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之政治制度，被明后期的很多学者推崇，欲“复三代之古”。在官制上，是世卿世禄制，将相的儿孙永远是将相，奴隶的儿孙永远是奴隶；礼法上，是周公姬旦所制的礼，孔子维护，墨子批判，其礼节之繁盛，晏子说几辈子也学不完；田制和赋税制度，是井田制，什一之税；经济上，是农本的自然经济为主；文化上，无论是中央国学还是地方乡学，均由政府开设，官府和学校没有划分，其特点是“政教合一”“学在官府”。到了东周，“周室衰，礼法堕”《前汉书·艺文志》于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篇》旧的制度已被破坏，新制度尚未确立，官职上，出现布衣将相，宁戚以牛饭而得仕于齐，百里奚以奴隶而仕于秦，分封制开始瓦解，春秋的士（文士和武士）开始跌入庶民阶级；礼制上，"礼崩乐坏"，周王室需到宋、鲁观礼（宋是商的后裔，鲁是周王的旧封）；田制和赋税制度上，商鞅开始“坏井田，开阡陌……王制遂灭。”孟子进言齐宣王，连什一之税都无法推行；经济上，商品经济萌生，吕不韦以大贾至卿相，弘高以商人却秦存郑，范蠡去政从商，于是“庶人之富者累巨万”；文化上，分封制瓦解，原来蚁附于礼乐制度的士阶层最先受到损害。本为贵族的孔子“为贫而仕”，而且“士竟于教”，文士通六艺，从贵族中分离游散于民间，他们以自己的喜好立说，私学的形式普及教育。自孔子始私学兴（有史可考的第一人是孔子），学术文化开始下移。这是诸子学术形成的背景与他们思想的凭籍。

于是在旧制度破坏殆尽，新制度无从确立的情形下。诸子思想开始产生，所以诸子的思想必然带有政治色彩，也就是说，诸子的思想很多是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就必然服务于统治者。有人鄙夷诸子认为他们为统治者服务，其实他们的主张必然只有统治者才能践行，可统治者即使再考虑下层庶民阶级的利益，还是更多地偏重尊者、贵者的利益，这就导致人们认为诸子是从贵族利益为出发点设立的政治思想格局，尤其是其中的等级观念和愚民政策。导致我们看待诸子学说必然牵扯到利益，也就有了毛主席所谓“所有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个人认为未必诸子本身为某个阶级说话，而是我们把他们政治主张所牵连到的利益做联想，而把他们的思想归入阶级，是否说宋趼的华山冠是维护平民利益，追求平等思想，而墨翟的明鬼、天治又是维护统治者利益呢？

司马谈分百家为儒、道、墨、法、名、阴阳六家，班固《艺文志》分百家多出杂、农、纵横、小说四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其实稗官野史没有发达之前，在思想上确实只有九家可以谈论，若论哲学上，就只有司马谈的六家而已。六家中，儒、墨在儒家独尊地位没有确立之前并称显学，最是发达，杨朱的学说没有归类，在孟子时期，士人“不从墨则从杨”，可见其影响之大，冯友兰认为杨子的为我思想是道家思想的起源之一，这个争论不一。之后只有儒、道两家流传最为广泛，成为中华哲学思想的主干。

子学在西汉逐渐衰亡了，秦汉时期子学受到了两个较大的打击，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有人认为秦始皇以后子学就不存在了，只有秦汉博士言经，确实经学在这个时期开始萌生发展，但诸子的学说并没有消亡，秦始皇焚书，“第烧民间之书，不烧官府之书，第禁私相授受，可诣博士受业”（崔适《史记探源》），李斯的本意只是禁止民间私学，以统一思想、言论，是愚民政策的极端表现。而秦虽坑儒，却有博士设立，如秦博士也是西汉第一个博士叔孙通，且汉初的政策是无为政策，道家思想依然存在，盖公教曹参以清静治天下，汲黯修黄老之术，治民主清静。当时各家的学说仍有承袭，贾谊明申商，晁错尝学申商刑名，韩安国受韩子杂说，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学官，为置博士。”“山东儒墨，皆聚江淮之间”（《盐铁论》，《晁错传》），可知墨家尚存。

所以，西汉初，诸子思想还存在，那子学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消亡，历来说法不一，按冯芝生认为，必然是董仲舒对策开始，导致“抑黜百家，独尊儒术”：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候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自董仲舒以后，子学基本灭亡，经学开始发展，其实汉武帝举贤良对策，立直言敢谏科是出于政治考虑，采纳董仲舒的意见也是为了巩固自己地位，加强皇权，这和西汉皇权、相权之间的冲突有极大联系，此处不加细论。

ps：冯友兰先生认为西方哲学分三阶段，上古，中古，近古，中国只有两个阶段，上古与中古，实则以西方框架架构中国经学、子学。本文旨在阐述，非立系统，故不法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