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为圆心，其半径1000公里左右，几乎囊括了中国的主要的经济区，北部中心的北京、天津、东部中心的上海、苏州、杭州，华南中心的香港，广州，深圳，西部中心城市的成都、重庆、西安，均在其视野之内。
而自近代乃至明清以来，武汉渐成天下之中。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为四大名镇之首。

而自武汉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及张之洞督鄂以来，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球第二大工商业城市，武昌首义，民国肇造于此，而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称“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在建国后，武汉亦仍然是继上海、北京、天津之后的第四大城市。美国着名学者麦金利·康韦早在1999年发表《未来的超级城市》一文，将武汉列入“21世纪全球十大超级城市”。

遗憾的是，自改革开放已降，武汉竟至逐步消沉，举目四望，中国最富竞争力的城市中，已找不到武汉的踪影。
在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城市竞争力排名中，武汉已经跌落前十之外，落后于大连、青岛。而其生产总值，不足上海三分之一，北京二分之一。甚至比重庆还低。
江汉横流，英雄本色。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武汉沉浮，本为常事。百年一个轮回，今年即是“武昌首义”一百周年，探讨兴衰之道，方知武汉衰落之因，亦可求武汉未来崛起之道。
武汉成为全国中心城市还需十年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时势二字，关乎成败。而对于一个区域来说，所谓时势，既有国家乃至全球时空条件变化的因素，亦有制度和文化变迁的因素。有时候，时势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人力之所为，武汉的兴衰，某种意义上，即是时势变化所致。

汉口成为唐宋以来的四大名镇，乃是因为中国经济中心，逐步转移到长江流域，同时农业社会是内向型经济，内陆交通重要。武汉扼长江中流，凭借“九省通衢”的地利，首次跃上全国经济版图。高峰时，汉口茶叶出口总量占全球茶叶贸易量的百分之六十。武汉的发展，几乎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产物。

洋务运动时期，是武汉在全国声望最高的时期，当时，武汉不仅是中国国内的商业中心，更由于《南京条约》被迫开放通商，从此向国际性大都会转型，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大经济中心，人称“东方芝加哥”。汉阳枪炮厂和卢汉铁路，使武汉成为当时全国工业和商业中心。

在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武汉是全国第四大工业城市，当时由于中国努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同时，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时势，处于战略安全考虑，中国的经济中心重新从沿海转到内陆，而作为内陆中心的武汉，自然成为重要的工业重镇。武钢，武重等武字头的大型国企崛起。而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之后，打通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使武汉由水路枢纽，更兼陆路枢纽，

武汉今日之相对衰落，乃是国家战略的大势使然。并非人力可为。
无论国家或者城市，其崛起均有特殊时势。中国改革30年的崛起，其本质乃是借助全球产业大转移，以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而崛起，而珠三角，长三角的崛起，乃在于引领中国改革的先声，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枢纽。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乃是全球大陆型大国崛起的异数。无论美国，俄罗斯还是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均是内生性大国，即以内需为主导，国家的繁荣，主要靠工业，商业等实业生产，以及国内消费的拉动，而中国不然，由于处于后发劣势，中国的崛起，从一开始至现在，就是外向型经济，内需从来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自70年代末开发珠三角，80年代开发长三角，90年代开发环渤海经济圈，其后才是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
在此情况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目前的中心城市，除重庆得宜于西部开发战略外，其的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绝大多数在沿海区域。

内需与武汉，有重大的内在联系，中国内需不振的时代，武汉绝无崛起的希望。
外向型的经济，注定了沿海等城市，成为中国工业，商业的中心，以及对外贸易的中转地，武汉纵使雄踞全国之中，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活动并非以广阔大陆为中心，而是以对外为中心，武汉的内部河运，以及公路，铁路，均失去了其枢纽作用，武汉逐步走向衰落。甚至一度称雄国内的武汉港，成为长途汽车站。笔者回红安，就有三四年从武汉港出发。与“大陆枢纽”和“江河枢纽”被废弃相伴的，是“海路枢纽”的作用凸显，深圳，广州，上海等江浙沿海城市，乃借势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