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转一贴《听披头士的林立果才是中国摇滚第一人》（作者江小鱼）

按：如果说崔健于1986年5月9日为中国内地打开了一扇摇滚大门，林立果则是第一个为我们开启摇滚乐窗户的人，时间是1969年。他听披头士，看伍德斯托克音乐会记录片、读垮掉派诗歌。北村称，他是那个时代的秘密，是那时候少数几个清醒的人之一。

如果说崔健于1986年5月9日为中国内地打开了一扇摇滚大门，林立果则是第一个为我们开启摇滚乐窗户的人，时间是1969年。 还原一个看似并不普通的日常图景。 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最初一年的某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厚厚的窗帘却阻挡了一切光线的进入。这间装修简单的房间里一片凌乱，烟头散落了一地，有的已经抽完，有的只抽了半截，灰白色的烟灰在老式苏联吊顶电扇的风力下无力地飘动着。 一个叫林立果的青年坐在高级织锦缎沙发上，他以60年代先锋青年特有的颓废，拿着刚刚掐灭的半截烟头，轻轻吹着上面的烟丝，他的目光掠过自己的屋子：房间里到处都是喝过的玻璃杯，宽大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除了中国古代的禁书，多是西方的诗集、名著和军事书。书架下的地上散落着一大堆唱片。红木硬茶几上摆放着他刚鼓捣的无线电的电子配件和一些港澳刊物。靠近门边，是一个西洋式的吧台，酒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洋酒，再旁边是一把价格不菲的吉它和一个架子鼓。贴着漂亮壁纸的墙上，却几乎完全被西方的电影海报和摇滚招贴画所占据。两个巨幅的吉米·亨德里克斯和约翰·列侬的海报尤其醒目。旁边镜框里还有一幅四年前牺牲的切格瓦拉的签名照（那是1965年格瓦拉访华时亲自签给他父亲的）以及林立果自己的一张照片。相片中的林立果，身材魁梧，样貌英俊，目光坚定。 林立果木然地看着这一切，这间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屋子，此刻却使他的心情莫名地烦躁，甚至有些觉得苦闷起来。他丢掉烟头，重新点燃一根烟，在沙发上用力地缩了缩身子，把自己的身体深深埋藏在阴影中。

留声机里放着的，是Beatles的《Let it Be》。Let it be，让一切发生，让一切走远。音乐隐没在吊顶电扇嘎嘎转动的极大噪音中，林立果看着烟雾从嘴里吐出，缭绕，被风吹散不见，他突然希望自己如同这音乐一般，在这个世界中隐没，消失，对外面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但他做不到。 作为一个在特殊家庭长大的孩子，林立果即使不情愿，也无法摆脱让自己进入束缚和纷扰的命运。每想至此，林立果总是露出一丝不屑而无奈的微笑。他骨子里是个极其叛逆孤傲但外表却十分沉静谦卑有教养的高富帅，甚至和生人交往都会不由自主地脸红。这样腼腆的人，却被命运安排在如此特别的历史位置上，不得不经常和一些不知所谓的人打着交道，逼着自己去融入所谓的“政治生活”，对于他而言，这实在是无法忍受的痛苦。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这种烦躁而痛苦的感觉就更日益强烈。这也实在难怪自己会喜欢上摇滚乐，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下，如果还不许他呐喊，那他真的是要疯掉。

有时候林立果会想命运是条奇怪的河流，上帝把每个婴孩放在摇篮里，推入河中，让他们随波飘向各自的归属，很不巧他飘到了父母身边，很不巧他停了下来，很不巧父母接纳了他，很不巧，很不巧，他就这样接受了命运。当他被从摇篮里抱出来的那一刻，当他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他看到的就是军服、这个肃穆的家庭、对父亲毕恭毕敬的各色人等…… 而他在尚未懂事之前，便张开双手接纳了这一切，等他懂事之后，发现自己只能无止尽地接纳下去，别无选择。人生本就是别无选择，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自己飘荡到乡间，无所约束地长大，撒开脚丫子在土地上奔跑，做着自己想做的一切。 因为父母的特殊身份，林立果从小是由保姆唐妈带大的，每天和母亲说话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小时。每次母亲听到这种音乐，她脸上都会显出不悦，走进来到桌台前轻轻把音乐关掉，具有深厚古典音乐修养的她会不解地说道：“这都是什么音乐啊，乱七八糟的，成天听一些西方的莫名奇妙的音乐！” Beatles的歌声戛然而止，屋子里陷入一片寂静。 林立果猛地站起来，一下把窗帘拉开：“你懂什么音乐，你们那些样板戏才是真正的文艺垃圾！”他绕过母亲，向门外走去。

林立果又名老虎，有一个亲姐姐，是家中独子，深受其父母喜爱，尤其父子交流特别多，据在青少年熟悉林立果的人讲，他和父亲一样喜欢读书、思考，但也热衷于研究电子配件和摇滚乐。 曾是林立果直接上级的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回忆到：“林立果是北大物理系学生，理工科方面的知识还可以。那个时候全国都在搞思想革命化，他哪搞那些！他到处看外国书籍、录像、电影。那时候谁也不懂录像，他弄了个机器，怎么拍怎么拍，还能鼓捣一通。他也异想天开要搞些科技方面的名堂。……其实，林立果这个人，你说他看的材料多，听到的多，恐怕是事实。林立果生在那个家庭，比当时同年龄的人视野开阔，知道的多。” 林立果自已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教育正规，潜力很大；但盲目崇拜，失去自我，没有出息。” 熟悉的人都说林立果人挺聪明，有些特点真像其父亲，看问题说话还真尖锐。有一个人正在为“文革”中一批一批又一批干部的不断倒台百思不得其解。林立果对他说：这样斗来斗去就像绞肉机。这人一听，茅塞顿开，顿时感到了心灵的悸动和思想的撞击，因此和林立果靠得更近了。

林立果自已感到欣慰的，是他能够因此而接触到西方文化，捣鼓西方的科技，在这个年代，这些“资本主义”的玩意，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更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扣上了“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但林立果却不因此受到任何限制，母亲对他捣鼓这些西方玩意虽有一些微词，但其实也是不干涉的。母亲的床边有个可以利用支架直接拉出来在床上用餐的小餐桌，包括她刷牙时的电动牙刷，就都是出自林立果的设计。她只是对摇滚乐那狂飙般的噪音在生理上本能地排斥，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对自已心爱的儿子喜欢这种源自西方的资本主义音乐而感到忧虑，甚至有一些恐惧。 和林立果的母亲一样，当时的绝大多数的国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摇滚乐，更别说听到了。在那个年代的整个中国内地，也许只有林立果的房间里才能堂而皇之地听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火焰般熊熊燃烧着另外一种能量的音乐。 林立果和他最要好的伙伴都是摇滚爱好者，他们自称是“联合舰队”，别人也这么称呼他们，多年以来“联合舰队”或“小舰队”一直被称为某种特殊政治组织的代名词。其实“联合舰队”的来历是因为他们太喜欢Bealles的《黄色潜水艇》而给自已取的名字，同时也源于日本电影《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里的海军精神。 他们除了关心政治、军事和国家的命运之外，聊的最多听的最多的其实是摇滚乐。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摇滚爱好者的群体存在，虽然他们比西方摇滚乐产生的1954年要迟15年诞生，但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中国摇滚乐的诞生时间1986年则要早17年。也就是说，摇滚乐在大陆的存在迄今也有43年的历史，而不是仅仅只存在26年。

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最伟大的摇滚传播者和创造者，而林立果则是真正的摇滚先行者。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披露的史料中关于林立果喜欢摇滚乐的文字并不多，最详尽的是张宁回忆录中的描述： 从毛家湾回来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林立果带着周宇驰到医院将我接走。……行车途中林立果情绪很好，周宇驰驾驶，林立果坐我身侧，不住侧脸瞧看我神情，双眼常看我的手。我看那神情是想接触我的手，便将双手放在腿上握成拳交叠着，不让他有机会碰我手指。林立果见我这样，突然无声地笑起来，对周宇驰说：“老周，把音乐开开，轻松轻松。”说毕又朝我笑，我明白他在说我，反倒不好意思。 我非常惊奇，以为耳朵听错，音响里传出的竟是西方摇滚乐，在当时红透天的文化革命中，听这种音乐即是反动，在基层准被政治收审。林立果欣赏我惊疑的神情，问是什么音乐，什么音响，我说是立体声摇滚乐，轮到他惊奇了。周宇驰哈哈笑道：“嗬，看不出小张挺懂音响，还听出是立体声。”林立果摆弄的东西都是进口渠道得来，在当时社会上是稀罕物，我懂得这些得赐于两次出国见了世面。林立果高兴地问道：“你喜欢吗？”我点点头。他更加得意地说：“那个‘旗手’是‘下里巴人’，懂什么艺术？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周宇驰从后视镜中看到我神色不对，忙打岔说道：“别扯远了，莫谈国事。哈哈哈。”林立果不服气地嘴里“哼”一声不再言语，林立果说的话我是不敢说，但他确实说到了点上，让人感到既惊悸又痛快。我内心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觉得他与众多高干子弟有些不同。

作为一个追求新思想的富于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同样对民族未来忧心忡忡的林立果对食指特别欣赏和敬佩，这本食指的诗歌手抄本也是他费了好大功夫才弄到手的，一直都带在身边。林立果曾尝试着用吉它将《相信未来》改编成歌曲，可惜由于他过早的匆忙离去，我们永远无法听到这首也许是中国最早的摇滚原创歌曲了。 细读此诗，会发现这首诗似乎也正是林立果当时及身后命运的冥冥之中的最真实写照。 林立果的家里有个电影放映厅，四周的墙上都蒙着厚厚一层的隔音布，依稀能看见大厅中间放着一架电影放映机，一边的墙上画着一片巨大的大麻叶子，旁边是“LOVE AND PEACE”几个英文字母。另一边的墙上则画着一只巨大的在悬崖边昂首挺立、啸视一切的老虎。他们经常在这里放映西方的电影和听摇滚乐。他最欢的电影是达斯廷·霍夫曼主演的《毕业生》，他在青春逼人的主人公身上看到了和自已同样的迷茫。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现场 后来，他和伙伴们还在这里观看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有关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记录了1969年8月15到17日在美国小镇伍德斯托克的那场著名的摇滚音乐演唱会的情景，45万人在暴雨造就的泥泞中狂欢。同时，舞台上的众多乐队也给他们带来真正的陶醉，在6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星几乎都参与到这次演出中，“琼·贝兹”乐队、保罗·巴特菲尔德乐队、“感恩而死”、吉米·亨德利克斯、“杰斐逊飞机”、贾尼斯·乔普林、桑塔纳、“十年后”和“谁人”等31位艺人（乐队）在3天的音乐节演出中登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