在社会。从经济上，家庭养儿是亏本的。孩子是国家的财富，但却是个人的高消费。
3、养孩子成本增高。美国农业部2010年的研究表明，养小孩到18岁，平均需要花费$226,920，刚好相当于美国的中位房价（$221,800）。孩子越多，边际成本越低，养第2个孩子的成本是第1个孩子的60%，养第3个孩子的成本只是第1个孩子的27%，但3个孩子对社会的回报却是一个孩子的3倍。[LauraVanderkam,“Heyparents,thethirdkid'sabargain,”USAToday,Updated1/10/2012,]中国只允许生1个孩子，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多生孩子而降低边际成本，养孩子的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生育的回报率却是全世界最低的。由于只有1个孩子，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只养到高中毕业（美国读大学大多靠孩子自己打工或贷款），还得承担大学教育、买房、结婚、生育等费用。可以说，中国是以3个孩子的成本只为将来培养了1个劳动力。现在大家觉得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养不起两个孩子，是根据独生子女的养育标准；如果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那么养育成本将大幅下降。
4、避孕率增加。在避孕套、避孕帽和子宫颈帽等发明之后，19世纪西方国家生育率就快速下降；20世纪60年代初口服避孕药和宫内避孕环研制成功后，更是推动了全球生育率的下降。
5、结婚率降低，单身、丁克人群增加。比如2003年日本有54%的25岁以上女性、43%的30岁出头的男性未婚，比1980年多了一倍。预测到2020年，30%的日本家庭将是单身家庭，而首都东京地区的单身家庭比例将超过40%。[忻冬：《经济独立观念改变日本女"单身贵族"跟婚姻说拜拜》，新华网（来源：北京青年报），2004年09月02日，]香港的单身比例目前已经超过日本，北京、上海、广州正在追赶香港。

生活水平的提高、性混乱导致生殖器感染、工业化所引起的生活习惯的改变、精神压力增大、不健康的食物等均是不孕不育的原因。
性病导致男女生殖器的炎症、堵塞造成不孕。性伙伴多，混杂的精液常易致敏，在女性体内产生抗精子抗体，增加不孕的风险。
与1940年相比，今天全世界男子的精子密度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1%，并且精子的活力也在降低。美国的一位化学教授甚至预言，到2040年，美国将有一半的男人没有生育能力。[杨孝文：《科学家惊讶发现精子也有团队精神》，人民网2004年07月08日，]钟南山院士担心50年后人的生育能力就丧失了。[贾也：《食品安全关乎国运兴衰》，《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5第11版。]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精子减少呢？阴囊温度低于体温2℃～3℃左右是确保精子发生的必要条件。但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阴囊脂肪过多、久坐导致静脉曲张使血流速度减慢而不能散热，泡热水澡、穿紧身裤、用笔记本电脑等都可以使得阴囊温度提高，从而抑制精子产生，减少睾酮分泌。肥胖男人精液中的DNA发生断裂的比例很高，也使得生育能力降低。古代皇帝生育能力不高，比如晚清三代皇帝都没有孩子，可能与生活水平高有关。
生活水平提高也降低了女性的生殖能力，肥胖症可导致女性卵巢功能异常（如多囊卵巢综合症）、子宫发育不良、性机能异常及外阴、阴道炎等妇科疾患。
11、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年轻一代生理上早熟，而心理上却晚熟。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下降。
12、以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代表的控制人口组织，耗费巨资制造“人口危机”的舆论，形成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资助发展中国家推行家庭计划/计划生育政策，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的下降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以上这些可以称之为控制人口发展的不为人知的“右手”——由于社会进步而带来的对人口发展的抑制。
可见现代控制人口的“右手”虽然比古代的“左手”要温柔，但更加有效。现代经济制度、教育模式等存在致命的缺陷，使得人口和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第九节、世界人口展望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分四种方案预测了今后的世界和各国人口变化，[PopulationDivisionofthe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oftheUnitedNationsSecretariat,“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0Revision,”]其中高方案认为世界平均生育率将从2005-2010年2.52上升到2020-2025年的2.84，然后缓慢下降到2100年的2.5，世界人口会增加到2100年的158亿人。中方案则认为生育率将缓慢下降到2100年的2.03，总人口会增加到2100年的101亿人。低方案认为生育率会继续下降到2050年的1.71、2100年的1.55，2047年人口会增加到81.4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100年的61.8亿人。如果各国都“稳定现有生育率”的话，那么世界总人口会增加到2100年的268亿。
图2世界历年总和生育率和人口
联合国高方案是假定中国的生育率从2005-2010年的1.64不断上升到2095-2100年的2.51，总人口将从2010年的13.41亿（占全球）增加到2050年的14.79亿（占全球）、2100年的15.87亿（占全球）。

第二章 第一节、先哲谈人口与文明的关系
新陈代谢是生命现象的最基本特征，没有人口的“生生不息”就没有文明的“生生不息”。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里写道，“见识广博和善于思考的人如今却越来越不愿意继续接受人口增长和文明兴盛之间的联系。相反，当他们思考我们现在的人口密度，特别是过去300年间人口的增长速度时，他们变得高度警觉，视人口增长的前景为噩梦般的灾难”,“我们因为人口的增长变成了文明人，而造成这一增长的正是文明：我们可以做人口稀少的野蛮人，也可以做人口众多的文明人。如果将人口数量减少到10000年前的水平，人类也保不住文明。实际上，即使将已获得的知识储存在图书馆里，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从事广泛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各种工作，人们也不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书本知识不能使某个地方的1万人在原子弹浩劫后免于退回到狩猎采摘的生活。”
英国《新科学家》2006年10月12日刊登文章，认为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失20万年后，将再也找不到人类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痕迹，地球将会变回到史前蛮荒世界。另外一群原始人类（假如数量足够，并且也有足够的运气的话）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的文明程度。[沈志真：《科学家预言：人类消失20万年后将遗迹全无》，人民网，2006年10月13日，]
中国古代先贤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文明延续和国家强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严梅福，张宗周：《中国古代生育心理思想研究》，《心理科学》1996年03期，]春秋齐国名相管仲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礼义。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人口多国家更好治理，社会更为稳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他将大量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有三宝，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务管理。
《尉缭子》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人者，国之本”。
《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国防承担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
因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孔子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徕民”（吸引移民）。加入“徕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第二节、秦国统一中国的人口因素
战国群雄纷争，最终统一天下的，不是强大的楚国，也不是殷实的齐国，而是起初很不起眼的秦国。历史学者众说纷纭，但是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人口。
战国初期的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人口稀少，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比较落后，大家都用夷狄的态度对待秦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登基，愤然喊出：“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下令求贤，商鞅应召入秦。经过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商鞅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当时制约人口发展的是粮食，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农战”：对内让民众专注于农耕，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商鞅的变法非常有利于人口发展：
1、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原来井田制下的奴隶转变为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舍地而税人”，将军赋从过去的“因地而税”改为按人口征收（等于是鼓励开荒）。获取秦爵的途径只有两种：作战时，可以凭借立下的战功获取爵位；休战时，爵位则可以根据农耕的业绩获得。于是老百姓便“喜农而乐战”。
2、增加农业人口比例。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需要绝大多数劳动力从事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商鞅主张应尽量减少非农人口比例，手段之一是提高粮价，“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现在生育率低，从事人口再生产的人口比例低是重要原因。
3、降低农业税赋。对农业是“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使得“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农业就能得到发展。
4、防止超前消费。商鞅提出“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抬高耗粮的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那么粮食就可以最大程度用来养活人口。现在，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如果以2012年的消费能力追求2050年的消费，必然降低养育孩子的能力。
5、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环境。推行小家庭政策，鼓励生育：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成年后必须结婚分家。缩小贫富差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树立清纯的民风，反对淫乱。禁止私斗，加强社会治安。
6、理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商鞅认为：“国好生金于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这种观点非常符合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物质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如果积聚黄金，那么会贬值的；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人口分母可以转变为GDP分子），如果积聚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人财两旺。现在中国的很多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还达不到商鞅的学术境界，认为减少人口分子可以提高人均GDP分母，牺牲可增值的人力资本换取不可增值的物资资本。
7、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资源。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商鞅的这一观点与管子、墨子的观点一致。管子认为，“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正，命日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墨子认为，缺少人口耕种的土地，只是一种得不到收获的“虚地”；所以，贤明的统治者应当使国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现在中国很多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积极利用人口资源，而认为是“人满为患”，希望减少人口。中国现在一方面是“人满”，一方面是“地满”（土地无人耕种，工厂缺人干活）。

如果1500-1850年英国人口也与法国同步增长的话，那么1850年人口只有957万，人均耕地反而是法国的1.25倍，人均草原是法国的4.47倍。耕地和草原足以满足所有人的就业机会和粮食需求，根本不必进城打工。
如果1700-1850年英国人口与法国同步增长的话，那么1850年英国人口只有1450万，自由劳动力还不到法国的一半。
有人认为刺激工业革命产生的两大最重要条件是：国际市场与资本市场。其实这两个条件在英国工业革命产生之前，已经在荷兰完成了。但是荷兰的人口太少，到1820年人口才230万，如此少的人口一方面难以涌现瓦特那样的发明家，一方面自由劳动力难以提供广阔的市场前景所激发的生产能量。
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因素只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而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诸多必要条件在英国得到完美的统一。而当时英格兰中部人口最为稠密，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也就不足为奇了。
浙江温州和湖南邵东的情况也类似。两地人多地少，在计划经济时代非常贫穷。温州人均耕地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5；邵东人均耕地面积在湖南倒数第一，并且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改革开放后，迫于生计，大量温州人、邵东人到全国各地经商、创业，两地商人现在成了财富的符号。
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资料，1990年英裔人口（包括English、Scottish、Irish、Scots-Irish、Welsh以及殖民地时代的英国人后裔American）共9683万（考虑到还有10%以上的人没有公布祖籍，因此英裔总人口应该超过1亿），占美国人口的（占公布祖籍人口的）；法裔人口1032万。[,“Ancestry:2000,”Census2000Brief,IssuedJune2004,,]
根据加拿大2006年人口统计资料，[“Ethnicorigins,2006counts,forCanada,provincesandterritories-20%sampledata,”StatisticsCanada,DateModified:2010-10-06,#Notes]英裔1649万，法裔491万（主要是魁北克省），还有1007万认为是Canadian人（早期移民，以英裔为主），其中部分是混血人种。
英国和法国还向其他国家移民，也还有外来移民，假设二者抵消。1990年英国和爱尔兰人口共有6100万，法国5817万，澳大利亚1696万，新西兰341万。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以上，此外南非还有160万左右的英裔，那么1990年大不列颠裔人口接近2亿，而法裔人口不到7500万。
就是说从1500年到1990年，当初474万大不列颠人口增加到近2亿，增加41倍（其中本土人口增加了11.9倍），当初1500万法国人增加不到4倍（其中本土人口增加了2.9倍）。从文艺复兴开始到1492年这一段时间共有10位名人（哈特排行榜），都是欧洲大陆的，无一是大不列颠的。在1500年之后，影响世界的名人中大不列颠却有17人，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美国有8人，而传统的欧洲人口大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分别只有8人、9人、3人。人口优势使得英裔人口在历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主角，主导世界格局超过2个世纪。数百万人口使用的英语，现已成为世界语言。
法国本来一直是欧洲的中心。1662年（康熙元年）的时候法国人口2000万，中国人口四千多万，[易富贤：《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01期。]中国人口是法国的2倍多；2010年中国人口却是法国的20倍。1700年法国人口占西欧（2008年30国人口共4亿）的，GDP占；2006年法国人口只占西欧的，GDP只占了。随着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国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感叹说，人口决定命运！

第八节、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德国一直是整个欧洲的战场，松散的德意志各个邦国的人们经常成为欧洲列强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人口时增时减。德国人口在1500年为1200万，1600年增加到1600万，1648年“三十年战争”导致人口减少，1700年恢复到1500万，1800年增加到2900万。拿破仑1806年入侵，普鲁士等邦国遭遇惨败，人口也减少。1814年，拿破仑被反法同盟击败，在英国和俄国主导下，由38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成立了。1820年德国人口为2491万，1830年恢复到2804万。1834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1871年德国统一时人口已经增加到3946万，成为欧洲第二人口大国（仅比俄国少），而此时英国和法国人口分别为3168万和3773万。
德国人口增加迅速，人口压力大，但是又不能像英国、法国那样从殖民地获取粮食等资源，这就迫使德国转向于科技创新。于是，德国一方面是人口大国，一方面又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加强科技创新，使得人口资源快速转变为人力资源。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被称为“近代大学之母”。凭借人力资源优势，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比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德国科学家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化肥。1913年德国人口增加到6506万，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人口的4565万和4146万。将不断增加的庞大的人口资源开发成人力资源是德国崛起的秘诀。
德国的直接竞争对手是邻国法国。1820年德国人口只相当于法国的80%，而到1913年却是法国的1.6倍。与人口优势相伴随的是综合国力大增。1820年德国GDP只相当于法国的76%，1871年只相当于英国的68%；但在1873年超过法国，1908年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13年的德国的GDP是法国的1.64倍，是英国的1.06倍。绝对的人口和经济实力让德国在1914年悍然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除了德国外，还有奥匈帝国（5280万人口）、奥斯曼帝国（2400万人口）、保加利亚（470万人口），人口和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但是美国和俄国这两个人口大国加入协约国，彻底改变了战局。俄国当时虽然还是农奴制国家，还比较落后，但是1913年有1.56亿人口（是德国的2.4倍），GDP也接近德国；1913年美国人口（9761万）是德国1.5倍，GDP是德国的2.2倍。这种人口形势对比必然导致同盟国的惨败。战争使得德国的GDP减少了1/3，也使得人口减少到1919年的6055万。
1919-1939年间德国人口和经济增长都快于英国和法国，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6929万，而法国和英国人口分别只有4190万、4799万；1939年德国的GDP是法国的1.87倍，是英国的1.25倍。绝对优势使得德国野心再次膨胀，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图1德国和法国的人口、GDP的比较
从局部看，以德国和意大利（1939年人口4387万，GDP是法国的77%）为主的轴心国是可以打败以英法为主的同盟国的，但同样由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人口大国的加入，改变了战局的结局。1939年美国人口是德国的1.9倍，GDP是德国的2.3倍；苏联人口是德国的2.78倍，GDP是德国的1.15倍。战争不但让德国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国家也被一分为二。
1820年的法国人口是德国的1.25倍，GDP是德国的1.32倍；但是到1939年的时候，法国人口只是德国的60%，GDP只是德国的54%。短短的120年间，地缘政治和经济就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德国除了本土人口增加较快外，还大量移民国外，美国人口普查显示1990年美国有5795万德裔，[,“Ancestry:2000,”Census2000Brief,IssuedJune2004,,]根据加拿大2006年人口统计资料，加拿大有318万德裔。[“Ethnicorigins,2006counts,forCanada,provincesandterritories-20%sampledata,”StatisticsCanada,DateModified:2010-10-06,#Notes]1700年的1500万德国人目前至少有1.5亿后裔。
但是风水轮流转，二战后德国生育率一直低于法国，1975-2009年平均只有1.37，而法国平均还有1.86。法国人口相当于德国的比例由1943年的上升到2010年的。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如果保持现有生育率不变，那么2100年法国人口将是德国的1.68倍，中位年龄是46.5岁（德国是56.5岁）。

第十节、“日”薄西山的人口因素
明治维新之后，直到1949年，日本一直是鼓励生育，生育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资料，[《男女别人口?人口増减及び人口密度（明治５年～平成２１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2011年9月10日。]日本年出生人口由1872年的59.3万稳步增加到1920年的210万，此后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1946年则下降到157.6万（生育率下降到3.02）。二战结束后，由于社会稳定，1947年、1948年、1949年出现了三年出生高峰，每年分别出生262.3万（生育率回升到4.54）、270.3万（是1946年的1.7倍）、269.4万人，这个人群被称为“团块世代”。
图3日本历年生育率、出生人数、15-64岁人数、GDP占全球比例
“团块世代”及以前出生的人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这些年轻劳动力不但数量多，并且素质高（工作的热情高、有责任心，且有熟练的技术）。
但是当时日本政界和学界对出生高峰极为惊恐，1949年内阁成立“人口问题审议会”。同年，众议院通过“关于口问题决议案”，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生育计划，人口政策由鼓励生育转变为限制生育。1954年，“人口问题审议会”要求把节育作为家庭计划的一部分。在经济的发展和家庭计划政策的双重推动下，生育率从1949年的4.3急剧下降到1952年的3.0、1956年的2.2。
美国的控制人口的组织在日本人口政策的这种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二战失败后，日本被美国占领。1948年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和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派出专家（包括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弗兰克?诺特斯坦）在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菲律宾等地调研了三个月。1948年日本出台了优生保护法（可见日本的人口政策确实是受优生学的影响），放宽对堕胎的限制。日本的控制人口的政策主体框架在美国占领时期（1945-1952年）已经基本确立。[Yu-lingHuang,“ThePopulationCouncilandPopulationControlinPostwarEastAsia,”,DepartmentofSociolog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atBinghamton,2009,]可见，日本作为“战败国”的意义不仅仅在战争本身。日本的计划生育组织和人口学家对中国后面的计划生育也起了推动作用。[周冬霖：《日本计划生育在中国》，《中日技术合作的背后——我所了解的日本JICA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3月1日第1版，]
20世纪40年代的出生高峰在60年代到了生育年龄，日本又出现了一个继发性出生高峰（尽管生育率并没有上升，仍然只有2.1、2.2），每年出生人口由1961年的161万增加到1973年的211万（还达不到战前水平），总人口在1967年突破1亿大关。这又引起日本政界和学界的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000万左右。1974年4月，经“人口问题审议会”通过，正式发表了以“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为题的《人口白皮书》，强调日本的人口问题是世界上最尖锐的，把静止人口作为日本的发展目标，并把优生优育放到首位，政府重视人口宣传教育，从1970年代起，开始在小学、中学、大学、加强人口教育。日本的控制人口计划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高度评价。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给优生学以巨大的打击。很多中上层人士以前以经济标准来判断哪些人是劣等人群；现在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失业和贫困，那么是否也被认为是劣等人群？[DanielTaylor,“EugenicsandEnvironmentalism:Fromqualitycontroltoquantitycontrol”,Old-ThinkerNews,April30,2008,]洛克菲勒三世和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在帮助优生学渡过财政难关的同时，也意识到单独设立人口学的必要（用马尔萨斯主义取代优生学，并且控制人口也确实到了需要“科学”量化的阶段）。
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和校董，也是米尔班克纪念基金的董事，在他的游说之下，1936年米尔班克纪念基金资助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了人口研究所（世界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TheOfficeofPopulationResearch,fromThePrincetonCompanion
]弗雷德里克·奥斯本邀请他的朋友弗兰克·W·诺特斯坦（FrankWallaceNotestein，1902–1983）担任所长，成为现代人口学的主要创立者。
诺特斯坦在1927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美国优生学会的成员。1929年他加入米尔班克纪念基金，研究不同生育率的遗传学影响，他认为，生育率的不同会改变下一代人的种群构成。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官方网站仍然不讳言他的这些优生和种族主义的背景。[“FrankW.NotesteinPapers,1930-1977:FindingAid”,PrincetonUniversityLibrary,PublishedinPublishedonNovember28,://:/88435/m326m1736]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属于国际事务学院，可见其重点是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
二战后，由于奥斯威辛和其他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一一曝光，优生学因此而臭名昭著。但是披上人道主义、科学的外衣之后，变成了人口学、环境学。1966年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对记者说：“以人口理事会的名义开发宫内节育器（IUDs）比以优生学的名义更好。我认为IUDs是迄今最重要的优生手段”。[FrederickOsborntoP.R.U.Stratton,12Jan.1966,AESArchives,folderon"Osborn,Frederick,LettersonEugenics."]1968年他在书中说：“用其他的名目达到优生的目的”。[FrederickOsborn,TheFutureofHumanHeredity，NewYork：WeybrightandTalley，1968,]
桑格和洛克菲勒家族、奥斯本家族在穷人、有色人种、发展中国家宣传计划生育，但桑格本人有三个孩子，她最钟爱的小儿子生了6个孩子。洛克菲勒一世有5个孩子（到2006年为止，他有150多个后代了），洛克菲勒二世有6个孩子，洛克菲勒三世有4个孩子，洛克菲勒四世有4个孩子。洛克菲勒三世的大弟有7个孩子，二弟有4个孩子，小弟有6个孩子。亨利·奥斯本有5个孩子，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有6个孩子。老布什（也是优生学的信徒）有5个孩子。可见他们确实是信奉birthselection。而他们培训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学家们却很少有多生孩子的（真将birthcontrol这一泥菩萨当成神来供），便于回国后“言传身教”。

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三任（2000-2010年）执行主任苏拉亚·欧拜德（ThorayaAhmedObaid）女士，是首位接受政府奖学金到美国留学的沙特女性，也是首位出任联合国部门高官的沙特女性，只有2个女儿。通过她的言传身教有助于将中东地区的高生育率降下来。欧拜德女士也是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纽约大学研究西方与穆斯林关系的中心的顾问委员。[CenterforDialogues:IslamicWorld-://]
联合国人口基金现任（2010-）执行主任巴巴通德·奥索蒂梅欣(BabatundeOsotimehin)曾是尼日利亚卫生部长。他在英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到哈佛大学进修人口学。根据他的简历，1981年以来他因为避孕等方面的研究多次获得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的资助。[BabatundeOsotimehinCURRICULUMVITAE,]现在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其中尼日利亚为世界第七人口大国（2012年人口有1.6亿），生育率仍较高，经济发展也较快（2003-2011年GDP年均增长；以2005年可比购买力平价为标准，2011年的人均GDP已经相当于中国1997年的水平），预计到2035年将成为仅次于印度、中国、美国的第四人口大国，成为非洲强国；今后人口还将超过美国。由奥索蒂梅欣出任UNFPA执行主任将有助于降低非洲穆斯林国家的生育率。
联合国人口基金一直以“可持续发展”为由，敦促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比如2012年8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警告称，如果菲律宾不能通过控制生育法（规定政府有义务向国民提供免费避孕工具），它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可能倒退。[“UNwarnsonPhilippinesbirthlaw，”RadioAustralia,Updated5August2012,]联合国还特意将全球第70亿人“诞生”在菲律宾。
但是经济学家的结论却截然相反，香港汇丰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诺伊曼（FredericNeumann）表示，未来几年，亚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菲律宾则将会因为拥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而保持竞争优势。汇丰银行预测，菲律宾的经济在世界排名将从2012年的第44位跃升到2050年的第16位。[FloydWhaley,“AYouthfulPopulaceHelpsMakethePhilippinesanEconomicBrightSpotinAsia,”TheNewYorkTimes,August27,2012,]
联合国的那些堂皇的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人均资源丰富的津巴布韦在人口政策上是“听话”的国家，联合国人口基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资助其普及避孕和提高妇女教育水平；而尼日利亚是“不听话”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0》，津巴布韦的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从1979年的快速攀升到1987年的40%；而尼日利亚却从1979年的只缓慢地上升到1987年的23%、2005年的31%。1990-2008年津巴布韦的育龄妇女避孕率高达，而尼日利亚只有。津巴布韦的生育率从1980年的7.1下降到2010年的3.3，而同期尼日利亚的生育率只从6.8下降到5.5。但津巴布韦并没有“少生快富”，人均GDP从1980年的$916下降到2010年的$594；而尼日利亚反而是“越生越富”，人均GDP从$850增加到$1222。
津巴布韦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尼日利亚的42%，但今后人口将不到尼日利亚的1/20，无法像尼日利亚那样形成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经济前景将远不如尼日利亚。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坚决支持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因为无论是工作还是育儿，都对妇女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婴幼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再生产效率提高的情况下，避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自发地提高教育水平和避孕率（就像发达国家当年那样）可能比拔苗助长地（甚至通过诱骗、强迫手段推行节育）提高更符合经济规律。

中国人口增长主要是预期寿命的延长。根据联合国的资料，1950-1955年中国男、女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39.3岁、42.3岁，印度分别为39.4岁、38.0岁，世界平均分别为45.2岁47.9岁。[“WORLDPOPULATIONTO2300”,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
PrintedinUnitedNations,NewYork,2004,]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2011》，1960年之后中国的寿命延长明显快于其他国家。
表1各国历年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11，”WorldBank,27September,2011update,]
年份中国印度韩国世界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拉美
196043.542.45352.668.648.142.356.1
196551.345.856.855.869.752.344.658.2
197062.949.161.259.370.657.444.660.2
197565.752.66461.472.259.846.562.3
198067.055.365.862.973.361.550.264.5
198568.357.068.564.274.563.151.766.5
199069.558.471.365.475.564.552.768.2
199570.459.873.466.276.365.453.470.0
200071.261.675.967.277.666.654.771.6
200572.263.478.468.378.767.756.772.9
200973.164.880.369.479.668.858.473.9
中国官方媒体也认为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1981年的68岁，并认为主要是由于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8年的6‰，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1981年的35‰。[唐钧：《人人享有：中国医疗保障的新蓝图》，新华网（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09月05日，]
可见，1949年后中国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少”，而不是“生的太多”，是人口“蓄洪”，也是实力的蓄积。
当时物质上是贫穷，但是在医疗、基础教育、农田水利建设、科技创新（如杂交水稻、航天技术）等方面的成就是非常辉煌的，是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但一些经济制度确实是非常僵化的，比如笔者家乡（湘西雪峰山）由于海拔高（500-1200米），不适合种双季稻，但当时的领导要求我们公社与其他海拔低（一百多米）的公社一样种双季稻，结果早稻减产，晚稻颗粒无收，并且又不允许开垦荒地，笔者的童年是饥寒交迫；但赤脚医生制度却让笔者活下来了。如果没有当时的医疗制度，现在在世的人很多在婴幼儿期就已经夭亡。换句话说，当时虽然“活得不好”，但是却让大家“活下来”了。当时的政策是经得起“生命核算”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有几十年的滞后期（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鼓励生育，人口增长很快；但是人均GDP直到二战后才快速增长），当时“活下来”的人口奠定了1980年后几十年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因此，我们要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
但是有生也有死，等到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老年，开始大规模死亡的时候，中国将出现一个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伴随的将是国力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