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嘉靖前期内阁而言，世宗利用大礼议击碎了与其对抗的杨廷和旧内阁，并通过任用大礼议中倾向自己的费宏、杨一清等人向完全支持自己的张璁新内阁过渡。这种趋向是明晰的，符合明代政治的内在要求。

二、张璁屡次出阁的原因
张璁，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今温州市龙湾区）人，字秉用，号罗峰。在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后举行的殿试中名列二甲进士。后因避世宗之讳，改名孚敬，字茂恭，号罗山。张璁是鼎力支持世宗大礼观的中坚人物。在当时胜负难料且在杨廷和集团全面把持朝政的政治环境中，作为新科进士的张璁没有相当的学识和胆量是不可能勇敢地站出来挑战杨廷和的。作为大礼议中的风云人物，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张璁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其影响直至今日。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张璁的议礼动机和人品问题上。翻阅各类文献和论著，攻击张璁等“大礼新贵”为“小人”、“佞人”、“迎合”之词俯拾皆是。由否定张璁等人的品行进而否定张璁等人的革新行为，对其倡行的重大变革视而不见。作为身处权力巅峰的明世宗熟知官场百态，特别是钦定大礼议后的政治特点，能够力排众议，全力重用张璁等人。但世宗的皇权不是万能的，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世宗不得不以屡罢屡召的方式保全张璁等人，成为明代内阁政治史中极具特色的一幕情景。

张璁第二次罢职则是与夏言的矛盾。《明史·夏言传》言：张璁“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言自以受帝知，独不为下……言既显，与孚敬、献夫、韬为难，益以强直厚自结”。《明史·张璁传》亦言：“夏言恃帝眷，数以事讦孚敬。孚敬衔之，未有以发。纳彭泽言构陷行人司正薛侃，因侃以害言。廷鞫事露，旨斥其忮罔。御史谭缵、端廷赦、唐愈贤交章劾之。帝谕法司令致仕，孚敬乃大惭去。”此次离阁后，世宗之母蒋太后多次问及张璁，加之内阁无得力之人，四个月后，世宗又诏复张璁入阁，言：“自卿去后，切轸朕思。人谁无过，朕勿类心，必得卿始终以佐之，而后可慰我圣母之怀，副我思托之至。”嘉靖十一年三月至京后，张璁由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进为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仍为首辅。世宗要求张璁恪尽职守，敢于任事，不要因罢职而气馁。

张璁第四次离阁的主要是身体原因。张璁于嘉靖十四年三月自言：“臣因力薄任重，事烦心劳，遂致痰火上冲，喉吻常痛，去年三月内，在阁举发昏晕几仆，今年正月四日在朝房斋宿，病又举发，昏晕不省人事者逾日，举朝知之。”由于病情未见好转，张璁多次上疏乞休，世宗不允，只答应休假在京疗养。同时，世宗赐张璁药方，令其服用，言：“朕惟近古之君有剪须疗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药数味自饮，辄效。兹为卿择清心宁神驱火保肺者为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念。”但由于张璁病情急剧加重，世宗被迫许其致仕，并对张璁说：“卿辅弼有年，朕所倚任，兹以感疾屡疏乞休，情辞恳切，特允所请，给驿以归。仍赐敕奖谕，遣行人、御医伴送还乡，有司月给米八百，岁拔人八名，时加存问，以示朕优眷之意。”可以看出世宗对张璁的眷顾之情。此次离阁后，现有阁臣无人能够充任首辅之职，世宗只得召回老臣费宏，但居阁不足三月，费宏物故。嘉靖十五年七月，世宗要求张璁病情好转后急速入阁，并多次催促其还朝任事。张璁不顾病情，曾两次离家赴京，但皆因病情恶化而匆匆返回，未能面见世宗，最后于嘉靖十八年二月卒于故乡。世宗以张璁能够“危身奉上”，亲自确定其谥号为“文忠”。此前支持张璁的世宗之母章圣皇太后于嘉靖十七年十二月逝世。张璁的去世，标志着大礼议对嘉靖内阁影响的基本结束。

就张璁而言，其屡次罢职，与其刚崛的性格也有直接的关系。张璁之所以在世宗即位之初以渺小之力敢于挑战杨廷和的大礼观，除了其对礼学有精深钻研外，他所具有的政治胆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而这种胆识取决于他刚直的性格。史载张璁“赋性正直，光明作事，轰轰烈烈”。而攻击张璁者认为他“性偏”、“刚愎自用”在进入内阁后，世宗希望张璁能够刚柔相济，以免招致怨言，对张璁说：“卿性刚速，或伤于过，宜思所以济者，以协恭辅朕，赞理化机。”但张璁依然如故，世宗只有用增加阁臣人数来约束张璁。夏燮在论及嘉靖十年世宗令张璁复入阁时说：“时（礼部尚书）夏言益用事，李时、翟銮在阁，未几方献夫复入，孚敬亦不能专恣如曩时矣。”此论有一定道理，但这一人事安排还不足以约束张璁。嘉靖十四年，世宗就张璁的敢作敢为询问“谦和”、“宽平”的阁臣李时：“孚敬阁中专决，卿不与争?”李时言：“机务至是，臣岂敢不争!第孚敬性刚，一时难入，比委曲讲究，卒亦未尝不从。”世宗说：“昔杨一清言彼惟是如此，且如庄肃皇后谥号即用十二字，何害？用至与礼部争辩如此!”李时答道：“孚敬止以弟嫂与子母不同，亦是忠爱。”世宗言：“忠爱固然，不无执拗耳!”就世宗而言，大礼议的时代还未结束，同时推行革新和巩固皇权还离不开张璁。他对张璁“执拗”的不满，说明张璁的行为时有冒犯皇权，故试图借助罢职让其回家反省的方式来挫其锐气，使其适应逐渐稳固的嘉靖政治。吴瑞登论道：张璁“再去再还，世庙盖欲挫其性而使之改也，然至死不改”。张璁非“迎合”之辈，不论其与世宗见识相同与否，都出于他本心的认知和流露，而不会随波逐流，议大礼时如此，身处内阁时亦如此。

明代内阁是在朱元璋废相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辅政机构。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皇帝已离不开阁臣，但也经常提防阁臣的专权。皇帝与阁臣如“家人父子”、“股肱”之类的比附只是明朝人的一种理想而已，不可能真正实现。皇帝日夜提防阁臣，明代朝臣特别是言官也在监视阁臣，一有风吹草动，便一哄而上，动辄以“专擅”之名攻伐不已。与其他阁臣相比，张璁在大礼议中鼎力支持世宗，故最得世宗倚信。史载：世宗“始终眷礼，廷臣卒莫与二，尝称少师罗山而不名”。史书谓张璁“得君最专”是符合实际的。《明世宗实录》的编纂者论道：张璁“在内阁，自以受上特知，知无不言，密谋庙议，即同事诸臣多不与闻者……其眷遇之隆，始终不渝……终嘉靖之世，语相业者，迄无若孚敬云”。相对于张璁之后的夏言、严嵩、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的种种遭遇，世宗对张璁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和尽可能的保护，使其在嘉靖前期的政治旋涡中能够化险为夷。张璁与世宗之间形成的这种特殊的君臣关系，在明代阁臣中是独具特色的。何乔远论道：“知臣莫若君，使其三揖以进，一辞而退，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岂不赫然名臣哉!” 不充分了解张璁的阁权，就不可能理性地认识夏言、严嵩、高拱、徐阶、张居正等先后相继阁臣的权力特点及其行政行为的得失。

在学界一味地突现嘉靖时期内阁的“混斗”的同时，部分学者充分注意到了嘉靖内阁在明代内阁发展史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认为从嘉靖开始至万历初年是明代内阁发展过程中的“鼎盛”时期，这应该是认识嘉靖内阁的主要视角。笔者认为，把杨廷和视为嘉靖内阁鼎盛开始的代表人物是不妥的。在世宗于嘉靖三年钦定大礼议之后，张璁入阁并担任首辅之后，他利用大礼议中与世宗所建立起的比较牢靠的君臣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内阁作用，使内阁在嘉靖至万历前期的明代政治中释放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和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张璁之后，首辅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相继在内阁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其他时期所不具有的现象。张璁是嘉、隆、万内阁“鼎盛” 时期的真正开启者，他所起的特殊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必须予以正视。

转贴结束

下面楼主将会贴一些张璁的改革举措。

　一、清勋戚庄田
世宗即位后，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张璁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晋江人黄光升《昭代典则》中赞叹道：“张孚敬（张璁）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寝，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万世不可泯也。”
　　《明史·本传》赞张璁说：“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
　　明万历本作《国史传》赞张璁说：“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绝，海内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