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斯泰福德·科贝特（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 1854-1922）英国军事理论家、也是广大历史学家所公认的英国最伟大的海洋战略家。1854年11月12日，生于英格兰萨里郡泰晤士迪顿。毕业于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1877年，被中殿法学协会授予律师资格。1882年前，一直从事法律工作。曾在牛津大学和皇家海军学院讲授历史课。后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历史部主任，从事海军历史研究。1917年，被封为爵士。1922年9月21日，在苏塞克斯郡斯托佩姆逝世。其有关战争史和海军学术方面的著作，主要论述16世纪末至19世纪初帆船舰队的战斗活动，赞同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和菲利普·霍华德·科洛姆的海权论观点，认为海军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并断言掌握制海权和控制海上交通线是取得胜利的条件；还提出一系列新的海上作战原则。主张在总决战前采取防御战略；对敌岸实施远距离封锁；以辅助兵力进行小型海上作战等。著有《德雷克的继承人》(1900)、《英国在地中海(1603～1713)》(1904)、《七年战争中的英国》(1907)、《特拉法尔加战役》(1910)、《海军战略的若干原则》(1911)和《世界大战中的海军作战史》(1920～1922) 。

1854年11月12 日, 朱利安·科贝特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富庶之家，后就读于英国三一学院和剑桥马尔博罗学院, 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一级法学学士学位，而这段求学生涯也为后来科贝特从事海军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后来的著述中，科贝特经常引用法律方面的专有名词来阐释战略原则的基本原理，其严谨细致的学术风格，也明显带有律师从历史实证中求结果的鲜明特点。除此之外， 科贝特所受的法律训练及其思维模式, 使他更加乐于与敌斗智, 而不愿与之斗勇。

1877年, 科贝特开始以英国海军史为主题，专门从事海军史和海洋战略方面的研究。1882年，科贝特正式开始致力于文史创作，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历史题材小说，而这段经历为其后来的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一手历史材料。1893年， 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劳顿牵头, 英国海军组建了! 海军纪录协会，, 并将朱利安·科贝特、约翰·科洛姆兄弟等当时英国一大批从事海军史研究的优秀人才招致麾下，负责编撰出版英国海军历史文件。

在英国海军纪录协会任职期间，劳顿和科洛姆的历史研究法、整体安全观以及对海陆联合作战的关注,，都对科贝特产生了重大影响。1898年, 科贝特出版了第一部引起轰动的历史著作《德雷克与都铎时代的海军》 ，1900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力作《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继承者》，这两部著作对英国海军历史中的海上战争和海陆联合作战都有极为精妙的论述和分析。科贝特着重强调了海陆联合作战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对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观点，即以马汉海权论为代表的海军中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主张应将海、陆两军融为一体，形成合力， 使其成为海洋国家推行对外战略的一柄利剑。与此同时，科贝特从分析英国皇家档案等一手历史材料入手，再从中提炼和总结海洋战略的原则和观点，他对马汉过于简化历史的分析曾予以严厉批评，认为马汉的著作是!完全缺乏历史依据的，（因此!马汉舰长的危险著作为了引人注意，而使得战略研究变得过于简化，这种情况必须严格加以避免。) 对此，马汉在回复劳顿的信中曾指出, ! 实际上，我漏掉了许多案例，而且我也承认忽略了细节,，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为我所得出的广博的结论提供资料支持。 由此可见，科贝特的治学态度比马汉更为严谨，其观点也更为理性, 更有说服力。

在相继完成《英国在地中海》 和《七年战争中的英国》等四部英国海军历史著作之后，科贝特对其在海军学院的讲稿《战略注释》进行多次修改，并于1911年出版了其最具影响力的传世之作《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科贝特的海洋战略思想主要集中于这本著作之中，而该书也使其跻身世界级战略学家的行列，其学术价值堪与马汉相匹。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对他的评价是，科贝特对海战理论的研究成果，使其跨入世界著名战争理论家的行列，并可与克劳塞维茨并驾齐驱。温斯顿·丘吉尔在对比科贝特与马汉的战略著作时，认为马汉的海权论是本标准的著作，而科贝特的著作则是最佳的论述,。

一战前，在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的邀请下，科贝特出任英国海军部的高级顾问，因此他的思想和观点往往直接进入并影响英国海军最高决策层， 对一战前后英国海军战略的制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 受时代条件的限制，科贝特的某些观点，如反对大力兴建主力舰，反对海军中心主义，以及主张采取战略防御的方式来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不仅与当时英国海军的主流观点相反， 而且也触动了海军某些集团的利益，因此在英国皇家海军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直到一战结束后这场争论仍未平息。由于海军内部的意见分歧， 再加上战略推行过程中的失当，科贝特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远征的失败，以及英国海军在1916年日德兰海战中初战失利, 使科贝特在英国遭到极大的非议，其晚年生活也过得很不愉快。1922年9月11日, 科贝特在一片质疑与争议声中辞世。

一战后，英国海军迅速衰落, 其舰队规模不断遭到削减。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签署之后，美国海军获得了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宣告英国海军一向引以为荣的《两强标准》和《一强标准》成为历史。二战结束之后, 英国更是沦为一个二等海军强国。英国海上霸主地位的丧失，也使科贝特的海洋战略思想在英国失去了用武之地，渐渐被人们淡忘。

然而，二战结束后，随着人类进入核时代，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海战的几率为零，而且有限战争理论也开始逐渐受到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推崇，科贝特的海洋战略理论开始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找到知音。正如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著名学者格劳夫( E ric J. Grove)在总结美国海军走向全球霸权的规律时所指出: 二战后，美国海军之所以会取得全球主导性的优势地位，是与其成功地向世界各大洋投送空中力量和两栖力量密不可分的，而这实际上正是对科贝特思想里程碑式的继承。

上世纪80年代末, 随着苏联海军威胁的日益降低，美国海军理论界开始掀起一轮研究热潮,，对以科贝特为代表的英国海洋战略思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88年, 美国海军学院再版了科贝特的《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将其与马汉的《海权论》同列为海军军官的经典必读书目。在前述那场题为《马汉还不够》的研讨会上, 美国海军的高级将领和理论家们普遍认为， 后冷战时代，处于战略转型期的美国海军正需要科贝特的战略理论作为其行动指南，因此! 当我们审视当前世界国际关系的新框架，并考虑海军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时, 通过重新审视科贝特对海军的认识，我们能够从中获益匪浅。对此, 西方有学者认为, !冷战的结束并未带来新的能够取代原来关于海军力量运用的战略或地缘政治理论，与之相反, 马汉和科贝特所阐释的关于海军战略的重要思想毫不费力适应了冷战后的战略环境。虽然国际形势的变化并没有推动海军思想达到创新式发展的全新领域，但也导致传统海军行动概念的平衡状态发生转变。 因此!尽管马汉仍然深受海军尊崇, 但他的思想及海权战略在今天的美国海洋战略中已趋式微。 鉴于马汉在美国海军中的特殊地位， 冷战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提出−马汉还不够的警语足以发人深省。

一战前以马汉的海权论为代表的海军攻势主义理论在西方军事思维中占据主流, 在那个以兵征天下、以武力图霸业的帝国主义时代, 科贝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海权的优势和劣势, 并根据海洋国家的基本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以有限战争为代表的慎战理论, 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卓绝的政治智慧, 而且也要有敢于挑战传统、正视非议的胆略和勇气, 因此科贝特不仅是一位超越其历史时代的伟大战略家, 而且也是一位无畏的勇者。与马汉军人身上所独有的英雄主义气质和浪漫主义情怀相比, 科贝特出身豪门, 属于文人学者, 其性情保守执著, 思想平衡稳健, 意境也更为深远。然而, 科贝特的非军方背景, 使其过于偏重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阐释海洋战略, 而缺乏对于技术因素(特别是空权的发展对海战模式所产生的冲击)的关注, 其海洋战略思想也不免带有抽象化和理想化的倾向。

科贝特对西方军事战略理论的发展所做出的意义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在于他开启了西方海洋战略理论研究的先河。从语意上来看海洋 (m aritime )的对应词是大陆 ( continental) , 因此在《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一书中, 科贝特在对比分析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大陆战争理论之后, 认为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国家也应有其独特的战争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 科贝特提出了一整套可与大陆战争学派相抗衡、与马汉的海权论又有所区别的海洋战略理论。

科贝特海权理论的基本原则与马汉有很大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1）国家的海上战略是为陆地事务服务的，任何海军战略在制订之时都应与它指向的陆地事务相联系。在具体运用方式上，海军与陆军必须紧密配合方是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2）海上有限战争是英国权势的根源，即利用强大海军对大陆进行边缘封锁，必要时派遣小规模登陆部队扭转战局。（3）制海权在绝大多数时间是处于争夺之中，绝对制海权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很少出现的现象。（4）保护海上交通线的畅通是拥有制海权的最终衡量标准，而消灭敌方主力舰队并非取得制海权的唯一条件和必然要求。（5）不认为兵力集中和舰队对决具有绝对的决定性意义。其具体内容阐述如下：

1.制海权及其实现方式
科贝特始终反对把海权的作用绝对化。他认识到马汉对于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过于相信海权的威力，完全忘记了在与强大的陆权国的战争中，海权的力量是多么有限。海权自身没有独立的意义，无论是消灭敌方主力舰队，还是将敌人封锁在港口之内，还是对商船队进行护航，其最终目标都是影响陆地事务。因为人们应该看到，海洋与陆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不同。人类无法征服海洋，因为领海之外的海洋不属于任何人，军队可以在敌陆上领土内活动，却无法在海洋上生存。因而，除了鱼类资源以外，公海对人类生活的唯一价值在于它的通道意义。因此，人类进行海上作战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占领海洋，而是为了获得和确保能够自由地利用海洋。