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时，欲寻觅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大家推举汉代专家杨树达。杨树达通晓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但如果有人问他汉代发生过什么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他会不知如何作答。因此，杨树达教授一年之后，仍不能“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蒋廷黻不禁感叹道：“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这个目的反而被人渐渐给忘记了。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①193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陈述致函所长傅斯年时也提到：“略窥老旧史家与今日史家之异趣，似旧日多以书为本位，现代则多重历史问题。”②
　　蒋廷黻和陈述的这种观感不仅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两种治学路径的差距，更隐约显示出文献学与历史学两种学科的歧异，背后蕴藏着一个学科定位问题。在“五四”以来中国学术重新定向的语境下，在追问究竟应该如何研究历史时，妥当调停和处置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关系，也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经学研究的制导和示范下，中国史学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史考传统也直接促成了历史学与文献学的交叉重叠。中国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演生出一些相对固定、清晰的学术传统。一是著史撰史的传统，它是以一定的思想观念为旨归，或贯通上下古今，或总括一代之人事，是一种综合性工作。二是考史注史的历史考据学传统，或可简称为史考传统。史考不作系统性的大规模著述，而是专门从事具体史书史实的注释考订。与史撰工作关注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本身不同，史考工作聚焦于历史的记录，即史料和史书。史考观念大概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说法。公羊、谷梁、左氏传注《春秋》，既有对《春秋》书法的注解，又有对其中史事的考证。三国时谯周撰《古史考》25篇，对史记中的史实错误进行订正，开考史专著之先河。史注中的名作首推南朝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其注对《三国志》原书进行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对有关三国的文献史事，颇下了一番广集博采的搜考功夫。历史考据学的真正发达是在宋代，这一时期对史料的考订批判达到一个新的水平。⑥司马光写定《资治通鉴》后，自为《考异》30卷，为考史之模范。史考之业至清乾嘉而大盛，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乃其荦荦大者。他们研究版本、校正文字、阐明训诂，考求其中的天文历法、地理沿革、职官制度等内容，解决了不少疑文晦义。乾嘉学者对旧史的清理，不但为利用史料史书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还完善了考证的方法和工具，史考传统由此臻于极致。

作为史考传统的集大成者，乾嘉学派的主要功绩就在古籍整理方面。胡适把“乾嘉汉学”的主要业绩概括为“有系统的古籍整理”⑦。他说：有清三百年的主要学术业绩是“整理古书”，“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⑧。毕生致力于古文献研究的顾颉刚感受则更深，他说：“我们现在考辨古书，为什么成绩能比宋人好，只因清代三百年的学者已把古书整理得很清楚了，我们要用好版本，有；要用好注释，也有；要寻零碎的考证文字，也多得很。清代的学者辛辛苦苦，积聚了许多材料，听我们用。我们取精用弘，费了很少的功夫即可得到很大的效力。”⑨即便是唯物史观派学者翦伯赞也一再指出：在清代，中国的古典文献，无论经书、子书或史书，大部分经过了一番考证，对于各种史籍中的史实，凡有可疑的，无不探源索引，钩沉辑佚，考异正讹，纠谬质疑，使其本源大白，讹误自明，异说并陈，是非自见。⑩乾嘉学派“对于史学的贡献，也有不朽的劳绩，特别是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不过，他们的努力也就止于史料的整理而已。”“所谓乾嘉学派的史学，其全部内容，就是史料的考证与整理；而史料之考证与整理，又偏于文献学方面。”(11)一言以蔽之，“到清代，乾嘉学风盛行，研究整理古籍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主流。”(12)
　　总体而言，在整个传统学术的发展进程中，史撰和史考平行发展，并行不悖，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关系也还是比较协调的，没有出现分化的迹象。乾嘉时期史考学的过度膨胀，似乎只是少有的例外。

　二、“五四”以来历史学研究中的文献学取向
　　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强力冲击下，中国固有的学术格局趋于崩解，一种师法西方的新型学术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不过，在新旧杂处的过渡时期，清学传统仍显示出顽强的惯性力量，一度实现了与西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有效对接。因此，清学尤其是乾嘉之学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制导着民国以后的古典学术研究。在此情势之下，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胶合状态也就延续下来了。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历史学的文献学化。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史学、特别是“古史辨”派，是传统“文籍考订学”的现代版。
　　1919年，胡适在其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要做一部“可信的中国哲学史”，应采取以下几个步骤和方法：首先是史料工作。具体方法是：“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在完成这项史料整理工作后，开始进行更高层次的深入研究：先“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达到“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各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即“求因”，最后是对各家学说的价值进行评判。在“评判”问题上，胡适主张“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13)。

文献学范式曾经蔚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而大行其道。不过，它与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毕竟有所区别。历史学的对象是历史事实、历史真相、历史活动，是在已逝的时空中发生的人事变化；而文献学的对象是古籍，是作为历史活动产物的历史记载，而非历史活动本身。把历史研究归结为史料文献研究，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谬误。尽管历史的真相无法完全发现，但历史本体研究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不应当就此被排除和抛弃。对历史本身的关注和探索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历史学最终从属于对历史过程本身的探讨，整个历史学的最终目标在于推进对历史本身的认识。(28)就此而言，民国史学的主流派舍此而不由，可以说是不幸走入了偏锋。

　三、走向成熟：1980年代以后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流
　　然而，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胶合不分，产生了严重的流弊，或以考据为止境，以史料代史学；或贬低文献史料工作，讥之为钻故纸堆、雕虫末技，二者形成一种紧张关系。直至1980年代，文献学与历史学才真正实现分流自治。在新的格局之下，古籍整理空前活跃，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一度鼎盛；历史学则由社会史占主导，回归以人为中心、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正途。因此，二者呈现出一种良性发展的态势。
　　1949年以后，古籍文献整理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但地位已大不如前。它是作为文、史、哲诸学的末端和下层而存在的，处于边缘的位置。1958年，在“厚今薄古”的口号影响下，其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古典研究受到空前的蔑视和冷落。为扭转这种非常局面，1959年北京大学新设“古典文献专业”。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材，主要是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正如作为筹备人之一的翦伯赞所说：“这样一个专业的设置，可以说把整理古典文献工作提到了它应该受到的重视的地位”(29)。文献学开始逐步走上与历史学分途发展的道路。

其次，出版古籍的机构不断增加。以前的古籍出版工作几乎为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所独有。1980年代以来，一些省市的出版社也加入进来，古籍出版的力量日益壮大。像山东的齐鲁书社、湖南的岳麓书社、四川的巴蜀书社、安徽的黄山书社、陕西的三秦出版社、辽宁的辽沈书社等地方性出版社，都是古籍专业出版社。(33)出版社的增多、出版能力的增强，为古籍整理研究的成果输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最后，古籍整理研究的机构进一步扩充，专业人才不断增加。以往的古籍整理，基本上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状态，没有固定的组织。进入80年代后，高校系统内成立了20多个古籍所。这些古籍所初步形成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汇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古籍所还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大量中青年专业人才逐渐成长起来，缓解了以往青黄不接的局面，确保古籍整理后继有人。(34)人才培养成为高校古籍工作的重点内容。
　　可见，经过数十年的积聚，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已经逐渐走上了专业化、规范化的道路，它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独立学科。
　　古籍文献涵盖面甚广，不以史学为限，但古籍文献与史学研究的关系至密。“史实要靠史料来保存，古史的主要史料保存在古籍中，古籍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直接影响史料价值的高低，所以认真研究历史的人特别重视对古籍的认识和整理。”“整理古籍，无形中成为研究古史的一个先决问题，而且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35)众所周知，中国古籍以史书为大宗。1949-1988年间，出版古籍4511种，其中历史文献1338种，占三分之一以上。

民国年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所塑造的历史学尤其是他们引领的史料考订之学，完全可以归并到当下的“古籍整理”学科中来。也就是说，目前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专业所从事的“古籍整理”工作，以及与这种“古籍整理”相关度较高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年代学、史源学等等，曾是胡适、顾颉刚等人工作和成就的主体部分。他们的主要功业是传承古典学术，并以“历史的方法”从事文献年代的考订和相关史实的清理，煌煌七大册《古史辨》，是这一方面业绩的结晶和标志。(36)他们虽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
　　另一方面，就历史学本身的进展来看，与以往史学与史料学混合不分相异，1949年后史料学的独立意识日益觉醒。建国初顾颉刚就认同“史学该和史料学分开”的看法，(37)认为应当在“以书籍为主体”的传统考据学基础上“正式建立起史料学来”。而“史料学的目的，是从资料的来源和它的真确性以及作者的时代和他的环境等等问题来揭示出每一件资料的本质，认定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以便人们根据了这样的分析，进一步综合某一时代的资料而得着正确的历史知识”。(38)1954年，郑天挺在南开大学尝试开设“史料学”课程，注意区分“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39)他进而把“史料学”从“历史研究法”、“史学方法论”中明确独立出来。郑天挺认为，正因为史料不等于历史，史料学才得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因为需要对史料做大量的工作以服务于历史研究，史料学也需要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40)从历史学科中分化、剥离出来的史料学成为现代文献学之滥觞，并担当文献学的主力之一。

所以，作为一种研究传统的史料考订之学并没有熄灭，而是有了明确的学科归属，终于修成正果了。它与历史学分流，另起炉灶而为文献学一科。落户于文献学的史料考订之学已经独立化、专门化了，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价值理念和技术规范，拥有自己的领土，基本实现自治。文献学是一门工具学问，与文、史、哲诸科不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它涉及多个领域，很多学科都有文献整理研究这样一个基础层次。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不必依附于史学，或试图吞并史学，已经成为史学友好的邻居而不再相互攻伐了。这或许是史料考订之学的理想归宿。
　　同时，以历史本身为轴心的历史学探讨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与文献学的扎根传统相反，20世纪以来从梁启超发端的历史学大幅度移植了西学资源，尝试以进化论和文明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关注焦点在历史客体、历史进程本身，尤以社会史为大宗。这就塑造了一种新历史、新史学。唯物史观派跟随其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历史体系，注重对历史进程的宏观考察。1980年代以后复兴的社会史学更是以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为中心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人和人群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相互间的结构和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过程，大体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就社会结构而言，主要包括人口、家庭、宗族、社区、职业、阶级、社团、帮会、教派等；就社会生活而言，除了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之外，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社会生活，以及病态社会生活，如赌博、吸毒、娼妓、乞丐等。(41)近年来兴起的“新社会史”则对历史活动的精神心态层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目前社会史领域产生的大量专题成果涵盖了往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以追寻社会历史本身的面目为鹄的，其中弥漫着对实在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热切关注。可以说，社会史已成为当代历史学的主流。

总之，在现代学术分科的格局下，由于研究对象(历史活动/历史记载、书本/历史)的差异，文献学与历史学具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各有归宿，各得其所。文献学致力于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历史学则聚焦于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二者不再是争夺同一条河床的两股巨流，而是拥有了各自的生存空间。但这并不意味渊源甚深的历史学与文献学从此分道扬镳、互不往来，而是应当在学科分工独立的前提下谋求更深入、更高层次的联合和对话。这与前科学时代传统的混合状态不可同日而语。目前，文献学与历史学正缔结起一种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