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应邀到一所中学演讲。中国北方的农村,露天操场,围坐着几千名学生,他们穿着翠蓝色校服,脸蛋呈现出一种深紫的玫瑰红色。冬天,很冷。
我从不曾在这样冷的地方讲过这么多的话。虽然我以前在西藏呆过,经历过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但那时军人们急匆匆像木偶一般赶路,缄口不语,说话会让周身的热量非常快地流失。这一次,吸进冷风,呼出热气,在腊月的严寒中面对着一群眼巴巴的农村少年谈人生和理想,我口中吐冒一团团的白烟,像老式的蒸汽火车头。
演讲完了,我说,谁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个纸条。这是演讲的惯例,我有什么地方说得不妥当,请大家指正。孩子们掏出纸笔,往手心哈一口热气,纷纷写起来。老师们很负责地在操场上穿行,收集字条。
我从不曾在这样冷的地方讲过这么多的话。虽然我以前在西藏呆过,经历过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但那时军人们急匆匆像木偶一般赶路,缄口不语,说话会让周身的热量非常快地流失。这一次,吸进冷风,呼出热气,在腊月的严寒中面对着一群眼巴巴的农村少年谈人生和理想,我口中吐冒一团团的白烟,像老式的蒸汽火车头。
演讲完了,我说,谁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个纸条。这是演讲的惯例,我有什么地方说得不妥当,请大家指正。孩子们掏出纸笔,往手心哈一口热气,纷纷写起来。老师们很负责地在操场上穿行,收集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