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集老高速公路的路基赫然横亘在黄旗海平原腹地，昔日的宁静被打破，许多年来一直无人问津的集宁路古城，骤然进入人们视线。这座房址、作坊、市肆、道路清晰，瓷砾、瓮皿、骨石器、灶炕、骸骨遍布，早已显露喧嚣端倪，充满迷离莫测，却不为人所尽知的古城又一次促动人们去揭密考证挖掘。

1958年、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及乌兰察布市的文物考古部门对古城遗址进行调查清理和小面积试掘，对古城的基本情况作了考证，确定了元代集宁路遗址。然而，没有大量实物的出土，对这个只在古地图上可寻，史书中仅有极少记载，遗址又狼藉难解的元代集宁路的兴灭渊源和隐沉其中的历史内涵，始终是谜。

1920年，平绥铁路通到集宁，现代集宁成为一个热闹的商业集散地，时称平地泉

1922年北洋政府设治时，古城遗址处发现一块元代“集宁文宣王庙学碑”，故名集宁设治局，后改集宁县。从此现代集宁面世，集宁大名流传于世。这块孔庙碑翔实全面地反映了元代集宁路完善的政治文化面貌，确立了元代集宁路及总管府的所在。

1988年集宁路古城遗址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为配合修高速公路，内蒙古文物考古部门开始大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连续四年，发现丰厚，令全国瞩目的消息频传，集宁路古城遗址因此入选“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于，昔日元代蒙古草原上一个重要的路级名城，神秘的历史容颜浮现在世人面前。

（一）
古城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金代时设集宁县，为西京路大同府抚州属邑，是蒙古草原与中原内地进行商贸交易的市场。元朝统一全国后，实行行省制，下设路，府，州，县，全国按地区分为十二行省，阴山以北漠北瀚海地区设为岭北行省。集宁路地处岭北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交通枢纽，构成沟通南北商贸的区位优势，又具有前朝形成的商贸辐射，故元朝政府升其为路，由中央政府中书省直辖，下辖唯集宁一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地处塞北孤居漠南的集宁路使命非同一般，体现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

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历史继承使集宁路独呈商贸之都的繁兴。历次考古大量出土的古钱币、坩埚、铜渣、料珠、箭镞、铁刀、铁钉、犁耙锄，以及骨器具、皮革加工器具、牛马用具、首饰器物，都诠释着这座城市与岭北蒙古各部繁忙的贸易往来，是岭北行省通往中原内地的物质集散地或中转处或加工场。在这里农与牧交流，蒙、汉、女真、契丹多元交融。尤使人触目的是富户们大批完整的窖藏瓷器，均来自中原内地，有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七大窑系，囊括全国名窑；窑系之广，数量之丰，品相之精，釉彩之全令世人惊叹。据考证，元朝一统天下，塞外集宁路与全国各地贸易频繁，丰富的商品在这里源源不断输入输出，商贾云集，货源充足，交易活跃，市肆发达，富人在这里享受着全国各地运来的珍贵物品，集宁路成为草原上一处不可或缺的商贸中心。不仅于此，为适应繁忙的商贸流通，城内大量私铸钱币，大量流通宋、金、唐、汉等古钱币。

商贸之优和地理之优使集宁路富名遐迩，成为政治、军事的附庸。考古发掘出铠甲、箭镞、刀斧以及累累乱葬坑、战骸等战争遗迹，都述说着这座富甲一方的塞外商都，历经过血雨腥风的屠戮。元朝疆域广阔，集宁路虽地处塞外草原却属元朝京畿腹里，在一个时期里，并无战事相扰，然而元末却进入了一个动荡的年代。据考古器物上墨书所记年代和史料考证，1351年红巾军长驱大漠直捣集宁路北面的元上都，集宁路难避战火袭扰，居民纷纷窖藏大量的财物外出逃难，而城内外就展开了一场场的劫掠，屋毁人亡。集宁路历经此劫元气大伤。十年后，明朝北伐大军云涌而至，战争之惨烈，毁灭之巨大，令人难以预料，战火中集宁路毁于一旦。此后明军据守元上都防御北元，拉锯不断，战事频繁，而位于元上都南面的集宁路已不具备防御价值，尽被遗弃。而后明军又把防御卫所收归关里，关外的集宁路从此被无声无息荒埋地底，湮灭消逝。今天人们依然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发掘出宝藏，才开始了惊喜与认识。

（二）
商业的兴旺促进、培育和伴随集宁路的发展与成熟。历经金、元两朝一百五十余年的长期建设集宁路颇具规模，长940米，宽640米，分内外城，内城属官衙、孔庙，外城分民居、商贸、工场、作坊各归所属；城内功能完备，格局规整，区域合理，交通畅达，市肆发达，一派中心城市的景象。所建设施结构完善，生活条件与功能优越。房舍分厅、卧、贮藏区，排水及炕暖设施巧妙实用，饭馆、药铺、煎饼铺等馆舍星罗棋布。数百年前草原上有如此成熟的城池使人叹为观止。使人充满好奇与幻想的是，位居市中心主干道两侧，长数百米，宽八米的十字街市肆。各种商铺门当户对顺齐排列，均为前店后居模式，遗址现场街道、房屋、水井、窖穴清晰，房内火炕、地灶、瓮、磨、器皿原样出现，昔日集宁路不尽的喧嚣与繁华都在那曾经洒满古人吆喝与爽笑的城址上呈现的淋漓尽致。集宁路用完备的城市体系与北方市井中古朴的忙碌与喧哗承载起草原丝绸之路和内地商贸及文化交流的舞台，给古老的蒙古草原平添了许多繁荣。

集宁路还是重要的民族与文化的交融之地。曾使集宁之名六百多年后复扬于世的，伫立于内城孔庙院中的“集宁文宣王庙学碑”，用汉字楷书清楚地镌刻集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蒙古官名）、总管、集宁县达鲁花赤、县尹、教授等公人名，蒙、汉、女真、契丹等族俱见。集宁路附近众多古墓碑文，文化内涵丰富。可见，在这个被游牧民族包围的草原城市，各族人们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取所需，形成着多民族融合的大趋势，集宁路的兴旺就是这种融合发展的见证和结果。在这个多民族的城市中，文化繁兴，信仰有别，寺庙庵院及儒学并行，尤倡导孔孟儒学，出现了各族文才学士。“集宁文宣王庙学碑”明确记载了蒙汉管员文人学士，在学术思想上“尊儒重道”，推崇孔孟；而各级要官的均有署名，足以说明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在全国提倡孔孟、汉族文化，已在集宁路形成浓郁的学术气氛，集宁路担当着塞外文化中心之一的角色。

集宁路古城在距今650年前传奇般隐去了，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进程把集宁路湮灭在漫漫云烟中，一度无人问津，但历史在相似地演变。今天，与集宁路相距25公里具有同等区位特点的现代乌兰察布，历经八十余年的风雨洗礼，已昂首挺立塞北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