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齐马特”时期的法令颁布后，享有特权的穆斯林的反应是：非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等）怎么能和穆斯林平起平坐呢？有的穆斯林认为把特权给予非穆斯林是不合适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援引“沙里亚”（伊斯兰法），说，把权利让给基督教徒，是与神圣的伊斯兰法则相违背的。落实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宗教界人士也必须纳税（本来除了宗教义务“天课”外不向政府纳税），政府坚持征收人头税，宗教界人士严厉指责改革。在旧制度下独享特权的穆斯林包税人、商人也批评新政策。连那些普通穆斯林青年，也觉得让基督教徒加入政府军队不合适。服兵役是穆斯林尤其土耳其穆斯林的神圣权利，新法令宣布“服兵役是帝国所有臣民的义务”，土耳其穆斯林不乐意接受。传统奥斯曼社会的臣民划分是：穆斯林、迪米人、非穆斯林、外国人。改革引进新的社会群体划分方式，不以宗教信仰来划分民众，而以“奥斯曼人”取代传统的划分，也让特权阶层不高兴。 　　法令宣称提高非穆斯林（如基督教徒等）的地位，也没有使他们满意。他们的愿望，并不仅仅满足于在法令上与穆斯林平等，他们需要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哪怕保持旧制度也能维护特权。比如希腊基督教徒，在奥斯曼帝国多年的“米勒特”制度下，他们在基督教社区中享有特权，一旦“平等”，优势和特权就丧失了，所以，非穆斯林的真实愿望，要么是保持传统特权，要么取得新的特权，总之要保持优势地位，维持“不平等”才对他们有利。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就不甘心当帝国境内“平等成员”中的一员，欧洲国家不停地向素丹施压，要求“妥善处理帝国境内基督教徒的地位问题”，民族主义者在煽动“自治”和“独立”。

对企业主、商人而言，新政策确立了新规则，限制了他们获取利益的途径。以前他们通过寻求上层“保护伞”来获取垄断利益，往往不存在这个“准许”那个“规则”的，一旦失去特权，他们的利益会受损。另一方面，改革法令允许外国人在素丹管辖的范围内持有、购买、处理不动产，这也冲击了国内富有阶层的“固有领地”。 　　可见，政治改革的目标没有问题，但改革的措施真正推行时，不仅仅特权阶层反对，连普通民众也有意见，因为大家发现：“平等”原来不是个好东西！事实上，“平等”并不是所有人的愿望；每个人真正的愿望是自己始终高出别人、优越于别人。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在土耳其人的皇权统治下生活了几百年，等级固化，意味着利益分配方式固化，这就是1878年之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推行独裁三十年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看来，“限制君权”，素丹不高兴；实行“平等”，各阶层有意见，那就只能退回到皇权时代，维持“不平等”，大家相安无事。

马哈穆德二世时期（1808―1839），世俗精神的出现，推动了教育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
进入17世纪以后，曾经威震四方的近卫军，开始变得纪律涣散，专横跋扈，并且出现世袭化现象，近卫军逐渐成了改革的阻力。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素丹没有近卫军的支持，就无法继位和保持政权稳定。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解除了这支军队。马哈茂德二世果断消灭这一威震欧洲四百余年的军团主要原因有：一是1807年马哈茂德二世的堂兄塞利姆三世被近卫军军团发动兵变而废黜，马哈茂德二世担心自己会重蹈覆辙。二是近卫军腐败，军纪涣散，战斗力差。
　　消灭近卫军军团，建立“穆罕默德常胜军”是马哈茂德二世大改革的开始。建立一支新式军队，教育改革是关键。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非教育本身的改革，而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改革。其目的是为新军队补充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穆斯林军官和为帝国各级政府部门充实具有专业知识的称职官员。新军的建立，困难重重。找到足够多的对新军进行训练的教官，都是不易之事。为解决军事人才的匮乏问题，素丹从自己的宫殿护卫之中，选拔训练有素的年轻精英组成军团，然后把军官派遣到新军之中。这一兵团是由200多名王室家族的奴隶和统治阶级的后代组成。但是许多军官喜欢过宫廷生活而不愿从事军事训练。素丹被迫在1830年5月解散了兵团。

坦齐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之前，教育不是由国家负责，教育完全宗教化，教育被乌里玛所控制；改革者试图把教育权力集中于中央，强化了中央集权；并且教育体制规范化标准化。除了宗教学校之外，政府创办的学校脱离了乌里玛的控制，由教育部来管辖。教育不仅包括传统的宗教教育，而且还讲授新的人文和科学知识。
　　但是教育的世俗化也遇到资金、师资等方面的困难。由于帝国中央财政紧缩，中央无力负担学校的建设与资金投入，由地方政府负责这部分资金。帝国的财政危机爆发，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同时，教育改革也遇到了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担心教育会带来对宗教不利的因素。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几乎是各国面临的问题，奥斯曼土耳其也不例外。农村教育比城市教育发展缓慢得多，城市教师反对去乡村教书。帝国教育改革进展缓慢，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坦齐马特改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奥斯曼帝国自成立以来，乌里玛对教育的垄断地位。教育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实现世俗化。但是毕竟形成了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存的局面，教育领域变得愈来愈世俗化。教育的改革为后来青年土耳其时代世俗化教育创造了条件，并且为凯末尔总统的教育、文化等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培养出一批具有新思维、新思想的优秀青年。被称为土耳其新文学运动三杰的伊卜拉欣・邢纳西（1826―1871）、齐亚（1825―1880）和纳米克・凯末尔（1840―1888）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文化。

历时两个世纪的教育改革，为共和国初期的世俗化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凯末尔总统共和国时代政教分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假如没有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教育改革，恐怕土耳其国民未必能接受凯末尔总统时期的世俗化教育。
　　凯末尔总统开始了全面的教育改革。1924年凯末尔政府通过了统一教育法，废除旧式宗教学校，取消了公立、私立学校的宗教课程，用世俗的现代教育取代原有的宗教神权教育，这实际上也是政教分离的必然举措和结果。凯末尔总统本人亲自领导了国家的宗教改革，把全国的所有学校划归教育部来统一管理，宗教无权干涉教育，结束了宗教学校与世俗学校并存的格局。国家开始实行完全的普通教育和单一教育体制。国家另外创办宗教学校，培养伊玛目、布道师等宗教人员。教育部还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开办神学院，培养高级宗教学者。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世俗化改革，不单纯是兴办世俗学校、开设现代化课程。其重要意义在于使人的观念摆脱传统伊斯兰宗教的束缚。这对以后共和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8年，凯末尔进行了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废除一夫多妻制和伊斯兰教的各种陋规，提倡男女平等，妇女不戴面纱，抛弃封建时代装束，采用西装礼帽等。凯末尔社会文化改革的成功进行，都离不开奥斯曼帝国教育的世俗化基础。进一步讲，伊斯兰性质的政党正义发展党掌握政权，国家政教分离的政体依然如故，都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改革分不开。教育改革过程的艰难与长期性，恰恰造就了一支忠于政教分离体制的军队。共和国历史上三次军队干政，世俗政体得以维持，就是实例。土耳其的世俗教育已经深入人心，虽然城乡世俗教育有所差别，人口
　　比例有所不同，但是教育世俗化是不可改变的方向。

独立运动传遍整个安那托利亚。一些协约国获得的军需品被秘密从伊斯坦堡转移到安那托利亚中部，奥斯曼官员热切希望抵抗对鄂图曼领土的瓜分。阿里·福阿德·哲别索伊将军将他的部队由叙利亚转移到安卡拉，并开始组织动员反抗势力，包括以泽克兹·伊泽姆为首的高加索移民。
安那托利亚的南部边绿地区实际上已被英国的战舰及希腊、意大利的军队控制，土耳其国民运动的本部遂移到地势崎岖的安那托利亚中部。面对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苏丹政府让一些鄂图曼的主要官员，如阿塔土克，出任色佛尔条约介定“鄂图曼拥有绝对主权”地区的重要职位，那些地区不受协约国管制。鄂图曼政府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仍存有争论。有一个观点认为，这是鄂图曼政府倾向支持国民运动的行为，另一观点认为苏丹政府仍想控制伊斯坦堡。另一个较为显著的观点认为，苏丹政府把这些官员赶出伊斯坦堡，让那些部队在首都的影响力降到最低。苏丹被引述指，在没有有系统的军队之下，协约国军队是不可能被打败的。当时的国民运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在安卡拉受阿里·福阿德·哲别索伊统领，另一支驻扎在埃尔祖鲁姆，由卡兹姆·卡拉贝克尔统领。通过暗中操纵及朋友和支持者的协肋，阿塔土克成为安那托利亚所有军队的监察长，他的工作是要监督鄂图曼武装部队的解散程序。阿塔土克及他的职员在1919年5月16日晚上乘坐一艘汽船SS班德尔马离开伊斯坦堡，前往萨姆松 。5月19日，阿塔土克抵达萨姆松，在明蒂卡皇宫酒店住宿。阿塔土克让萨姆松的民众意识到希腊及意大利军队的登陆，他举行佷多的会议，而电报系统亦让阿塔土克很快与安那托利亚的各个部队取得联系，并连络多个民族主义团体，他利用电报就英军援助希腊盗匪及英军的领土干预向外国大使及军事部门提出抗议。在萨姆松逗留了一周后，阿塔土克前往85公里外的哈夫札。阿塔土克在他的自传里写到，他需要全国的支持。他在加里波利之战后的英雄身分给予他一些优势。然而，这仍未足够鼓动每一个人。1919年6月21日，他与劳夫·奥尔贝、阿里·福阿德·哲别索伊及瑞菲特·贝尔会晤，发表阿马西亚公告

1919年6月23日，卡索普得悉阿塔土克在安那托利亚那些低调行动的意味，于是向外交部报告。他的报告却不被外交部负责东方事务的佐治·杰臣所重视。萨姆松的英军首领靴斯亦曾多次向卡索普警示，但靴斯的军队却被一个啹喀军旅接替。英军的调动使当地的人民相信阿塔土克的主张是正确的。国防协会在特拉布松建立后，一个相对平行的组织亦在萨姆松建立，这些组织宣称黑海地区并不安全。占领伊兹密尔所发生的事情再次重演。英军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卡索普因违反他所签署的停火协议而引退，于1919年8月5日调任其他职位。鄂图曼军事大臣菲利特命令瑞菲特·贝尔及阿塔土克纾缓黑海地区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局势。菲利帕夏向他们保证，英军不会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阿塔土克向密友说道：“菲利帕夏不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为了帝国的利益，他应当辞职。”7月2日，阿塔土克收到苏丹的电报，苏丹要求他停止一切在安那托利亚的行动，返回首都。阿塔土克当时在埃尔祖鲁姆，他不想返回伊斯坦布尔，他担心外国势力会算计他，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请两个月的假期。代表大会在锡瓦斯会议被确立。

1919年10月6日，阿里·黎渣帕夏派遣海军大臣胡卢斯·萨利赫帕夏与国民运动商讨。胡卢斯·萨利赫帕夏并没有 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胡卢斯·萨利赫帕夏与阿塔土克在阿马西亚会晤。阿塔土克将奥斯曼帝国议会的代表性问题提上议程，他希望阿里·黎渣帕夏能够与代表大会签订一份协议。阿里·黎渣帕夏在咨询了英国的意见后拒绝作出任何形式的承诺。1919年12月，奥斯曼帝国议会的选举首次进行，这是建立代议政制的一次尝试，主张中央政府的合理性，以回应安那托利亚的新兴国民运动。同时，一些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在边疆筹组希腊国民义勇军，他们自行活动。奥斯曼帝国议会内的希腊议员多次阻挠会议进程，许多希腊人民也杯葛了该次的国会选举。新的选举制度组成了新的奥斯曼帝国议会，但阿里·黎渣帕夏对于国会能为他带来合法性的想法过于轻率。国会一直被伊斯坦布尔的英军笼罩。任何国会的决定也要得到阿里·黎渣帕夏及英国官员签署。新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议员们不用多久也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不会有任何的完整性。阿里·黎渣帕夏及他的政府变成了三国协约的发声机器。被通过的法令都要得到英国的认同和特别指示。

阿塔土克对此已早有准备，他提醒所有民族主义团体，首都可能会发布一些误导性的消息，他又说，只有组织抗议才能迫使英方停止行动。他说“如今，土耳其民族要为保卫国家地位而奋斗，国家的存在及独立就是国家的未来”。阿塔土克对阿拉伯起义及当中英方的干涉有相当深入的认识，他处处比英国外交部棋先一着，使他在众多革命者当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1920年3月18日，奥斯曼帝国议会向协约国提出抗议。在抗议文件里提到，国会对有五位议员被拘捕表示不能接受，但英国已采取行动，鄂图曼的政制被废止，留下苏丹作为帝国的统治者，而苏丹也要倚赖协约国的力量维系着奥斯曼帝国，成为协约国的傀儡

在发表阿马西亚公告之前，阿塔土克与一位布尔什维克代表谢苗·布琼尼上校会面。布尔什维克意图吞并高加索部分地区，包括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曾经是沙俄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视土耳其为一个缓冲地区及共产主义盟友。阿土塔克回覆说：“这问题要延后讨论，直至土耳其独立。”阿塔土克以此来争取俄国对国民运动的支持。阿塔土克首要的目的是要确保能够得到武器，这些武器主要来自苏联、意大利及法国。这些武备，特别是苏联那些，使土耳其人能有效武装军队。签订卡尔斯条约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允诺割让纳希切万及巴统，以换取苏维埃的支持及资金。1920年8月4日，莫斯科的土耳其代表里札·奴尔发出一通电报，说60支克虏伯大炮、3万发炮单、70万发手榴弹、1万发地雷、6万口罗马利亚刺刀、150万支鄂图曼步枪、100万支俄国步枪、100万支曼里夏步枪，甚至还有一些先进的马蒂尼－亨利步枪以及25000口刺刀很快就归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所有。 奥斯曼政府签署《色佛尔条约》，条约列明保留政教合一制度，伊斯坦布尔仍归苏丹管治。色佛尔条约不被民族主义者所认同，他们认为色佛尔条约并不是要确立边界，也没有为人民的利益设想，鄂图曼政府只是为了短暂的外交利益而签署。此外，韦尼泽洛斯为希腊从中得益，其他国家要让希腊占领那些地区。三国协约原本不希望那些被希腊占领的地区把保加利亚及安那托利亚分离，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实力获取那些地区。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及《巴统条约》界定了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及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边界。不过在《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后，土耳其东面的边界已与条约订立的有所不同。

不过在《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后，土耳其东面的边界已与条约订立的有所不同。三国协约谈论海外亚美尼亚人的诉求及重塑边界的事情。十四点和平原则可作为亚美尼亚的动机，如果亚美尼亚人能够证明他们在土耳其东部占多数的人口，他们就能占据这些地区。亚美尼亚人在边界的活动经常被用作重塑边界的论据。伍德罗·威尔逊同意将这些地区转让给亚美尼亚，因为这些地区主要由亚美尼亚人控制。这些讨论的结果都写在色佛尔条约上。有一股从东南面来的亚美尼亚人获得法国的支持，法国-亚美尼亚协定承认亚美尼亚在西利西亚的主权，法国则可建立亚美尼亚籍法国军团，以联合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及获法国支持的那股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可得到更多的资源，以抗衡布尔什维克的扩张。独立战争其中一场重大的战役在亚美尼亚及土耳其的边境上展开，虽然希腊在西面威胁着土耳其人，但土耳其人仍能在这里发动攻势。卡兹姆·卡拉贝克尔分别在两份报告上论述土耳其东部的形势，详述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的活动。俄国政府向土耳其人传送一个讯息，俄国与亚美尼亚、俄国与伊朗的边境已置于俄国的控制下。当时的土耳其较为落后，并没有本土的军事工业，俄国的协助至关重要。巴基尔·森米·贝伊被派往与俄国会谈，俄方要求土耳其割让凡城及比特利斯予亚美尼亚，这对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来说不可接受，他们还要面对另一些难题，包括对亚美尼亚人侵袭的迟缓反应引起土耳其人不满、希腊的威胁以及外交联系需要协调。

外交照会还没有开始，亚美尼亚为了增加谈判筹码，驱军到奥尔图，引致奥尔图之战。奥尔图之战终止了土耳其人与俄国的会谈，不久后鄂图曼政府签署色佛尔条约。1920年7月25日，乔治亚占领阿尔特温。
卡兹姆·卡拉贝克尔率军把亚美尼亚军赶出奥尔图，并且反攻亚美尼亚，迫使亚美尼亚签署停火协议。
《亚历山德罗波尔条约》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签订的首条条约，该条约废除了《色佛尔条约》里有关阿美尼亚在土耳其东部边境的活动。亚历山德罗波尔条约内的十项说明亚美尼亚放弃行使色佛尔条约。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达成和平协议后，亚美尼亚在11月底爆发共产起义。1920年11月28日，艾纳特里·海克率领第十一团红军越过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进入亚美尼亚，第二次苏联-亚美尼亚战争仅持续了一个星期，亚美尼亚被打败以后不再对土耳其民族主义活动构成威胁。有说法指，如果亚美尼亚满意1919年时的边界，就可以对布尔什维克的征服作出有效的抵抗。1921年3月16日，布尔什维克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签订一份更详尽的协议，称为《卡尔斯条约》，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及乔治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也参与签署。从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掳获的武备被运送到西面对抗希腊。

法国希望在叙利亚殖民，西利西亚在法国的压力底下很容易会失守，因此紧守托鲁斯山脉对阿塔土克来说至关重要。法国的士兵远道而来，他们利用亚美尼亚军队获取情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则与当地的阿拉伯部落合力抗衡。阿塔土克曾经说：“法国军队将会撤出。”阿塔土克认为法国的军事威胁仅次于希腊。他认为如果希腊的威胁扩大，法国也不会无动于衷，他的见解在后来得到了证实。法国对于土耳其人的顽抗感到相当意外，法国责备英国未能遏止抵抗力量。希腊及英国军队在土耳其西部受挫后，法国利用亚美尼亚人在南部对抗土耳其人的策略亦告失败。亚美尼亚藉法国军团不能按计划联合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对抗民族主义军队。多数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只得跟随法国军队迁移。法国要求阿土克塔的土耳其政府赔偿一百五十万枚金币，但被拒绝。
为了挽回《色佛尔条约》，三国协约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上向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施加压力，要他们同意一些条款。伦敦会议的双方由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结果两个阶段的和谈都以失败告终。会议上由三国协约提出的色佛尔条约修改方案与全国契约不相容。伦敦会议让三国协约得以修改他们的一些策略。在10月，会议各方都收到来自马克·兰伯特·布里斯托少将的一份报告。他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分析当时的局势，调查了协约军占领伊兹密尔及在当地爆发的流血冲突。委员会在报告里指出，如果色佛尔条约里的吞并都没有被执行，希腊就不应该是唯一的吞并者。布里斯托少将也不知道如何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解释这里的吞并，而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就提到“尊重民族自决”。布里斯托少将相信，土耳其人不会接受国土被吞并。不过，伦敦会议及布里斯托少将的报告也未能改变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的立场。他支持希腊吞并爱琴海沿岸。

执政期间，凯末尔施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凯末尔改革，涉及国家体制、法制、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使土耳其成为世俗国家，为土耳其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8年11月10日在伊斯坦布尔去世，享年57岁。
就这样立国五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重获新生，完成现代化。再次屹立于伊斯兰世界。 完结

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