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论词主要有如下几方面：<?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一、对词的认识及创作方法与原则

纳兰性德踏上词坛的时候，正当清代“词学中兴”揭开帷幕。清初，在陈子龙为首的“云间词派”的影响下，经过以王士禛为首的广陵词坛等的提倡和实践，词的创作纷起云涌，并出现“家有其集”(朱彝尊语)的盛况。但同时也出现了吟风弄月、摹写声色的不良倾向，彭孙遹和董以宁可以算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作家。然而，当时毕竟处在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其他矛盾使文学创作作为时代的晴雨表给予反映和表现。陈维崧的师承苏辛和朱彝尊的继响南宋便是扭转词坛风气的结果。
纳兰性德适逢一代风会，接踵于朱、陈之后，但他没有被这两大家的声势所牢笼，他以诗词关系的正确认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词体的地位，摒弃了把填词作为茶余饭后的“余事”和“小道”的世俗之见。他认为词是由诗变化而来的，“诗变而为骚，骚变而为赋，赋变而为乐府，乐府之流浸淫而为词曲，而其变穷矣。”勾勒出了诗词演变的历史规律。他把词放在与诗、骚、赋、乐府同等的地位，认为词是一种应运而生的文体，与这些文体有着相同的功用，否定了把词作为“诗之余”的附庸观念。这就奠定了他主张词要继承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又要具备独自特点的词学理论。他这种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肯定词体的文学思想，较之“浙派”词人虽也重视词体的地位，但对词体的发展大多缺少历史观点和重格律重形式的偏向，更具眼力。纳兰性德的七古《填词》一诗，较为集中的阐明了他的词学思想：
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芒鞋心事杜陵知，只今唯赏杜陵诗。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句读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转韵。

二、对词作内容及风格流派的理解和把握<?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纳兰性德把继承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放在填词的首要地位，他认为《诗经》是文学的开端，主张以此为诗、词的规范，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和屈原杜甫创作精神的同时，反对“为文造情”而无寄托的作品，要求诗词具有抒情表意，讽喻教化的作用。这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作品要反映现实、抒发情感的，而不喜诸如齐梁、西昆体一类缺乏性情的作品，这就表明了他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思想，从而在宏观上把握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标准。顾贞观在《祭文》中也论及纳兰性德“特以风雅为性命”，足见其重视程度。这在清初轻视填词和把词作为“宴嬉逸乐，歌咏太平”的工具的风气兴盛之时，无疑有着积极进步的意义和作用。
在宏观把握了写作标准的基础上，纳兰性德对于风格流派也具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在讲他对于风格流派的见解之前，先澄清一下纳兰性德对于宗立词派的态度，这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准确理解。在清初词坛上，浙西派推崇姜夔、张炎；阳羡派以苏轼、辛弃疾为宗，两派旨趣不同，各有所长。不过他们在开创词派的同时，也就限制了自身的创作。纳兰性德针对这种现象在《原诗》一文中指出：“其始亦因一、二聪明才智之士，深恶积习，欲辟新机，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而一时附和之家，吠声四起，善者为新丰之鸡犬，不善者为鲍老之衣冠。……又成积习矣。”后来浙西派与阳羡派在清朝中叶衰落，常州词派兴起，两派的结局正被他言中，可见他对开宗立派的弊端具有清醒的认识。
基于纳兰性德对风格流派的独到见解，在朱彝尊的《词综》问世后不久，他曾另作选本，在微观上对前朝的诗文家做了研究，他选两宋词时，“专取精诣杰出之彦，尽其所长，使其精神风致，涌现于楮墨之间。”他写信给梁药亭云：“仆意欲有选，如北宋之周清真、苏子瞻、晏叔原、张子野、柳耆卿、秦少游、贺方回，南宋之姜尧章、辛幼安、史邦卿、高宾王、程钜夫、陆务观、吴君特、王圣与、张叔夏诸人，多取其词，汇为一集，余则取其词之至妙者附之。”可见婉约、豪放的两派词作大家大部分囊括在内，并不重此轻彼，对他们进行同样的审视，给予客观的评价，从而得出公正的结论，然后对各家的长处进行汲取，应用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同时，纳兰性德博采众家之长的眼光，并没有只停留在两宋，先秦、魏晋、汉唐的优秀作品都是他开采文学宝藏的富庶之地，眼界比当时浙西词派要开阔得多。

三、词学思想——情致说<?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清初在朱、陈以前，京师词坛首领龚鼎孳等人受“云间派”影响，大抵效法北宋。朱彝尊则不满其“词多浮采”，因而以张炎为圭臬，顶礼南宋膜拜姜夔，并与汪森等编纂了《词综》以表明自己的词学主张。陈维崧则学步苏辛，而与此同时的纳兰性德则崇尚的是李煜。南唐后主李煜，其为词“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最主要特点是“真”。又如王世贞《艺苑卮言》概括的：李煜作为“词手”善为“情语”、“致语”。纳兰性德崇尚李煜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他自己的词学主张和美学理想，他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纳兰性德论词提出了词应达到的境界和标准，“贵重”、“适用”和“烟水迷离”的境界，成为他词学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花间派”的主要代表是温庭筠和韦庄，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说：“飞卿词，全祖《离骚》，所以独绝千古；‘菩萨蛮’、‘更漏子’诸阕，已臻绝旨，后来无能为继”，而“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温飞卿词，句秀也，韦端己词，骨秀也。”这说明《花间》词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但“花间派”所遵循的宗旨是以写艳情为主，倚翠偎红之作甚多，因而形成了婉丽香软的词风，内容空疏，这又是为其所不取的。
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具体体现在康熙十六年他与友人顾贞观共同编纂的《今词初集》词集之中，其中“抒情写忧”则是他们遴选词作的重要标准。卷首有康熙十六年(1677)鲁超序，后有毛际可跋，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纳兰性德的词学主张。鲁超序云：
吾友梁汾常云：诗之体至唐而始备，然不得以五七言律绝为古诗之余也。乐府之变，得宋词而始尽，然不得以长短句之小令中调长调为古乐府之余也。词且不附庸于乐府，而谓肯寄闰于诗耶？容若旷世逸才，与梁汾持论极合，采集近时名流篇什，为《兰畹》、《金荃》树帜，期与诗家坛坫并峙古今。
毛际可跋云：
近世词学之盛，颉颃古人，然其卑者，掇拾《花间》、《草堂》数卷之书，便以骚坛自命，每叹江河日下。今梁汾、<?xml:namespace prefix="st1"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容若两君权衡是选，主于铲削浮艳，舒写性灵，采四方名作，积成卷轴，遂为本朝三十年填词之准的。</?xml:namespace>
由此可见，主情，是纳兰容若论词、谈艺的立论基石，他在《通志堂集》(卷三)中对此有更明晰的表述：
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
人各有情，不能相强。
诗取自是，何以随人。

纳兰性德在《与梁药亭书》中说：“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一个“情”字，一个“致”字正是纳兰性德毕生填词追求的目标，他从致语、言情、音调三个方面肯定了《花间》词，这些是其“贵重”的内容，但纳兰性德填词要求有比兴和寄托写出真性情，强调富于意趣地表现真情实感，肯定情感因素在词创作里的中心地位，词应该着重抒发感情，要具有“风人之旨”。在这些方面，《花间》词显示出了明显的不足，故被认为“不适用”。《花间》词婉雅思深，言情入微，音调铿锵，宋词则长于寄托性情心志，这就较《花间》词适用。纳兰性德则舍《花间》宋词之短而取其长，致力于忧患之作，于工丽细腻中寄托自家的性情心志。同时，他还以“情”为中心，恰当地处理“才”与“学”的关系。他不排斥诗词创作中的“才学之用”，但反对“炫学”、“逞才”，认为这样一来“便与性情隔绝”。更进一步，他还要求词对感情的描写与表现应该是蕴藉隽永的，直露、浅率、俗滥、跋扈，他都不取。他单拈一个“致”字，要义在此。他击节称赏李后主词“饶烟水迷离之致”也是从这里入手。又“尝谓桃叶、团扇，艳而不悲。防露、桑间，悲而不雅。词殆兼之，洵极诣矣。”所以他推崇李后主，“也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因为后主词能写真情，擅白描，超逸自然。南唐、北宋词大都真率自然，朴拙浑厚，很少典丽藻饰，较为适合其“艳”而“悲”而“雅”的标准。纳兰性德身后，人们盛赞说：“国初人才辈出，秀水(按，朱彝尊)以高逸胜，阳羡(按，陈维崧)以豪宕胜，均出入南北宋间。同时纳兰性德容若先生则独为南唐主、玉田生嗣响。”陈维崧认为纳兰性德“得南唐二主之遗”，周稚圭也说纳兰性德“李重光后身也”，可见后主之于纳兰性德的深刻影响。尽管人们认为纳兰性德《饮水词》和后主词，无论题材或形式，风貌或格调，有许多相同或近似之处。比如他们一般都取材于个人生活境遇，题材相对狭窄；形式上，后主身处词的开创时期，均属小令，纳兰性德虽作长调，却以小令为主，并以小令见长；而在词的格调和风貌上，他们的词都有某种感伤情绪，风格真纯自然，清新超逸，不饰铅华，有如清水芙蓉之美。纳兰性德虽有意学习和效法李后主词的特点，乃至表达形式，表现了彼此的渊源关系。不过纳兰性德毕竟不是李后主，他有他的特点和个性，表现在词上，也就同中有异，后主词犹如绝望者的哀吟，不免悲观颓废，而纳兰性德词则是伤心人的悲歌，惆怅低徊。<?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由上看出，纳兰性德虽然学习和效法李煜，但他的词又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和时代精神。他的词学思想，不仅受到了我国古典诗歌和词作优良传统的影响，而且与他的政治理想以及切身遭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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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晶(1981—— )，女，山东济南人，文学硕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4级研究生。
原载：《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